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了，“社區自治金”激活居民自治熱情了嗎？

這幾年每到年底，上海不少街鎮都要專門開一個會，評審一筆筆一兩萬的錢，花得值不值。

這筆錢叫社區自治金。有些地區也有別的叫法，但內核是一樣的，希望以政府出資的一筆小錢，撬動社區自治，最終實現居民也出一點，社會也出一點，把小事辦成、辦好。

其實上海推動社區自治金的工作已經有些年頭了。從時間線上看，最早在2011年起，浦東新區陸家嘴街道首創了這一做法。

到2016年，根據當時的市委一號課題精神要求，浦東開始率先在全區范圍推廣居民自治金項目，上海其他中心城區、郊區也陸續以此為抓手，鼓勵居民自治。

眾所周知，自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10年前記者采訪一位復旦大學研究社會治理的專家時，他就提出觀點，讓居民參與難，讓居民發起更難，最難的是讓居民自己掏腰包。

直到今天，這個觀點依舊不過時，在社區自治金實踐和推廣的10多年里，人們已經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2025年尾，上海各地的社區自治金評審會上，還是出現了一些新氣象。

我們看到的是，當自治的概念在黨建引領下，在基層行政部門引導下，以各具特色的面貌呈現，一些真正具有生命力和解釋力的自治故事產生了。

它們符合、甚至超越我們對一個理想的社區共同體的想象，有著令人會心一笑的力量。

當然，絕大多數的現象是向好的，也有一些情況值得重視和糾正。

社區開始不怕麻煩

在過去一年里，上海有的社區改造了涼亭、步道，翻整了小花園。有的社區加裝了充電棚，人們不再往樓道里停放電瓶車。也有的社區創建了“一老一小”友好的品牌活動，修正了一些養寵的陋習。

你可能會說，“這本就是社區的常規工作。”

沒錯，上海持續對房齡超過20年的老舊社區進行整新，各區每年都將一些社區納入當年的改造目錄里，硬件換新顏。服務居民、舉辦活動也涵蓋在社區本身的職能里。為什么還要社區自治金呢？

那你可能不知道，發生在楊浦區控江路2026弄里的“一老一小”互助項目，是居民自發開展、自愿參與的。

閔行區景舒苑一村“元老級”的紫藤架長廊，趕在傾斜坍塌風險之前，由黨建引領，社區黨員居民共同組成項目施工監督小分隊，不僅在設計上出主意，還輪流監工“打卡”。

浦東新區長島路居民區的寵物公廁，是居民開會商定，并在小區內挖掘能人來建設的。物業和居民也紛紛拿出錢來，給公廁做了門禁鑰匙、寵物標牌。

這些例子與傳統意義上政府主導的建設和治理區別在哪里？就在居民扮演的角色。

不少基層干部吐槽，過去總是“干部干，群眾看”。社區干部一年忙到頭，活兒做了不少，牢騷也“收獲”了不少。

社區自治金項目不同。它的設立初衷就要求，這筆錢必須花在居民的自治上。大家通過協商議事，敲定一個共同的關切，然后再從居民、周邊社會單位里尋找各種資源、資金，最終把事做成，從根源上消解了居民“旁觀者”的立場。

不過好事往往不好干。

上海市社會建設研究會副會長羅新忠這些年參加了市里許多自治金項目的指導和評審工作。他告訴記者，前些年，不少社區都把這筆小錢花在改造硬件上了，這里砌一個花壇，那里添一排座椅。“一錘子買賣，社區干部也省事，社區里增加了新的公共設施，居民總歸也高興。”

但這就形成了“目標替代”。“一件事，一開始的目標是這樣，最后卻被大家集體辦成了那樣。那這筆錢就失去意義了。”羅新忠說。

為了杜絕這種現象，浦東在2024年還專門發布了一個《關于加強自治金項目管理的實施意見》升級版，明確要求自治金不能用在類似購買水泥、黃沙的行為上，不能搞工程類建設。也明確了自治金不能用在娛樂化、慈善化的項目中去。

