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史視野下的個人、社會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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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史研究是當下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西方書籍史名著，尤其是海外中國書籍史論著的譯本已有不少，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也頗具規模。所謂書籍史研究，嚴格地講，是上個世紀中后期興起的新書籍史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文獻學、版本學，也有別于以往的出版史、印刷史，而是轉向更廣闊的社會文化領域，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流傳等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的全面歷史。將這種新的視角和方法應用于以書籍為中心的歷史研究，無疑會帶來一番別開生面的景象。

作為一種新的學術范式，書籍史研究具有交叉性和開放性，正如1998年《書籍史》雜志創刊辭所說：“我們將忽略學科界限。雜志對學者和非學者開放，對歷史、文學、社會學、經濟史學、藝術、教育、古典文學、傳播學、新聞學、宗教和人類學學者開放，也對出版專業人士、藏書家和圖書館管理員開放。”瀏覽2025年出版的幾部中國書籍史專著，也會發現作者都是在各自學術領域找到與書籍史的交叉之處，借助書籍史研究的路徑而有所創獲。

書籍命運與個人命運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一書寫的是鄭振鐸——“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留守淪陷區上海的文化抗戰史”。在漫長的八年間，許多遷往內地的友人都曾責怪他為什么不離開。面對日軍的侵略暴行，鄭振鐸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報國途徑：“收異書于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于秦火魯壁之際。”作者吳真通過解讀當事人的回憶、不斷公開的私人書信日記以及敵我雙方的檔案，展現了當年身處黑暗之中的鄭振鐸與各方周旋、打斗，搶救保護文物古籍的戲劇性經歷。這是一場文化保衛戰，也是一部書籍劫難史。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吳 真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出版

作者原是研究古代戲曲文獻的專家，自然熟悉將說唱戲曲納入文學史、開創中國俗文學研究的鄭振鐸，但從書籍史和抗戰史的角度“深描”鄭振鐸，進而闡述“一個人與一群書以及一個時代”，卻是源自她偶然翻到的一本日本隨軍記者所寫《廣東戰后報告》。書中記錄了廣州各大學圖書被劫的情形。于是，追查戰時中國大學包括其母校中山大學被劫圖書，成了作者訪學日本時的“業余愛好”。一邊從事古代戲曲文獻研究，一邊追查中國被劫圖書的相關資料，這兩條線索最終聚焦在鄭振鐸的身上。

鄭振鐸寫過《劫中得書記》以及《燒書記》《售書記》《失書記》《求書日錄》《“廢紙”劫》等文章，留下眾多的書目、題跋、日記、書信，詳細記錄了侵略戰爭對于書籍的傷害。“一部書就是一個受害者”。鄭振鐸將“劫中書籍”作為主角，同時也呈現了個人在戰爭中的命運掙扎。燒書以逃死，售書以求生，搶救書籍以抗日，保全書籍以延續文化血脈。書籍的苦難也是人類的苦難，書籍命運與個人命運共沉浮。

鄭振鐸留守上海時期的書籍事業，正是書籍史和抗戰史交叉領域的珍貴素材，最能反映個人、書籍、戰爭三者之間的緊張關系。作者在掌握大量“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的基礎上，將鄭振鐸抗戰八年的“生命史”作為重點，采用一年一章的結構安排，依次八章，每章講述當年發生的一個核心事件，揭示“書籍流轉”背后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合作與博弈。

除了鄭振鐸當時的記錄、事后的回憶，作者還參照了同時代人的日記、年譜和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保存的檔案，查閱日本戰時檔案圖書，最終拼接出這場文化保衛戰的完整拼圖。這里有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甚至當時也不為當事人所知的隱秘歷史。如鄭振鐸周圍的友人、抗日救亡團體的“聚餐會”“文獻保護同志會”、上海和北平的書商以及日本文化間諜的種種活動。各方勢力之間明爭暗斗，明槍暗箭，有時甚至分不清是敵是友，正如京劇《三岔口》中所表演的“黑暗中的打斗”。古籍文物的搶救、守護、秘密運送、遇難被劫、追索舉證的離奇經歷，簡直可以拍攝一部驚心動魄的諜戰連續劇。

借鑒書籍史研究的視角，關注書籍背后的個人生命狀態，作者闡幽發微，不僅詳細描述了鄭振鐸留守上海時期的書籍事業，也生動再現了戰爭年代各色人等的群像，完成了一部書籍世界里的文化抗戰史。

焚書之人與好讀之人

書籍的劫難，也即作為歷史事件的書厄，除戰亂之外就要數焚書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眾所周知，鎮壓儒生、拒絕法家之外諸子百家之書的專制帝王形象，已在后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始皇好讀：帝業與人生的書籍史》一書則意在考察秦始皇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接觸到的書籍，并在其實施的種種政策中找到某些書籍的影響，從而糾正長期以來形成的偏見和誤解，重新認識這位頗受爭議的帝王。焚書之人也是好讀之人，中外古今皆是如此。

《始皇好讀：帝業與人生的書籍史》，[日]鶴間和幸 著，章瀟逸 譯，東方出版中心2025年出版

本書作者鶴間和幸的研究方向是秦漢帝國史，已出版的專著有《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的時代》《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和《始皇的地下宮殿：隱秘的埋葬品之真相》。在后一部書里，他推測秦始皇陵地宮隨葬品中，除了行政文書，也應該有許多書籍。《始皇好讀》一書，可謂由此猜想衍生出的續作。從書籍史的角度回顧秦始皇的一生，本書為理解這位千古一帝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借助《史記》的記載，作者首先區別了司馬遷的“讀書”與秦始皇的“見書”。所謂“見書”，相當于現代漢語的“看書”。而“觀看書本”，不僅是指采用默讀的方式，也包括觀看書籍的外觀。始皇時代的書籍統稱“簡牘”，有的是多枚單行書寫的竹簡或木簡編綴而成的，有的是在較寬的木片（牘）上多行書寫的。每枚簡上不會超過25個字，每枚牘上不會超過五行、每行不會超過22個字。當時的書籍是以“篇”（編綴成束的竹簡）為單位的，體量較大，字數卻不多。《史記》上說“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孤憤》大約57枚竹簡，《五蠹》大約160枚竹簡。無論是司馬遷還是秦始皇，讀的都不是后人整理的《韓非子》全本，而是這些由一束或多束竹簡構成的“單篇”之書。

