陜西97歲農民去世，國民黨總部從臺灣送來牌，上書4字民族之光

2007年6月，陜西涇陽縣一個叫雒仵村的土塬上，辦了場不尋常的喪事。

離世的是個97歲的老頭，一輩子在磚窯廠出苦力，窮得叮當響。

按理說，這種喪事，不過是鄉里鄉親幫襯著，吹打兩聲，入土為安。

可那天，小小的院子卻擠滿了人，甚至還來了不少城里人和掛著相機的記者。

最扎眼的，是靈堂正中掛著的一塊牌匾，據說是從海峽對岸的臺灣國民黨總部托人送來的。

黑底燙金大字，就四個字——“民族之光”。

這一下，村里人全懵了。

這個平日里沉默寡言、見人就低頭、靠著每月幾十塊錢過活的仵老漢，怎么就成了“民族之光”？

1938年那會兒的臺兒莊，已經不是戰場，而是名副其實的絞肉機。

日軍最精銳的板垣、磯谷兩個師團，武裝到牙齒，把臺兒莊圍得鐵桶一般。

炮彈像不要錢的鐵疙瘩，把西北角的城墻都給轟塌了。

鬼子順著那個缺口，黑壓壓地就往里灌。

守城的中國軍隊傷亡慘重，眼瞅著就要頂不住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時任國軍第30軍一個營長的仵德厚，接到了死命令。

他那年才28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

團長袁有德的話很簡單，組織敢死隊，從西門沖進去，把城里的鬼子給我打出去！

仵德厚沒廢話。他從全營里挑了40個精壯的西北漢子，人手一把雪亮的大刀，身上掛滿手榴彈。

出發前，沒什么豪言壯語，大家心里都跟明鏡似的，這就是一張單程票，有去無回。

那一夜的巷戰，根本不是電影里演的那樣。

街道太窄，拉槍栓都嫌慢，就是面對面的白刃肉搏。

仵德厚掄著大刀沖在最前頭，殺紅了眼。

炮彈把民房的墻炸塌了，他們就踩著碎磚爛瓦往前沖；子彈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彎了，就撿起地上的磚頭砸。

據僥幸活下來的老兵回憶，有時候雙方就隔著一堵墻，互相從墻洞里掏槍，或者把對方扔過來的手榴彈，撿起來再塞回去。

那一仗，仵德厚和他那幫弟兄，硬是憑著一股不要命的瘋勁，把不可一世的日軍精銳給頂了回去。

等到天亮，陣地是奪回來了，可仵德厚回頭一點人，心都涼了。

出發時的40個弟兄，最后只剩下他和另外兩個兵還能喘氣。

因為這一仗，他得了個“仵瘋子”的外號，也拿到了一枚國民政府頒發的“甲種一等嘉禾獎章”。

在那個民族危亡的時刻，這個陜西漢子，確實用命為國家流過血。

單看這段，那塊“民族之光”的牌匾，他擔得起。

1948年的太原，此時的仵德厚，已經是國民黨第30軍27師的少將副師長，算得上是位高權重。

解放戰爭已近尾聲，閻錫山困守太原孤城，負隅頑抗。

他的頂頭上司，第30軍軍長黃樵松，是個明白人。

他不忍心看著幾十萬軍民給閻錫山陪葬，也不想手底下的弟兄們白白送死，便秘密聯絡我方，決心率部起義。

為了這個絕密計劃，黃樵松找來了他最信任的兩個老部下商議，一個是27師師長戴炳南，另一個就是副師長仵德厚。

這都是從西北軍時期就一起在死人堆里打滾的過命兄弟。

但人性，有時候比戰場上的子彈還難預測。

當仵德厚和戴炳南得知老軍長的起義計劃后，兩個人商量了一整夜。

是跟著長官順應大勢，還是死守那個舊軍人腦子里根深蒂固的“軍人愚忠”？

最終的結果，是這兩個黃樵松一手提拔起來的心腹，轉身走進了閻錫山的司令部，告了密。

這一告密，直接捅了天大的簍子。

黃樵松軍長和我方派去談判的代表晉夫同志雙雙被捕，不久后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

本可以和平解放的太原，戰火又多燒了半年，數萬條性命，就這么白白葬送在了那場無謂的圍城戰里。

因為這個“功勞”，仵德厚被閻錫山提拔為師長。

但這頂用兄弟和烈士的鮮血染紅的烏紗帽，他并沒能戴幾天。

1949年4月，太原城破，他成了俘虜。

在戰犯管理所里，面對審訊，他還一臉不服氣，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我是軍人，服從命令是天職。”

從抗日名將到內戰罪人，從威風凜凜的少將師長到鐵窗之內的階下之囚，這落差，足以壓垮任何人。

仵德厚被判處了十年有期徒刑。

1959年，他刑滿釋放，但并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而是被安排到太原郊區的一家磚廠繼續勞動改造。

那雙曾經緊握勃朗寧手槍、揮舞抗日大刀的手，開始日復一日地搬運粗糙的紅磚。

這一搬，又是十六年。

直到1975年，毛主席簽發特赦令，釋放所有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

已經65歲的仵德厚，才終于拿到了那張回鄉的證明。

可當他步履蹣跚地回到闊別近三十年的陜西老家時，等待他的，只有幾間搖搖欲墜的破窯洞。

父親在他坐牢時就已去世，那個當年他為了打仗狠心拋下、獨自拉扯大孩子的發妻，也早已化作了一座孤墳。

從前的“仵將軍”徹底死了，活下來的，只有一個叫“仵老漢”的農民。

仿佛只有這樣，才能把那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都徹底埋葬。

他靠在村里的磚瓦廠賣力氣，換取每月38塊錢的微薄工資，忍受著村里人異樣的眼光，甚至有頑皮的孩童拿石頭丟他，他也從不辯解，只是默默地轉身走開。

晚年的仵德厚，把自己藏得很深。

但在無數個睡不著的夜晚，他會戴上兩副老花鏡，再加一個放大鏡，在日記本里，一遍遍地寫下臺兒莊戰役中那些犧牲戰友的名字，似乎生怕自己老糊涂了，會忘了他們。

直到2004年，香港鳳凰衛視的一檔節目找到了他，這位蟄伏了半個世紀的“最后一位臺兒莊敢死隊長”才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面對鏡頭，記者想讓他講講當年殺敵的英勇，這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卻只是擺擺手，淡淡地說，“幾千個弟兄都死在臺兒莊了，我算個啥英雄？

我只是個幸存者。”

他從未向政府要求過任何待遇和撫恤，他說自己有罪，能做個農民安度晚年，已經知足了。

他晚年最大的心愿，是看著村子十年九旱，鄉親們吃水困難，想帶頭集資給村里打口井。

可惜，因為錢總也湊不夠，直到他閉上眼睛那天，這口井也沒能打成。

2007年，仵德厚走了。

他給家人留下的，只有幾枚生了銹的勛章，和一張信紙，上面寫著，“不求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

他這一輩子，在民族大義面前是站直了的，卻在歷史潮流面前，實實在在地選錯了路。

他是抗日的英雄，也是內戰的罪人。

那塊“民族之光”的牌匾，肯定了他在外敵面前的鐵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