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口買賣猖獗：IT青年被標價入詐騙園區

有個人口大國，每年都會有幾千萬人憑空消失，

這些人不是死于戰爭，不是死于瘟疫，也不是死于自然災害，

而是被當成商品貼上價簽，像牲口一樣被買賣，

流向妓院、黑工廠、家庭奴役甚至器官黑市。

將人徹底變成了賺錢的工具。

這個國家就是印度。

現在都21世紀了，你敢信印度還保留著很多離譜的舊習俗，

印度到現在還保留著殉葬、童婚、換嫁妝等舊習俗。

僅疫情封城期間，官方光是處理童婚案件就高達5584件，

更別說還有很多根本就沒有被外界知道，童婚數量可見有多多。

除此之外，印度還存在賣女兒、用女兒換彩禮的事。

很多窮苦人家會為了減少家庭負擔還能得到一筆錢，

會選擇早早把十幾歲的女兒嫁出去。

本來這些女性的生存壓力就很大了，人販子也是與時俱進，

撒謊說能帶他們掙大錢，許諾他們高薪，甚至偽裝成婚介答應他們介紹有錢老公，

這么一來，都不用人販子動手就能帶走一大批人。騙不走的就直接下藥帶走。

而誘騙、運輸、轉賣到最后的消費，每個環節都有專業的分工和渠道。

這些中最輕的就是強迫勞動、性剝削或者家庭奴役，

更黑暗的還有器官犯罪與兒童性剝削行業就。

器官交易往往隱藏在“醫療需求”“貧困賣腎”“跨境配型”等敘事背后，

受害者既可能是被拐賣者，也可能是被債務與貧困逼到絕境的人。

兒童性剝削則更依賴隱蔽空間與沉默機制，

一旦被控制，受害者不僅失去身體自由，也失去發聲資格。

正因如此，很多統計只能捕捉到被發現與被報案的那一小部分。

印度的北方邦、比哈爾邦與安得拉邦被稱為人口販賣的“金三角”，

尤其把首都德里視作高需求與高流轉的節點。

疫情之后，“兒童販賣案件暴漲，

新德里一地在疫情后與封鎖相關的社會沖擊中，涉及兒童販運的案件出現了約68%的上升；

而在另一些公開數據，德里在2025年的童工救助數量同比也出現顯著增。

這些孩子被帶去哪里？

很大一部分的兒童被迫參與勞動，酒店后廚、長途貨車、服裝廠流水線、化妝品黑作坊，

甚至五歲的孩子也被迫參與高強度勞動。

最諷刺的是，印度雖然制定了嚴苛的法律但是真正判刑的寥寥無幾。

印度法律規定在印度反販運與相關犯罪，最高最高能判十年但問題常出在執行鏈條。

當定罪率低、案件容易被“降格處理”，犯罪收益就會遠大于風險。

更令人寒冷的是司法場景里的“二次傷害”，

法庭上不圍繞犯罪事實發問，而反復盤問受害者穿什么、為什么夜晚出門、是不是“行為不檢點”。

在這樣的氛圍里，站出來指證并不只是勇氣問題，

而是要付出極高的社會成本與現實風險。

一旦受害者被迫沉默，產業鏈就得到最重要的保護層。

當一個國家內部的漏洞長期存在，罪惡往往不會停留在國境線以內，

它會像商業網絡一樣向外擴展。

尼泊爾女性被拐賣到印度紅燈區的敘事就是典型案例，

人販子專門在尼泊爾遭遇地震、洪水等災害時，偽裝成救援志愿者進入災區，

以“幫助年輕女孩”為名實施誘騙，轉手把人賣入性剝削場所。

每年約有一萬到一萬五千名尼泊爾婦女和女孩被販運到印度。

這些女孩一晚上要接待六個客人以上，還拿不到一分錢。

不僅有“進口”，也有“出口”，而且出口的形態會更貼近全球移民與教育產業的灰色交界。

2022年1月在加拿大與美國邊境發生了一起悲劇，

39歲的印度男子賈格迪什·帕特爾與妻子、兩個孩子在極端低溫的暴風雪中凍死，距離美國邊境僅十幾米。

據調查他們支付了近50萬元人民幣的人蛇費，

為了從加拿大偷渡進入美國，結果連邊都沒摸到。

那也有一個疑問，他都能掏出這么多錢，

為什么不在本國好好生活，為什么一定要去美國？

順著這條線索，印度的執法部門與金融執法機構確實展開過調查。

印度執法局（ED）的公開通報與印度媒體報道提到，

案件背后涉及以“教育中介”為外衣的超大型交易中介，

通過偽造申請材料、包裝背景、利用學校退費機制，把大量人送進加拿大，

再在落地后組織“人間蒸發”式的偷渡準備；

