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面對許多“現代病”，歷史學家不應該保持沉默，更不應該無所作為

《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一書為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先生代表作。本書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以其中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為主線，展現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蕩中近代思想文化演變的軌跡。在序言中，章開沅先生回顧了自己的史學之路。

三版代后記 我的史學之路

文 | 章開沅

今年4月，與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到家鄉浙江湖州春游，又到章氏宗族的聚居之地——荻港村。我雖已多次回到故里，但這趟返鄉之旅仍有很大不同。這是一趟純粹的私人旅行，沒有任何公務活動，讓我可以從容、安靜地感受家鄉的草木菁華、人文精粹、先輩行跡、鄉里情誼。

所內的同仁對于這趟行程似也十分享受，湖筆之鄉，煙雨江南，濃厚的人文氣息和時尚的現代城市融為一體，對于研習歷史的人來說，自然會有與常人不同的心靈感悟，“傳統”與“現代”，在這里共繪著一幅美麗的江南畫卷。雖然每一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不同的江南，或人文的、自然的，或浪漫的、婉雅的，或富足的、平淡的，或時尚的、古樸的。但無可否認，傳統的人文積累和今日的經濟飛躍，更增添了江南的魅力。

在荻港小住的兩日中，我也看到了家鄉的“歷史變遷”。晚間漫步，原本長滿在記憶中的蘆葦就在面前搖曳，原本古老的村莊在樓臺燈影中又變得鮮活，京杭運河邊的商埠已經沒落，村民們自己集資建設的花園——“崇文園”中卻是花木蔥蘢。這樣的情景，與《章氏家乘》中的記載有天壤之別，也讓我倍感欣喜。

其實，我幼年起就“流浪”在外，對于家鄉及家族的了解都非常貧乏。青年時期也是“東奔西走”，走上工作崗位以后更是難得清閑。直至晚年才回鄉稍多，尋蹤覓影，訪舊探新，從中也可深刻感應到個人、家族、家鄉與國家命運共振的脈搏。

荻港雖是著名古村，但地少人多，稍有志者都出外經商、游幕謀生，章氏先祖亦不例外。到我的曾祖章維藩時，他以監生報捐州同身份投效左宗棠西征大營，轉戰新疆南北兩路。后以軍功授職，歷任安徽撫署文案、無為州知州、懷寧縣知縣等職。到甲午戰后，曾祖在蕪湖創辦益新面粉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機器面粉工廠之一。此后又在安徽當涂開采鐵礦，從此在安徽蕪湖安家，我就是在蕪湖出生的。到我出生之時，家道已經中落，但這種家世背景成為誘發我對張謇研究產生興趣的原因之一，也讓我對此后的紳商及資產階級的研究有更貼近于實際的理解。

不過，無論是張謇研究，還是辛亥革命研究，都不屬于我年輕時期的生涯規劃之列。中學時期，我酷愛的是文學，喜讀雜書，苦練文筆，語多冷峭，同學間有以“小魯迅”相稱者。成為文學家，是我這時的夢想。大學時代，在金陵大學歷史系就讀，但并未樹立專業思想，除聽課與應付作業考試之外，仍癡迷于文學作品之中，對于社會科學書籍也興趣有加。參加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以后，寫時評又成了課余愛好，曾寫過《火車拋錨》的政治諷刺詩和《漫話金圓券》的政治評論，其中雖不無“少年孟浪”之處，但卻頗得好評。

年輕時豪氣干云，在激情如火的革命歲月，覺得當文學家已經過于平淡，新的理想是當一名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之中采訪報道，那才顯得出熱血男兒的本色。

1948年冬天，我和千千萬萬進步學生一樣，輟學進入中原解放區。革命改變了整個中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中原大學校方看好我這個三心二意、舞文弄墨的所謂“理論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從此與歷史結下不解之緣。現在想來，大學時本不在意的歷史專業背景早已決定了我今后的道路，這些本都不在我的“人生規劃”之中。套用一句現在時髦的廣告語，“一切皆有可能”，在很多時候，這句話還是有符合“辯證法”之處。

