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陶鑄當選正國級干部，事后致信毛主席：我的心里深感愧疚

1949年10月的北京城，秋陽高懸。開國大典的禮炮響到第六聲時，天安門城樓上有一位身材清瘦的湖南人悄悄抬頭，他不是鏡頭里最惹眼的那幾個，卻在隨后二十年里一次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他就是陶鑄。七年后，當他成為黨中央最年輕的副總理，再往后兩年，又被推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回看這條急速上升的曲線，人們常疑惑：毛主席為何對他格外器重？

時間往前撥回到1926年夏天的衡陽。那年暑氣逼人，22歲的陶鑄頂著烈日幫父親挑磚掙錢，晚上卻跑到夜校讀書。朋友勸他：“鐮刀斧頭的活計危險，算了吧。”陶鑄一句：“再難，也得弄明白中國為什么窮。”一腔熱火讓他考進黃埔軍校六期，一腳踏入革命洪流。自此，他養成了講話直接、行動干脆的習慣，這種性格貫穿他的一生。

1932年春，漳州城頭紅旗獵獵。毛主席在城郊會見地方干部，陶鑄一路風塵趕來請槍。面對林彪的為難，他脫口而出：“缺槍也要想辦法支援地方。”這話不客氣，場面一度僵住。毛主席笑著遞上一句話：“牛犢總要有點犄角。”事后他把這個“犄角”同志拉到一邊，細說紅軍困境，叮囑“向敵人要武器”。陶鑄聽完只說：“懂了，我去閩東拿槍。”短短幾月，他真從敵軍手里繳回兩百多支步槍。毛主席批示：“此人可堪重任。”這個批示為他后來的仕途埋下伏筆。

被捕坐牢的四年，是他人生最灰暗的章節。國民黨特務勸降時，他靠背誦《共產黨宣言》挨過深夜審訊；同監老鄉勸他保命，他低聲反問：“我若改口，對得起誰？”1937年冬出獄，武漢街頭已是抗戰氣氛，他顧不上修養傷病，立即受命赴鄂豫邊創建游擊隊，半年不到就開辟出數縣根據地。手下記得他一句口頭禪：“先把糧草湊齊，再談長遠；老百姓吃得下飯，仗才打得下去。”

解放戰爭進入決戰階段，他奉命北上談判。1948年底的北平寒風刺骨，傅作義搖擺不定，談判桌前幾度僵局。陶鑄遞上一杯熱茶，慢條斯理拋出一句：“北平城毀了，誰都不好看；保住它，你我都有交代。”四兩撥千斤，換來三百萬人口的和平解放。周總理事后拍他肩膀：“會做事，也會說話，不簡單。”

新中國成立后，他先管廣西剿匪。山高林密、道路稀爛，他索性把辦公桌搬進大山，一住就是三個雨季。匪患平、農田穩，中央調他回武漢，路過家鄉祁陽。鄉親們聞訊排隊迎接，他當場喝止：“誰放鞭炮，我轉身就走。”晚上，他挨家勸生產、談土改，只在堂屋里同哥哥陶自強說了十分鐘私事：“你那檔子舊案子，還是辭職去教書吧，清清白白。”哥哥第二天遞上辭呈，此后再未沾公家分毫。

1952年，毛主席召見他時說：“全國還有一個‘烏龜’翻不上去——廣東。你去看看。”廣東那時水網縱橫、經濟凋敝，他一頭扎進田間地頭，蹲點寫出八萬字調查報告，把“深耕淺種、稻田養魚”推廣到全省。干部看他泥腿子式作風，也不好意思端架子，跟著一并下田。短短三年，廣東糧食產量漲了兩成，城市綠化初具雛形。地方報紙用一句土語夸他：“這個湖南佬，蠻拼。”

1965年1月，他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卻是找中南海食堂改菜譜——取消多余的雞鴨魚，增加雜糧。“身體吃得消，國家也吃得消。”不少同志直呼“摳門”，可財務賬單上一年節省了數十萬元。

1966年5月，他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夫人曾志低聲提醒：“你脾氣沖，宣傳口講究分寸。”陶鑄哈哈大笑，卻在上任第一天就補課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三更燈火常亮。有人形容他“寫文件像做標本，一刀一刀剖得清清楚楚”。

同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開票完畢，陶鑄以高票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四號。會議結束夜里兩點，他伏案給毛主席寫信：“主席，把我列在李富春同志之后更妥，我才疏學淺，惶恐。”次日清晨，毛主席批復八個字：“職位已定，毋須多慮。”事情就此定局。

就在多數人以為他前途遼闊時，新的風浪已暗中涌動。1967年起，他幾乎天天連軸轉，協助周總理處理中南海的大量緊急電報。一份批示簽到深夜，他抬頭看鐘表，自嘲一句：“還得活命堅持。”旁邊工作人員都聽出那是苦笑。

1969年11月，病榻前的陶鑄氣若游絲，卻仍把女兒叫到床邊。微弱聲音只說了一句話：“書要讀，苦要吃，人要干凈。”交代完，他陷入沉睡，再未醒來。翌年初，周總理提議為他保存全部檔案原件，理由很簡單：后人研究這段歷史，需要看到一個真實的陶鑄。

1978年3月，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追悼大廳莊嚴肅穆。挽聯由老戰友起草，只列三行事跡——閩東堅持、北平和談、廣東振興。字數不多，卻足夠沉甸甸。不少與會者提及他的那份“愧疚信”，感嘆：胸懷坦蕩者，往往自謙；胸無敬畏者，才會自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