同時，調查還提到某些合作協議網絡的規模，

在一條線索中，相關實體與112所加拿大學院存在合作協議，

另一條線索中則超過150所。

海外教育行業媒體也據此報道，有超過260所高等教育機構被卷入相關調查。(

這些所謂的教育中介怎么做的呢，先是在印度一些偏遠貧窮的地區宣傳自己，

吹噓出國讀書就能有一個體面工作，總之吹的天花亂墜，

然后就開始收取高額的服務費，緊接著就開始偽造假的申請資料，

什么學歷證明、資金流水、語言成績，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們辦不到的，

一個什么都不會的農民都能包裝成名牌大學畢業的優秀畢業生。

而且這些人和加拿大那邊的高校都有合作，

在審核的時候這些有問題的證件也會放行，

這些人也就順利拿到了學生簽證，之后就能順利來到加拿大。

但是之后才是最關鍵的一點，先要入學就必須要先繳納學費，

不過他們繳納學費之后也不會去上課，而是人一到加拿大就人間蒸發，

直接就被轉運到美國和加拿大邊境地區的偷渡點，

加拿大大學還有個特點就是這筆學費是可以退的，

這些人就會鉆這個漏洞將錢再拿回來。

這里邊要是沒有學校配合誰信，大批留學生失蹤，不上報移民局，

交了錢卻不來報道，學校怎么可能不知道，這里邊誰信沒有貓膩。

而且之前人販子的主要目標就是婦女兒童，但是現在人販子也在進步，

他們不僅拐賣婦女兒童，還將目標對準了更有“變現能力”的群體。

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后，印緬邊境出現一種新型的人口販賣，

專門忽悠IT技術人員。

犯罪團伙在社交媒體上投放“泰國數據錄入員”的招聘廣告，

開出5000到8000美元的月薪，誘使年輕人通過中介辦簽證赴泰，

落地后卻被轉運到泰緬邊境美索，再被迫渡過莫伊河進入妙瓦底一帶的園區。

在這里護照沒收、手機上繳、強迫從事電信詐騙與網絡欺詐，

每天工作超過16小時、完不成業績遭毆打與電擊、女性受害者遭性侵。

路透社在2025年3月報道印度已從緬甸、泰國等地遣返約283名被誘騙進入詐騙中心的公民；

這類行動通常需要多國協作與集中轉運，說明受害者規模與處置成本都已不可忽視。

當傳統的拐賣、跨境走私與“園區化”的強迫勞動并行存在，

問題就會回到一個更難回答的追問，

為什么印度會被一些人視作新的“人口販賣中心”。

大致有三個原因。

第一，女性缺口與婚配壓力。

在性別不平等與偏好導致的結構性問題下，

一些地區的婚配市場會把女性當作稀缺資源，

催生“買賣婚姻”“跨邦新娘”等灰色需求。

第二，基層治理與社會結構的縱容。

男權壓迫、種姓壓迫與地方權力結構交織，

可能讓地方政府對灰色產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再加上印度政府執法不嚴，犯罪成本低，

會在無形中讓更多的人鋌而走險。

第三，疫情后的經濟蕭條與失業。

失業、流動人口、城市地下經濟與暴力犯罪的上行往往相互強化，

而犯罪網絡正是利用這種混亂，把“招工、婚介、留學、外派”包裝成入口。

如果根本問題一天不除，人口販賣的悲劇就很難收拾；

下一個十年，這片南亞次大陸還會發生多少人間慘劇，

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夢想破滅的IT青年，他們的命運會飄向何方。

真正能改變的，往往不是一句“嚴打”口號，

而是讓受害者敢報案、能被保護、愿意出庭，能在法律與社會層面重新獲得“作為人”的位置。

同時讓規則的漏洞無法被中介輕易套利，讓跨境協作能追到資金流與組織者，

否則，人口黑市就會繼續以更“先進”的方式生長，

把每一次災害、每一次失業潮、每一次信息不對稱，都變成下一批受害者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