1951年，中原大學與武昌華中大學合并，隨后改名為華中師范學院，我就在此校歷史系開始了自己的史學研究生涯。雖然這不是自己的原本志愿，但我們這代人是浪漫而真誠的理想主義者，革命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我常自我解嘲，我的職業像包辦婚姻，是在“結婚”之后戀愛，終于在教學和研究之中找到了“幸福”。

初期的研究并沒有專一的領域，可以說是完全為教學服務。1954年，一位德國學者不遠萬里來漢調研武昌首義，這提醒我認識到辛亥革命史的學術魅力，而這位德國學者的治學精神也感召著我。后來，我將主要精力轉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別是張謇研究。

1961年，我參加了在武漢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并提交兩篇論文，受到吳玉章、范文瀾等學術前輩的贊賞。其中《從辛亥革命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作為會議唯一一篇代表性論文在《新華日報》上全文刊載。

1963年，承蒙楊東莼先生的關切，把我借調到北京，協助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這讓我有機會系統收集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張謇研究資料，在此基礎上形成書稿《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不過，這本書遲至1986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之旅獲得了大量學術信息，也結識了許多優秀的師友，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的一個新起點。但是，對剛剛走上學術正道的我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

1964年，因在《光明日報》發表關于評論李秀成功過的文章，遭到“重點”批判。不許參加學術討論，不許發表文章，不許為自己申辯，這“三不”批判讓我領會到“學術領域內階級斗爭”的厲害。批斗之苦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更為痛苦的是學術研究就此停頓長達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臺前不久，我才重操舊業，與林增平先生等學者一起撰寫《辛亥革命史》。這部120萬字的著作在1981年全部出齊，作為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綜論性大型專著，受到國內外史學界的贊譽，被稱為是最能體現當時中國辛亥革命研究的觀點、方法、水平的權威性著作。

不過，如是從學術史的角度言，這本書只能說是辛亥革命研究一個新的起點，不足與疏漏之處仍多。對我個人來說，這也是一個新起點。長期受到困壓的學術激情突然噴涌而出，我相繼出版了《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辛亥前后史事論叢》等專著，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一系列論文，對辛亥革命研究中的問題與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觀點，也得到中外學界的積極回應。

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時期。雖然后來研究興趣有所轉換，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可以說一直貫穿于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之中。作為一個“老革命”，雖然沒能扛槍上戰場，也算是研究了一輩子“革命”。

辛亥革命的學術內涵顯然不能用政治標準加以研判，我對當時過于教條式的研究很不滿意，提出要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復雜性，重視“社會歷史土壤”的因素，加強對社會環境、社會心理、社會群體及社會階層的研究，將“階級”“革命”等分析概念具體化。這些倡議分別得到一些年輕學者的實踐，曾經在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過碩士、博士學位的新一代學者，都曾經先后從事過社會群體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例如，馬敏、朱英對于蘇州商會以及紳商的研究，虞和平對于商會的總體研究，桑兵對于清末學堂與學生的研究，趙軍對于日本大陸浪人群體的研究，王奇生對于民國縣以下官吏群體的研究等，對于相關的學術領域及個人的學術成長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到2000年，我主持編寫的《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研究》《中國近代史上的官紳商學》大體上是對這一研究的階段性總結。在這一時期內，我也曾側重對中國早期現代化歷程加以研究，主張將比較的視角與歷史社會土壤及文化心態結合起來，去理解近代中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此次重版的《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這本書，大體上可以反映出我對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宏觀審視，也可以說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學術工作的一個總結。

現在談到教會大學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殺研究，不少學者說我有倡導之勞，其實進入這一領域，既有必然，也有機緣。研究歷史的人似乎不應多談“宿命”，但這兩個主題確實都與我在金陵大學求學有關，其間巧合之處甚多。金陵大學是基督教外國差會在華設立的大學之一，而與南京大屠殺研究緊密相關的“貝德士文獻”的主人翁是我在金大的老師，他本人就是美國傳教士。