秦始皇的一生可能接觸到哪些書籍，又是以何種方式閱讀它們呢？本書正文四章，按照其人生的不同階段，逐次予以考察。在青年秦王時期，他開始閱讀《商君書》《韓非子》，也熱心傾聽李斯之言，從中學習帝王之術。呂不韋死后，秦王親政，他熱衷閱讀《呂氏春秋》，尤其是《十二紀》，鉆研其中的軍事和外交策略。統一天下之后，他再次閱讀呂不韋之書，專注于帝國秩序的建構，并閱讀鄒衍《五德始終》之書，采納其“五行”和“大九州”學說，讓大一統的天下觀為己所用。步入晚年，他閱讀方士之書、卜筮之書，追求長生不老，同時也接觸老莊之書，意識到難免一死而關心陵墓的建造。秦始皇的閱讀傾向，隨著年齡增長而不斷變化。他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從書籍中獲得知識并應用到自己的政治實踐與人生之中。“好讀之書”的深刻影響，顯而易見。

本書的原名，直譯為《始皇帝愛讀的書：支持帝王的書籍之變遷》。正標題改為“始皇好讀”，據說是仿照“君子好逑”。而副標題改為“帝業與人生的書籍史”，則是因為在譯者看來：“書籍不僅支持了作為帝王的始皇成就帝業，也伴隨他作為個體的人走完了一生。而始皇所接觸、閱讀過的書籍，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知識體系。”在書名上直接出現“書籍史”三字，確實較原文更加突出了本書的主題和研究方法。

書籍之交與書香社會

“書籍之交”也稱“書籍社交”，指的是書籍的社交屬性及相關活動。幾年前，有一部譯著《以書會友：十八世紀的書籍社交》（[英]阿比蓋爾·威廉姆斯著，何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頗受國內讀書界的重視。那本書中所講述的，其實是在家庭聚會等活動中朗讀書籍成為流行的社交方式，以及這種“社交性閱讀”催生的書籍文本和形態的變化。《明清士大夫的“書籍之交”》一書所關注的“書籍之交”，則是所謂“非商業性的書籍交流”。相對于將書籍視為商品，中國傳統士大夫更愿意將其視為文化身份的象征，用于閱讀、收藏，也用于贈送、借閱、傳抄、交換。當年文人之間，這種社交性的書籍往還頗為常見。作者正是由此作為切入點，展開了明清書籍史的研究。

《明清士大夫的“書籍之交”》，張 升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從書籍史的角度入手，本書作者更新了既往的文獻學觀念，重新梳理和解讀了出版史、藏書史的原始資料，更加全面、準確地考量了明清書籍傳播的方式，進而探討了書籍交流對士大夫日常生活、治學傾向以及地方文化等方面的影響。

“書籍之交”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私家刻書的普及。私家刻書的普及帶來了私家藏板之普遍。傳統文獻學往往只關注藏書，而私家藏板、隨時印刷，為搜書之道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以成書相贈、出工本費索贈、自備紙張來印刷、賃板印刷，甚至出售板片等等。在作者看來，賃板印刷無疑展示了“書籍之交”的一個面向。

明清時期“書籍之交”最主要的方式是“以書為禮”。書籍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禮物在士大夫間相互贈送，以獲取名聲、增進交游。就大多數私家著述和刻書而言，書籍就是為了贈送而出版的。當然，士大夫在贈書時會考慮到收益和成本的平衡，也即好名與好利的平衡。求名的贈書者有時十分慷慨，有時也會婉拒不合情理的索贈。如何才能做到既合理又合情呢？《流通古書約》以及《古歡社約》等提供了一種互通有無的示范，即在對等的條件下可以互抄各自所缺的書籍。這些“流通之約”，明確顯示了藏書家之間“書籍之交”的通用途徑。

除了贈送和互抄，明清士大夫的“書籍之交”還有多種方式，包括購買、受贈、借閱、知見（臨時展示）等。本書作者借助大量書目、題跋、日記、書信、筆記、雜著，說明當年書籍流通的渠道還是比較通暢的。盡管我們經常讀到有關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多“藏而不借”的記載，“書籍之交”在一定范圍內仍是相當活躍與發達的。在熟悉的圈子內，書籍不但可以借閱，還可以贈送。再說，“書籍之交”并不只是針對藏書家而言，而是存在于社會的各個角落。“藏而不借”與“書籍之交”這一對矛盾，始終相伴著貫穿整個中國書籍流通史。

“書籍之交”自然是書籍背后人與人的交流。書籍的流通，拓展了士大夫的社交圈。社交圈有多大，獲取書籍的范圍就有多大。一個人的學問，往往取決于他能看到多少書；而他能看到多少書，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書籍之交”。此外，在士大夫的書籍社交圈中，由于閱讀經歷和范圍相近，大家很容易產生共同的學術興趣、治學傾向，以至于聚眾修書、結社聯詠，甚至形成“學術共同體”，導致某個學派的誕生。明清江南文化學術的區域化特點，乃至江南書香社會的構建，或許都可以從“書籍之交”的角度獲得新的闡釋。由此觀之，一部書籍史，確實就是一部“書籍的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