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42年的延安，那時候的黃土高原上風沙正大。
在一個陳設簡單的窯洞里，毛澤東手里夾著煙卷，看著坐在他對面的那個東北漢子，突然拋出了一個讓常人想都不敢想的提議。
主席的意思很明確，問他想不想加入黨組織，順便再在這個組織里擔任個一官半職，也好正兒八經地開展工作。
這要換了旁人，面對這樣一份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沉甸甸的信任，恐怕早就激動得不知道手往哪放了。
可眼前這個漢子呢？
他接下來的反應，直接讓屋里的空氣都凝固了幾秒。
他非但沒有順坡下驢，反而把那顆倔強的腦袋搖得像個撥浪鼓，嘴里蹦出來的詞兒，更是一個比一個生硬。
他把自己比作是一匹不知天高地厚的“野馬”，說要是給他套上韁繩，不僅他自己難受，沒準還得把馬槽子給踢翻了，到時候反而給組織添亂。
敢在那個年代，當著毛主席的面，把入黨做官的機會比作“套韁繩”，還自稱“野馬”拒不接受的，翻遍整個延安的文藝界，也就只有蕭軍這么一號人物了。
這人到底是有多大的才氣，能讓毛主席對他如此包容？
這倆人之間，又有著怎樣一段讓后人看來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交情？
01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還得把時間軸往回撥一撥，回到1938年那個春天。
那時候的延安，是無數熱血青年心里的圣地，每天都有背著鋪蓋卷、滿懷理想的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往這山溝溝里鉆。
蕭軍也是這時候來的，但他跟別人不太一樣。
別人是沖著“革命圣地”來的，他是路過。
這哥們兒當時心里頭憋著一股勁，要去五臺山打游擊，想拿著槍桿子跟日本人真刀真槍地干一仗。
畢竟他是東北講武堂出來的，骨子里流著武人的血，覺得自己光拿筆桿子不過癮。
到了延安，他住進了招待所，本來打算歇歇腳就走，結果好巧不巧，碰上了老熟人丁玲。
丁玲那時候在延安已經是個紅人了，一看蕭軍來了，那叫一個喜出望外，轉頭就把這消息匯報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一聽“蕭軍”這兩個字，那反應可不一般。
要知道，蕭軍那是魯迅先生的親傳弟子，是“東北作家群”的領軍人物，他在文壇上的分量，那可是響當當的。
在毛澤東心里，魯迅就是現代中國的“圣人”，魯迅的弟子來了，那簡直就是送上門的一支“文化鐵軍”。
主席當下就派了秘書去招待所，說要見見這位大作家。
按理說，到了人家的地盤，主人又是赫赫有名的領袖，發出了邀請，怎么著也得給個面子吧？
可蕭軍這“野馬”的脾氣，在這個時候就顯露無疑了。
他跟秘書擺擺手，說自己就是個過路的，馬上就要去前線打仗了，主席公務那么繁忙，就不去打擾了。
這話聽著客氣，其實骨子里就是一股傲氣：我沒打算見，你也別客氣。
這也就是在延安，也就是毛澤東，換個地方，這事兒估計就沒下文了。
丁玲聽說了這事兒，急得直跺腳，跑去數落蕭軍，說你也太不懂事了，既然來了，怎么能不見見毛主席呢？
在朋友的軟磨硬泡下，蕭軍才勉強松了口，說行吧，那就見見。
可還沒等蕭軍想好什么時候去“拜碼頭”，讓他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
毛澤東沒等他來，自己先登門了。
那天蕭軍正在屋里待著，也沒個準備，毛澤東就帶著幾個人，輕裝簡從地走了進來。
沒有那種前呼后擁的威嚴排場，也沒有居高臨下的官架子。
那個身材魁梧、穿著打著補丁的灰色軍裝的中年人，一進門就主動伸出了手，緊緊握住了蕭軍的手。
那雙大手溫熱有力，那股子真誠的熱乎勁兒，直接把蕭軍心里原本筑起的那道“傲氣防線”給沖垮了一大半。
毛澤東不僅親自來看他，還特別接地氣地留他在招待所一起吃飯。
這頓飯，吃得那叫一個豪爽。