1984年，我出乎意料地被任命為華中師范學院的院長（次年改為華中師范大學校長），開始了六年的校務行政生涯。大學校長責重事繁，很難設想在學術上大有作為。不料1985年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教授突然來訪，建議兩校合作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子健畢業于燕京大學（也是一所教會大學），他對我喻之以理，動之以情，很快就說服我接受此建議，并且很快就見諸行動。1989年6月在華中師大舉辦的第一次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被中外學界認為是這個領域的一塊里程碑。我想，如果沒有子健的來訪，我是不會主動選擇把教會大學史研究作為主攻方向的。

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情況也是一樣，其實最初主要是南京的學者從事此項工作，我雖然關心但卻無力顧及。1988年暑假，我應邀到紐約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難得上級領導慷慨給我一個月的學術休假。我利用這難得的時機，前往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中國教會大學史歷史檔案，卻在無意中發現“貝德士文獻”，其中包含大量南京大屠殺原始檔案文獻。但當時校務極為繁重，只能心向往之，唯留牽掛。

直至1990年卸任校長職務，再訪耶魯，才如“故友重逢”一般，系統閱覽了總量達1000余卷的貝德士檔案文獻，并將南京陷落時任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和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發起者與負責人的貝德士對日軍罪行的實錄與報道進行了系統整理。在此基礎上，先后寫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和《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等著作。其時，正值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歷史真相的言論和行動不斷升級，這些著作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無可辯駁的鐵證，出版以后就受到廣泛的國際關注。

對于個人來說，我做這些主要是出于歷史學家的良知和責任感，并沒有任何應時應景的想法，何況1997年以前有的書在出版時還得不到應有的理解與支持。

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收藏，更為豐富的是中國教會大學檔案全宗。對于教會大學，我在金陵大學時就有切身的感受。在出國以后，才了解到西方學界對在華教會大學的研究十分重視，約在20世紀50年代即已起步。但在國內，因長期受“左”的思潮影響，教會大學史研究一直是學術禁區，內地學者對此鮮有涉足，這對研究近代中國教育的演變是個缺陷。

我覺得中國也有開展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有利條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不斷呼吁加強對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并與美國魯斯基金會和普林斯頓大學合作，連續召開了多次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1994年，在華中師大成立了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自國外征集并購進大批原始文獻資料，規劃研究項目，團聚研究力量，與海外學者廣泛交流，到現在可以說初有所成，教會大學史已經成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新興領域。

托改革開放之福，我有幸成為對外學術交流的先行者，衷心希望能夠將中國的學術成果推廣到世界，也將世界史學的精華引入到中國，因為開放的學術體系才更有利于中國學術的創新。我也常自認為是一座橋梁，努力促進溝通東西文化，增進相互了解，共同繁榮學術。

茲事體大，困難較多，欣慰的是自己多少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從“北美萍蹤”“韓日紀行”到“臺港情緣”（《章開沅的老照片》標題語），講學訪友，辯難析理，雖有艱辛，但也樂在其中。

眼見辛亥革命史研究跨越海峽兩岸，南京大屠殺研究得到日本正直善良之士與世界各國進步力量的認可，教會大學史研究也成為中外學術交流極為頻繁的載體，旅居的孤寂、奔走的苦累，也都煙消云散。

2001年，得海內外學術機構及師友的支持，成立了“章開沅東西方文化交流學術基金”，每年定期聘請海外著名學者來華講學，舉辦暑期青年學者研討班，也支持有關學者的研究項目，已經成為國際學術對話的一座平臺。

史學研究曾經給我帶來磨難，但更多的是給我帶來快樂，個人命運與國家及社會的變遷實在是密不可分，以研究歷史為業者，理應讀懂自己生存的時代。歷史學家可以給歷史以多種解釋，卻不能背離時間已經劃過的軌跡；歷史學家首先應該尊重歷史真相，更不可外在于自己的時代。

我歷來提倡學者要保持獨立的品格，“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以探真求實的精神和堪留后世的學術精品來豐富民族的文化；我也提倡參與的史學，贊同歷史學家參與現實生活，用史學研究來服務于社會的進步，讓大眾能夠有了解歷史真相、尋求歷史智慧、熟知民族文化、理性認識社會的選擇。獨立的思考和積極的參與并不矛盾，學者的參與如果失去了獨立客觀的品格，也就失去了其社會價值。

