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9日拂曉,鄂豫皖根據地氣溫逼近零度,一輛簡陋手推車晃晃悠悠停在警衛排門口。車上坐著一位頭發花白的農村老母親,凍得臉色通紅,卻精神專注。推車的是她的次子陳錫禮,他剛為部隊帶過路,心里激動得直抖。警衛員核對姓名,聽到“陳錫聯”三個字,幾乎沒多想便快步領著二人直奔司令部。嚴寒的清晨,空氣忽然熱烈起來。
屋內燈火通明,幾位機關干部圍坐取暖,聽見動靜都站起身。老太太被人扶進門,她環顧四周,眉眼間寫著期待。此刻,一陣急促腳步聲穿過走廊,“娘!”低沉而帶顫音的呼喊劃破寂靜。那是陳錫聯,時任縱隊司令,32歲,領章與槍套在燈下泛冷光。母子隔著不到三步,卻仿佛隔了整整十八年。老太太顫聲回應:“聯兒,是你嗎?”兩雙布滿老繭的手掌緊緊相握,沒有多余言辭,淚水在戰士們的眼眶里打轉,大家默默退出房間,把溫度和空間都留給這對久別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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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線回撥到1915年。湖北黃安的土地干癟貧瘠,陳家靠幾畝薄田艱難度日。父親早逝,母親挺著身孕挑起全部家計。為了給丈夫安葬,她狠心將年幼女兒賣作童養媳,只換得幾塊大洋。苦澀往事刻進陳錫聯八歲的記憶,姐姐遠去時那驚恐的眼神令他終生難忘。幼年乞討、挨餓、被地主差遣,是這位日后名將成長最初的底色。
十歲那年,母親租種了地主土地,生活稍有喘息。可地主的拳腳比饑餓更兇狠。饑腸轆轆的少年被呵斥“滾回去放牛”,那份屈辱直接點燃了他心里反抗的火苗。木蘭山紅軍游擊隊的傳聞像燈塔,指引著他一次又一次前去投奔。年紀太小被拒,他依舊咬緊牙關追隨隊伍五十余里。隊長詹才芳最終被他的執拗打動,約定“再長一年,明年親自來接”。這句承諾成了他活下去的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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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深夜,14歲的陳錫聯解開母親手腕那根麻繩,赤腳跑向童家灣的火堆。紅軍隊伍終于收下這個骨瘦卻眼神倔強的少年。母親沒再追,她抹干淚水對著黑夜喃喃:“孩子要有出息。”自此,兒行千里,她擔心與驕傲同在。
后的八年,山溝曠野、長征雪嶺、晉西游擊區,都留下過陳錫聯的腳印。1937年10月,他在山西忻口外突襲日軍機場,一夜摧毀十余架戰機,首次在全國報紙上亮出名字。家鄉傳來捷報,母親笑著撞亮煤油燈,寫下唯一的一封家書。信里字跡歪斜,卻句句熾熱,輾轉數月才塞進陳錫聯的軍裝內袋。從那以后,每當他整理背囊,總會先摸一摸那封信,仿佛摸到母親粗糙溫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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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結束不久,全國進入解放戰爭。1947年夏,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陳錫聯率部開辟鄂豫皖根據地。一次偵察,陳錫禮自告奮勇領路,向戰士們提到“大哥陳錫聯”時還以為對方只是普通連排干部,沒料到名字一出口,人人露出不可思議的神色。層層上報后,干部們決定給這對兄弟一個驚喜,于是才有了冬日門崗那激動人心的一幕。
重逢后第三天,司令部臨時食堂熬了小米紅薯粥。老母親端著粗瓷大碗,一邊吹著熱氣一邊念叨:“聯兒小時候最饞這口。”陳錫聯輕聲囑咐炊事員將剩粥封存,他想帶上一兩罐,在行軍路上也能嘗到家的味道。說罷,他掏出那封陳年舊信遞給母親,紙張已被汗水浸得發脆,字跡卻仍清晰。母親捂著信,神色溫柔:“這回好了,我再不擔心。”
歲月很快翻到1955年大授銜。陳錫聯成為上將,胸前勛表熠熠。然而他時常憶起母親第一次踏進司令部那天。她沒有驚嘆槍炮,也沒貪戀首長排面,只顧打量兒子是否吃飽穿暖。此后每年探親,他都盡量抽空陪她趕廟會、吃糯米酒,彌補青年時期那些沒陪伴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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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老將軍隨部隊舊友回到大悟縣,參加李先念紀念館落成儀式。距那次戰火中的團圓已整整五十年。儀式結束,他獨自來到母親墓前跪拜。墓碑前,枯葉隨風翻卷,他哽咽良久才開口:“娘,兒子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戰友,卻欠您一頓長久的團圓飯。”同行者擔心他情緒決堤,輕輕扶起離去。
陳錫聯的戰斗生涯漫長且輝煌,但關于他的記憶,有一幕始終被戰友們津津樂道——六旬老母踏雪尋子,部隊警衛一句“您快來司令部”,溫暖了整個冬天。在槍炮紛飛的年代,這樣的母與子不止一對,無數普通人用血肉之軀鋪就民族的生路。崢嶸往昔或已蒙塵,可那份至親至愛的溫度,永遠不會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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