桌上沒有山珍海味，就是延安的大粗碗，裝著本地釀的土燒酒，菜也是地地道道的農家菜。
一群人圍著個大木桌子，連個正經凳子都沒有，有的站著，有的找個地兒蹲著。
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喝著大碗里的酒，外面的風沙吹得窗戶紙嘩嘩響，但這屋里的氣氛卻是熱火朝天。
蕭軍這人，典型的東北性格，吃軟不吃硬，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他一看毛澤東這么大個領袖，居然能跟他們這幫文人像兄弟一樣喝酒聊天，一點都不端著，心里那股子佩服勁兒油然而生。
他后來跟人念叨，說毛主席能來看我，那是看得起我，這人真行！
就這一頓酒，把一心想去五臺山當游擊隊員的蕭軍，給留在了延安。
他覺得，跟著這樣的人干，心里痛快，靠譜！
02
人是留下了，但蕭軍那脾氣，就像個不定時炸彈，指不定什么時候就得炸一下。
他在延安待了一段時間后，那股子初來乍到的新鮮勁兒過去了，就開始各種“水土不服”。
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看到延安有些不合理的現象，或者看到有些老干部作風有問題，他那張嘴是真不饒人。
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什么場合，看不過眼就直接開懟。
這就導致他在延安的人緣，那是相當的兩極分化。
喜歡他的人，覺得他直率、真誠，有魯迅遺風，是條漢子；討厭他的人，覺得他狂妄自大，目無組織，是個刺頭。
甚至有好幾次，因為看不慣一些事，蕭軍直接跟人吵得不可開交，氣得收拾行李就要回重慶。
他嚷嚷著，與其在這里受氣，不如去國統區跟國民黨對著干，那樣還痛快點，至少那是明刀明槍的敵人。
每次他鬧著要走，毛澤東都得費一番心思來安撫這匹烈馬。
有一次臨走前，蕭軍給毛澤東寫了封信，發了一通牢騷，指出了文藝界的一堆問題，言辭很是激烈。
毛澤東回信了。
這信寫得非常有水平，沒有批評他不懂規矩，也沒有擺領導的架子，而是像個老大哥一樣勸他。
信里的意思大概是，我知道你有意見，但看問題不能太絕對，要有耐心，要注意跟周圍人的關系，要多反省自己的弱點，這樣才能安身立命。
這話要是換個領導說，可能是打官腔，但在毛澤東筆下寫出來，那就是推心置腹的交心話。
當晚，蕭軍就跑去毛澤東的窯洞，兩人又是一頓徹夜長談。
毛澤東給他出了個主意，說既然報紙不登你的文章，你自己不是辦了個刊物嗎？你在那上面登啊，這也是個陣地嘛。
這一句話，把蕭軍給點醒了。
他突然覺得，主席是真懂他，也是真護著他，更是真把他當朋友看。
也就是在這種亦師亦友的氛圍下，兩人的關系越來越鐵。
鐵到什么程度呢？
蕭軍可以隨時去毛澤東那里串門，不用預約，推門就進，警衛員都習慣了。
兩人聊天也不講究什么君臣佐使，就是天南地北地侃，有時候爭論起來，聲音大得連外面的哨兵都能聽見，還以為里面吵架了呢。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了開頭那一幕。
03
時間到了1942年，這時候的延安，面臨著整風運動的前夕，各種思想都在激烈碰撞。
毛澤東是真惜才，他覺得蕭軍這人有能力、有思想，光在外面當個“諍友”太可惜了，要是能吸納進組織，那是如虎添翼。
于是，在一個午后，兩人聊得正投機的時候，毛澤東試探性地把那個提議擺到了桌面上。
主席問他，蕭軍同志，你要不要考慮改個行？入黨，做官，咱們一起在體制內干一番大事業。
這話雖然說得平靜，但分量極重。
那時候延安正在整風，入黨做官意味著真正進入了核心體制內，那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政治護身符，也是一種極高的政治待遇。
但蕭軍聽完，整個人愣了一下，然后做出了那個著名的決定。
他看著毛澤東，臉上的表情非常認真，甚至帶著一絲嚴肅。
他擺擺手，說這事兒絕對不行。
他甚至搬出了斯大林的話，說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他自己，壓根就不是那塊料。
