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被殺，川普下臺，還有中國使館被炸，也應該都是他們干的？

在華盛頓國會山不遠處的一棟不起眼建筑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辦公室與五角大樓遙遙相望。

一位前國防部高級官員剛剛離開政府職位，轉身成為這家軍工巨頭的說客，這是美國政治舞臺上不斷重復的權力旋轉門。

不久前，特朗普任命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負責人小羅伯特·肯尼迪公開承諾政府將“徹底透明”，卻依然無法平息民眾的疑慮。

這樣的場景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已成為常態。超過四成美國人堅信，這個國家實際運行的方向盤并不掌握在民選總統手中。

在美國，41%的民眾確信“深層政府”的存在，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肯尼迪遇刺案背后有更多參與者。這些數字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民眾對政府長期失望情緒的量化體現。

一位美國心理學家指出：“如果人們感到失控、恐懼或被拋棄，往往更容易受到陰謀論的影響。”

這種心理狀態在美國社會廣泛存在。每當政府行為與公眾利益出現明顯偏差時，懷疑的種子就會生根發芽。

歷史給了美國人充足的不信任理由：從伊拉克戰爭的虛假借口到大型制藥公司的藥品丑聞，從情報機構與黑手黨合作到在囚犯身上進行秘密實驗。這些被揭開的黑幕只是冰山一角。

美國政府的高“不透明”程度導致其深陷塔西佗陷阱，當政府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什么都會被懷疑是謊言。

“深層政府”的核心運作機制被稱為“鐵三角+旋轉門”。這個三角由國會、國防部和軍工企業組成，通過政治捐款、游說和職位交換形成利益閉環。

據數據顯示，過去8年間，美國主要軍工企業向國會議員的政治捐款超過8700萬美元。

這些資金主要集中在軍事委員會和國防撥款小組成員身上，確保國防預算持續流向軍工企業。

旋轉門機制同樣令人震驚。一項調查顯示，截至2021年，有近700名前政府官員、高級軍官和國會議員在離開公職后為大型國防承包商工作。

這些前官員搖身一變成為注冊說客，憑借在政府內部的人脈和知識，為軍工企業爭取更多合同。

美國總統看似權力頂峰，實則常受制于深層勢力。歷史上，多位試圖挑戰既有秩序的總統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阻力。

特朗普上任后曾公開抨擊軍工復合體的浪費行為，批評F-35戰斗機項目“完全失控”，并迫使承包商下調價格。

表面上他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美國國防預算在他任內仍穩步攀升，軍工企業的利潤未受實質性沖擊。

拜登政府內部的多位高官與軍工企業關系密切。國防部長奧斯汀曾是雷神公司董事，國務卿布林肯曾為波音提供政策咨詢。

這些人事安排揭示了一個現實：軍工復合體已深度嵌入美國政治決策層。

美國政治制度的深層次裂痕正日益顯現。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的研究發現，普通美國公民的參與對政府政策“幾乎沒有獨立影響”。

真正對美國政策產生實質影響的是“精英和代表商業利益的組織團體”，這種模式更接近寡頭統治而非民主。華盛頓的所謂“代議民主”中，唯一真正被代表的是大企業利益。

據愛德曼信任度調查顯示，2024年中國的綜合信任指數為79，而美國僅為46。

在一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持續低迷的體制下，政策的連貫性和執行力都會受到影響。

美國的對華遏制戰略呈現出明顯的連貫性特征，不受政黨輪替影響。從特朗普到拜登，再到特朗普2.0，政策核心始終是抑制中國的戰略競爭力。

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美國已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

拜登政府延續了這一基調，采取“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這種政策連貫性表明，對華強硬已成為美國政界的集體共識。

美國正通過“小院高墻”“友岸外包”等手段，試圖限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并將中國長期束縛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位置。這種戰略的核心是維持美國的科技霸權地位。

美國資本體系內部存在深刻分裂。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全球資本與本土資本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這種分裂正在影響美國整體的政策方向。

科技巨頭的崛起正在重塑軍工復合體的格局。硅谷新貴如帕蘭提爾公司市值已達到洛克希德·馬丁與波音的總和，人工智能、云計算和無人機技術成為現代戰爭的新前沿。

傳統軍工企業面臨供應鏈壓力。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導致F-35等項目成本上升，引發洛克希德·馬丁等企業的不滿。美國軍工復合體正在從傳統的“鐵三角”向更復雜多元的網絡演變。

一位曾在中情局工作的前特工私下透露：“有時我們接到指令，卻不知道指令的源頭。”這句話或許道破了美國政治運作的某種真相。

當民主選舉成為每四年一次的盛大表演，當選民手中的選票不再能決定國家的航向，這個自詡為“民主燈塔”的國家，其政治本質究竟是什么？

社交媒體將人們推入一間間“回音室”，讓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相互嘲笑。

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41%的美國民眾選擇相信那個看不見的“深層政府”。這是民眾的偏執，還是體制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