這也就指向了過去幾年里，自治金項目存在的另一個問題。一些社區為了省事，就搞一些集體活動，給志愿者發發福利，給參與的居民買點小禮品。可自治體現在哪兒呢？或者說，自治帶來的社區變化在哪兒呢？目前來看，在一些區，這也是不被允許的。

于是，又出現了有些社區干部不愿意申領這筆自治金的情況。記者從幾位居民區書記那里了解到，自治金項目是不強制的，盡管在一些區里，它與大家的年底考核有一定的關系，但社區與社區之間還是存在“旱澇不均“的問題。

有的社區，一年申請三四個項目，有的社區，一個也不申請。因為這筆錢雖然數額不大，但是要花出去不容易。

“你得拉著居民開會商量吧？定下來項目還得引導居民一起找資源吧？過程中遇到瓶頸和矛盾還要協商化解，用的每一筆錢小到一個螺絲釘，還要開具發票確保財務規范，總之相當于在原來工作基礎上增加了一件事，比較麻煩。”一位社區干部直言不諱。

但從去年的情況看，似乎越來越多的社區開始不怕麻煩。

景舒苑一村為了紫藤架改造召開居民議事會。

紫藤架改造后效果。

找到那個支點

2025年底，記者參加了幾場浦東的自治金項目評審會。上百個項目里，其中3個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3個項目互為補充，也勾勒出了社區與自治金之間的耦合關系。

一個發生在蔡路社區。這是一個被稱為毛巾之鄉的地方。4棟樓里住著60多戶曾經東海毛巾廠的職工。這樣的社區受限于規模體量、地理區位，長期沒有物業接手。

無物業帶來的最大困境倒不是物業服務的問題，而是不能申請公共電表，進而不能裝樓道燈。許多居民就這樣摸黑過了40年。2025年的自治金項目，大家共議：“就申報這個（裝樓道燈）。”

另一個項目在勝利居民區。這是一個生長在工業園區里的老舊住宅，由于社區公共空間少，帶孫輩的老人多，經過居民協商，2025年的自治金項目，居民區申報了一座小型兒童樂園。

勝利居民區增設兒童樂園。杜晨薇 攝

第三個項目是慶東居委設立的“金管家”團隊。轄區內的海灣新城小區剛剛經歷了物業的提價。為了確保物業服務不打折扣，由退休干部、熱心業主等組成的“金管家”共同擔起監督者的重任。

蔡路居民區書記蔡勇告訴記者，自治金就像是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必須找準、找到居民的痛點上，然后居民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就會拿出讓人意想不到的資源力量，且愿意為了維護建設的成果，付出長期的努力。

這個過程一開始是艱難的，尤其對于社區干部來說，得撲精力和智慧上去，為大家搭建協商的平臺，還要及時發現一些“卡殼”的關鍵問題，主動找到街鎮、共建單位想辦法，甚至也要去跟周邊企業商戶“化緣”。

可一旦破了冰，整個集體的受益很可能超出預期。

“毛巾之鄉”的項目立項后，社區干部找到鎮里，幫助社區解決了電表的問題。社區又牽頭召開4次黨員座談、3次居民議事，一一破解燈具選擇、安裝位置的分歧。

最終，老百姓商定不僅裝樓道燈，還要裝監控，并做一些符合毛巾廠文化情懷的墻繪。4.5萬元的自治金不夠，居民就一家再出50元，居民區又請周邊共建單位出了一些。

勝利居民區的兒童樂園一開始沒地方建。社區就主動找到旁邊一片隸屬于合慶工業園區公司的封閉式綠地。最終經過與園區公司的協商，對方同意安裝兒童樂園，并主動做起了“共建者”。

“金管家”團隊成立以后，參與的居民自己排班巡邏監管，推動物業賬本公開，最后不僅把物業服務的評分提上來了，物業費收繳率也從2024年的71%上升到2025年的90%以上。

這3個項目，一個暗含著居民從“人”參與到“錢”參與的底層邏輯，一個從社區動議走向社會共建，一個讓自治金體現長尾效應，可以說，都指向了自治的根本目的——讓社區真正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

