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突襲式的行動,沒有事先通報,沒有盟友知會,甚至連企業本身都幾乎沒有準備時間。但他沒料到的是,這一記快刀帶來的結果,反而讓荷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如今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個月,荷蘭人終于反應過來問題出在哪里,于是在議會上紛紛將矛頭指向卡雷曼斯,如他們所說,如果提前打好招呼,中國真的不會生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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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曼斯后來在議會的質詢中反復強調一個詞:“別無選擇”。他描繪了一個緊迫的場景:如果不果斷行動,安世的知識產權、設備和關鍵人員可能迅速流失。
這家總部設在荷蘭奈梅亨的企業,約七成封裝與分銷業務在中國進行。在海牙官員眼中,這種“身在荷蘭、心在中國”的架構本身就充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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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企業法庭的一紙裁定,讓事態進一步升溫。法院暫停了安世時任首席執行官的職務,并將母公司的投票權交由獨立管理人代行。
這個判決的速度快得連卡雷曼斯自己都有些意外——按他過去的經驗,走完這套司法程序怎么也得折騰好幾周,可這次幾乎是秒速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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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行政的雙重力量疊加,政府的臨時干預效果瞬間被強化。但這種“快準狠”的操作方式,恰恰成為后來爭議的核心。議員們質疑的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手段的粗糙。
綠黨/工黨聯盟和D66黨團指出,類似行動應該追求“可預見、可溝通、低風險”,而不是像地痞打架一樣突然掀桌子。Volt黨團的一位議員說得更直白:“你不能單槍匹馬跟中國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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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2月初到年底,荷蘭議會下院多次就安世事件舉行質詢會。會議室里的氣氛微妙,各黨派議員看似立場不同,但逐漸形成了一個跨黨派的共識:必要的安全審查,完全可以用更巧妙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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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議員幾乎是戳著卡雷曼斯的鼻子批評,認為他辦事太“業余”、太“難看”。右派議員則換了個角度,強調跟中國有矛盾可以,矛盾也是能談的、能控制的,但你連最基本的溝通都沒有就直接動手,“這不叫強硬,這叫冒犯”。
基督教聯盟與基民盟同樣提出,這種臨時性、強制性的手段應該有更充分的預案與前置評估,不能總是“事后滅火”,他們要求政府提交詳細的情報依據和風險判斷報告。政府事后確實向議會遞交了多份信函與閉門簡報,但許多關鍵細節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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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保密與透明”之間的張力,恰恰是民主制度在處理安全議題時的經典困境。你說要保密,議員說你獨斷專行;你說要透明,情報部門說會打草驚蛇。
卡雷曼斯的辯解邏輯也正建立在這個矛盾之上:他怕走漏風聲,怕消息提前傳到北京耳朵里導致資產加速轉移,所以寧可承擔事后被質疑的風險,也要搶在對方反應之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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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議員們顯然不買賬,他們認為,即便要保密,也應該有“密件通報、盟友知情、企業最小化披露”這樣的緩沖機制。事實上,進入11月后,隨著雙方接觸增多、部分限制有所放寬,海牙方面宣布“暫停執行接管令”,稱之為“善意姿態”。
這恰恰從反面證明了“對話—讓步—監控”這一路徑的可操作性。既然最后還是要談,為什么一開始不能先談?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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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更微妙的因素,在議會辯論中若隱若現。根據法院材料和多家媒體報道,美國曾在去年年中向荷蘭發出預警:若不調整安世的公司治理與管理層,相關實體清單政策可能外溢波及該公司。
卡雷曼斯堅決否認“受美方指令”,稱決定完全出于荷蘭的獨立判斷,但客觀上,外部壓力與國內的安全考量交織在一起,無疑放大了這次“快刀斬亂麻”行動所面臨的政治風險,這讓整件事的性質變得復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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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這是荷蘭為了保護本國產業而采取的主權行為,往深了看,華盛頓的影子始終在背后晃動。歐洲汽車制造商協會和美國汽車聯盟相繼發出警告:若供應受阻數周,生產線就會告急。這已經不是抽象的地緣政治博弈,而是倉庫里實實在在的庫存周轉天數問題。
對德國車企來說,他們成了這場大國角力中最無辜的“炮灰”,安世生產的功率半導體雖然屬于“常規產品”,卻是“不可替代的常規產品”。替代供應商的認證周期至少需要數月,而庫存的安全閾值往往只有幾周,這種結構性的脆弱,讓任何突發的政治干預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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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辯論進行到后半段,畫風突然變了,一位議員提出了一個更實際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法律工具,夠不夠用?下次再碰到這種事,怎么才能搶得更‘漂亮’一點?”這句話像一道閃電,照亮了荷蘭政壇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
爭論的焦點不再是“該不該搶”,而是“怎么搶得更名正言順”。技術細節成了核心關切:如何在不引發外交危機的前提下,達到同樣的干預效果?卡雷曼斯立刻接過話茬,表示完全同意擴大政府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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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將投資審查與叫停權的適用范圍延伸至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敏感領域,賦予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部分議員呼應說,應該建立“預警—磋商—干預”的分級流程,引入“供應鏈影響評估”硬指標,量化對汽車、工業電子等行業的替代周期與庫存閾值。
聽起來很技術化,很專業化,但本質上是在把粗暴的干預包裝成合法的程序。今天發生在安世身上的故事,根本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一個開始。一場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圍獵,正在制度化、常態化地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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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個月,聞泰科技將就企業法庭的裁定繼續向荷蘭最高法院上訴,圍繞公司控制權的司法博弈尚未結束。中方要求荷蘭“糾正錯誤”的基調并未放緩,表明談判仍有反復空間。政策、司法、外交與產業的多重線條,將在2026年繼續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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