他說自己自由散漫慣了，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就像一匹野馬，在草原上跑慣了。
要是給他套上韁繩，關進馬廄里，不僅他自己難受，這馬還得把槽給踢翻了，到時候反而給黨惹麻煩，大家臉上都不好看。
與其那樣，還不如就在黨外跑跑，當個自由的戰友，還能幫組織說點不一樣的話。
這話說的，既拒絕了，又沒把路堵死，還順帶深刻地剖析了一下自己。
毛澤東聽完，眼里閃過一絲遺憾，但他沒有強求，更沒有生氣。
他笑了笑，揮揮手說，行吧，什么時候你想通了，隨時歡迎。
這事兒就這么過去了，但這“野馬”的綽號，算是徹底坐實了。
這也成了那個年代，延安高層和知識分子之間特殊關系的一個縮影——既有原則，又有包容。
04
入黨的事兒雖然翻篇了，但緊接著又來個大事兒——延安文藝座談會。
這可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會議，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
為了開這個會，主席準備了好幾個月，做了大量的調研工作。
而蕭軍作為當時延安文藝界的頭面人物，那是必須要參加的，而且是作為重點對象來參加的。
可就在開會前夕，這匹“野馬”又犯倔了。
蕭軍心里琢磨著，開會肯定又要吵架，又要面對那些平時就看不順眼的人，又要聽那些車轱轆話。
他一想，得，我不伺候了，我出去旅游去。
他計劃去延安周邊的幾個縣轉轉，美其名曰考察民情，實際上就是想躲開這個是非之地，圖個清靜。
這消息傳到毛澤東耳朵里，主席是真急了。
他知道蕭軍的脾氣，但也知道蕭軍的分量。
如果這個會蕭軍不來，那代表性就少了一大半；而且蕭軍手里收集了很多文藝界的真實意見，他不來，這會怎么開？效果都要大打折扣。
于是，毛澤東第三次出手挽留。
這次他沒有寫信，也沒有光動嘴皮子勸，而是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舉動。
他把自己那匹馬借給了蕭軍。
在那個年代的延安，馬就是“豪車”，是最高領導人僅有的代步工具，平時主席自己都舍不得騎，出門寧愿走路。
現在卻主動提出來，把馬借給蕭軍，讓他騎著馬去參加會議，或者是騎著馬去散心，只要別走遠就行。
這面子給得，簡直是頂到天花板了。
這不僅僅是借一匹馬的事兒，這是把自己的“座駕”讓了出來，這是多大的尊重和誠意啊。
蕭軍看著那匹馬，再想想主席對自己的這份情義，心里的那股倔勁兒終于軟了下來。
他老婆王德芬也在旁邊勸，說主席都這樣了，你還好意思走嗎？你這不是讓主席難做嗎？做人得講良心啊。
蕭軍嘆了口氣，把收拾好的行李又放下了。
他決定，這會，得去，而且得好好開，不能辜負了這匹馬，更不能辜負了那個借馬的人。
05
1942年5月2日，延安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大禮堂。
文藝座談會正式開幕，氣氛莊重而熱烈。
大禮堂里坐滿了人，朱德、賀龍這些大領導都來了，可見規格之高。
毛澤東致完開幕詞后，目光掃過全場，最后停在了蕭軍身上。
他直接點名，讓蕭軍同志先說說。
這一招，實在是高明。
毛澤東知道蕭軍有話要說，也知道他肚子里有火，那就讓他第一個發泄出來，讓他把炮點著，把問題都擺到桌面上來。
果然，蕭軍站起來就沒有客氣。
他在會上直接就某些問題開了炮，跟其他代表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言辭犀利，甚至有點咄咄逼人。
那場面，火藥味十足，好幾次都快吵翻了天。
有人說蕭軍太狂，有人說他太傲，但毛澤東就坐在那兒聽著，神情專注，時不時還記兩筆，偶爾點點頭。
在毛澤東看來，只要是真心為了革命好，吵一吵怕什么？真理不就是越辯越明嗎？
如果不讓說話，那才是最大的問題。
這場會議開了好幾次，中間蕭軍又有好幾次想撂挑子不干了，覺得跟這幫人說不到一塊去，氣得想摔門而去。
