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這片紛爭不斷的土地上,有一個國家被廣泛認為擁有近百件核武器,卻幾十年如一日地對外宣稱:“我們不會成為中東第一個引入核武器的國家。”這種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姿態,使其成為國際核不擴散體系中一個特殊的存在——它,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核計劃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在建國初期強敵環伺的環境下,首任總理本-古里安便提出“國家安全不能依賴他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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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后,以色列與法國秘密合作,在內蓋夫沙漠的迪莫納建立了核反應堆。到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前夕,據信以色列已具備制造核裝置的能力。
但以色列從未進行過公開核試驗,其官方表態始終模棱兩可。這種被稱為“核模糊”的戰略,實則是精心計算的結果:
威懾作用:讓周邊敵對國家確信以色列擁有二次打擊能力,不敢輕易發動毀滅性攻擊;
避免制裁:不正式承認擁核,可規避《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簽約國的義務及可能招致的國際制裁;
維持美以關系:美國法律禁止援助核擴散國,模糊政策為美國繼續提供軍事援助保留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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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多次通過決議,要求以色列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并接受核查。以色列的反應異常強硬——不僅拒絕配合,甚至曾多次阻撓聯合國調查人員行動。
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86年。前迪莫納核設施技術員莫迪凱·范努努向英國媒體披露以色列核計劃細節后,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跨國實施了綁架。
此后,該國對“外部干涉”的敏感度急劇上升。2010年,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試圖調查以色列核設施時,調查組被禁止入境,相關提案也在美國等國的反對下無果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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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野蠻驅趕”的背后,是以色列對國家安全的極端化理解:核能力被視為最后生存保障,任何外部核查都被視作對國家根本利益的威脅。
面對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特別是美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美國的戰略庇護是以色列得以維持現狀的關鍵。自肯尼迪政府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雖對以色列核計劃有所關切,但最終都選擇了“不深究”的默認態度。
這種庇護基于多重考量:中東戰略支點的需要、國內強大的親以游說團體、以及將以色列作為地區制衡力量的戰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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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的選擇性沉默同樣值得玩味:俄羅斯更多關注伊朗核問題;英法在歷史與地緣政治中與以色列存在復雜聯系。
事實上,“束手無策”并非無力,而是大國在復雜地緣博弈中的權衡結果。2015年達成的伊朗核協議某種程度上轉移了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核問題的注意力——西方更關注阻止潛在擁核國,而對已事實擁核的以色列采取了務實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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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已持續半個多世紀。它既是一種戰略成功——在沒有正式承認的情況下實現了有效威懾;也是一個潛在風險源——刺激著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發展類似能力,并削弱了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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