浦東新區長島路居民區書記李秀勤告訴記者，這兩年，她最愛做的就是推動自治金項目。“我們把讓居民‘發聲’，并‘發動’愿意貢獻力量的人這前兩步做好了，老百姓自己就會‘發光’了。”

前兩年，李秀勤申報了一個“海棠巷”自治金項目，2萬元自治金投入后，又撬動物業追加 12 萬元注入項目，用來鋪防滑磚、裝景觀燈、擺休閑椅，讓一條“問題巷”變身“網紅巷”。現在，社區里的志愿者阿姨們每周都自發組織起來撿垃圾、護綠化，一個擅長種花的阿姨還負責制定每個季節的種植計劃。旁邊有一個幸福園，利用自治金完成了基本的整修后，居民又眾籌裝了靠背椅、帳篷，現在每逢節假日，就有一群老百姓自發組織起來到園子里拉歌。

幸福園改造前后。

為更理性的集體決策賦能

在上海，社區自治金的多少沒有標準，往往取決于各街鎮自己的經濟實力，以及對推動自治這項工作的重視程度。

記者發現，有的社區有封頂8、9萬的預算，如果按照一個項目2萬元的話，至少可以申請4個項目。有的街道給社區的支持分攤到每個項目上約在幾千元。但這似乎并不影響項目的推進。這兩年在市中心和郊區，都有一些案例，用為數不多的自治金，最后引來十多萬元的社會資金或者眾籌資金。

某種意義上來說，在自治金的敘事框架里，這筆錢本身已經開始變得不那么重要。一件大家都認為重要的事情，是不會因為這筆錢的或多或少而耽擱的。

羅新忠說，這也就真正回歸到自治金的“優值品屬性”：“政府通過補貼或引導參與的方式干預，幫助積累社區社會資本、強化共同體意識、降低基層治理成本，最終提升了社會的整體福利。”

不過，透過一個個社區的自治金項目，我們更該看到的，是上海社區的復雜性。在一些街鎮，居民迫切要解決的仍是基礎設施建設和修繕問題，自治金雖然不多，起到的卻是補短板的珍貴作用。

還有一些街鎮，普遍集聚了商品房住宅或高檔住宅，社區更多需要透過自治金來提升軟性服務的能力、挖掘組建興趣社團。

這就需要我們在政策制定上，更體現分層分類。對于一些基礎力量薄弱的社區，通過自治金項目所發現的民生問題，有沒有可能得到上級單位的重點關注，并相應導入其他疊加政策。對于一些居民參與度長期較低的社區，能否通過專業力量的介入，給予技術操作上的引導。

就目前來看，個別街鎮還存在撒胡椒面式的自治金發放方式，這就導致了做好做差一個樣。更深層次地，會導致一些基層干部混淆自治金的真正內涵，不利于培養基層干部激活一線自治的能力和本領。

羅新忠還提醒，社區因受限于資源、認知，有時也難免做出一些不太合理的集體決策，導致自治金項目“爛尾”。

此前，某個老舊社區的自治金項目在小區門口設計了一面墻的立體綠化，最終卻因后續的維保困難很快枯死。還有個別項目因建設主體系居民集體，物業認為無責任維護，居民自身又無能力養護，最后也不了了之。

“這些也需要我們在探索過程中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不斷找到集體決策的更優解。”羅新忠說。

此外，也有一些社區干部提出，目前自治金的使用，在手勢上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有些區域在審計過程中，手勢比較緊，“哪怕開會時候提供的礦泉水也不一定符合規定，有時候寧可花居委會的工作經費，也懶得去報銷這筆錢。”有些則比較寬松，但易造成后續的財務隱患。記者了解到，過去幾年里，個別區域也因自治金的使用不當，帶來一定的廉政風險。

新的一年，即將有一批新的自治金項目，在黨建引領下，在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誕生。不論它的過程將遭遇怎樣的挑戰，每個參與者仍將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靠近共同的治理目標，并真切體會到“人人都有序參與治理”帶來的社會成果。

這恐怕也是一項制度久久為功的意義所在。

來源 | 解放日報

作者 | 杜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