但每次都是想到毛澤東的那份知遇之恩，想到那匹馬，他又硬著頭皮坐回了會場，繼續他的“戰斗”。
直到5月23日，毛澤東做了最后的總結發言。
也就是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這篇講話里，毛澤東其實吸收了很多蕭軍的意見，也回應了很多蕭軍提出的問題。
雖然在某些觀點上，主席批評了那種脫離群眾的傾向，指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但總體上，是把文藝界的方向給擰成了一股繩。
座談會結束后，蕭軍終于還是決定要出去走走。
這次，毛澤東沒有再攔著他。
會議開完了，大政方針定下來了，這匹“野馬”也該出去透透氣了，總是圈著也不行。
蕭軍找毛澤東要一張通行證，想去王震的部隊那邊看看，去前線感受一下。
毛澤東很快就回了信，說王旅長現在不在，等他回來就給你辦。
這封信，成了毛澤東給蕭軍在延安時期的最后一封信。
信里的語氣，依然是那么客氣，那么親切，就像是兩個老朋友在商量明天的行程。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真是讓人感慨萬千。
在那個戰火紛飛、政治環境極其復雜的年代，一個最高領袖和一個自由主義文人之間，竟然能保持這樣一種微妙而又真摯的友誼。
這不僅僅是因為蕭軍有才，更是因為毛澤東有量。
他容得下蕭軍的“狂”，容得下蕭軍的“野”，甚至容得下蕭軍的當面拒絕。
因為他知道，這匹“野馬”雖然難馴，但它的心是紅的，它是朝著抗日的方向奔跑的，它的骨頭是硬的。
蕭軍這輩子，確實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匹不受束縛的野馬。
他沒有入黨，沒有做官，在延安那個大熔爐里，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特的個性和棱角。
他沒有變成那種唯唯諾諾、只會點頭哈腰的官僚，也沒有變成那種只會唱贊歌的御用文人。
這種堅持，在當時看來可能是不識抬舉，甚至有點不合時宜，但放在歷史的長河里一看，卻顯得格外真實和珍貴。
現在的人可能會覺得，蕭軍是不是有點傻？
送到手邊的烏紗帽都不要，那可是通往權力的直通車啊，多少人求都求不來的機會，他竟然給推了。
但仔細想想，這正是蕭軍的可貴之處，也是毛澤東欣賞他的地方。
如果蕭軍真的順桿爬了，真的變成了一個圓滑世故的官員，那他還是那個寫出《八月的鄉村》的蕭軍嗎？
還是那個魯迅先生看重的弟子嗎？
恐怕就不是了，那樣的蕭軍，也許早就泯然眾人矣了。
毛澤東看重的，恰恰就是他身上那根還沒被磨平的“反骨”，那股子不服輸的勁頭。
1942年的延安，黃土高原的風依舊凜冽，吹在人臉上生疼。
那匹被借出來的馬，最終還是馱著蕭軍去了他想去的地方。
而那個在窯洞里揮手告別的身影，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成全了一個文人的風骨。
這段往事，就像是一壇老酒，越品越有味道。
它不全是金戈鐵馬的廝殺，還有這些充滿了人情味的瞬間，這些瞬間，才讓歷史變得有血有肉。
在這個瞬間里，沒有高高在上的神，只有兩個為了同一個目標，但性格迥異的人。
一個想套上韁繩帶他走正道，讓他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個拼命掙脫韁繩要自由奔跑，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
最后呢？
雖然韁繩沒套上，但這馬，終究還是沒跑遠，還是留在了這片紅色的土地上，用他的筆，跑完了他的抗戰路。
這結局，或許比任何完美的政治安排，都要來得精彩，都要來得讓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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