我參與社會活動較多，經常應邀演講。我的演講也比較受歡迎，當然也有人不歡迎，因為我常常會唱一些“反調”。快到2000年的時候，別人歡天喜地迎接新世紀，我潑冷水說新世紀只是一個時間區劃而已，“善亦俱進，惡亦俱進”，1900年就沒有什么祥和美滿。別人大講“文化創新”，大拆大建，我偏偏又來講“守舊”，不守舊無以創新。不過，聽眾的反應說明我這個學者的聲音還是受到重視的，也是他們需要的。

在學術和社會的層面上，面對許多的“現代病”，歷史學家不應該保持沉默，更不應該無所作為，可以與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方方面面科技專家中的有識之士一起，共同糾正現今人類文明的缺失。

史學及史學家的價值固然有待于社會去“發現”，但是否具有發現的價值、如何發現仍取決于史學家本身。今日之史學雖然不是顯學，但即使相較于以往的任何時期，其“行業規模”已有過之而無不及，每年產生的史學作品更是難以數計。但在不良學風影響下，不注重發掘、運用原始史料的浮躁之風也日益顯現。

我比較注重研究視角的創新，也不排除運用社會科學理論來闡釋歷史現象，但一直將實證作為史學研究的基石，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態度。失去客觀實證的研究必然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也失去其長久的價值。

近幾年，我又提出“原生態”史學的概念，在學界產生了一些反響。

“原生態”本是用來指事物的原始生存狀態或生活狀態，是事物最純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藝術工作者提倡藝術的原生態，即藝術家們應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發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謠，以期為藝術的創新和發展注入新鮮的血液。

我將這個流行詞借用到歷史研究中來，首先是想強調歷史資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對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史論須由史料中來，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須讀原文、讀原本，必須知道這些材料是從何而來、背景如何。即便是最原始的資料，也是當時的人對于已經發生過的歷史事實經過整理及文字加工后的記載，而這一過程摻雜了較多的主觀成分，不同的人因價值觀的不同、立場的不同，對同一事件可能就會有不同的記載與評價，因而歷史研究工作者們在運用史料時，必須要經過反復的比對與考證，才能使重構起來的歷史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面目。

走近歷史的“原生態”的另一個方面，便是重視解釋、追尋研究對象的原生態，即盡可能不做不著邊際的評論，不帶任何偏見，保持價值中立，既抱理解之同情，亦抱客觀之態度，因為歷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歷史的真實就是歷史對象的原生態。在強調方法創新、模式創新的時候，也要警惕“范式”的泛濫。在研究過程中，如動輒某某范式，反易使人的思想禁錮其中。探故求真，何其難哉！

對于史家來說，在時間的某一刻，歷史的原生態只有一種；但對于社會和生活于其中的個體來說，卻永遠處于變化之中。

祖居荻溪搖曳的蘆葦，老家蕪湖青弋江畔的垂柳，保存泛黃的家乘，童言無忌的詩文，川江纖工的號子，“奉命挨批”時的大字報，普林斯頓的蟠音客舍，演講臺下熱情的掌聲，個人生活的印跡與國家的歷史一樣多難多彩。或許我可以將之寫出，但是，真能體驗其情其境者，唯己而已。我常說一句話，“歷史是已經畫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孰言不是？

漫談雜言，是為自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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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圖書

《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

章開沅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2025年11月

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先生代表作，反映了作者對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的宏觀審視。書中巧妙地以各階段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為點，串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嬗變主線，以“離異”與“回歸”概括傳統文化與近代化的角力，揭示了傳統文化與近代化的復雜糾纏。作者認為東西方文化在近代轉型過程中都存在離異與回歸的現象，這是不可避免的，尺度在于“離異不可忘本，回歸不可復古”。本書囊括古今，視角獨特，從中可以發現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蕩中近代思想文化演變、發展的真實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