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博物館里,無數游客,尤其是東亞游客,都曾有過類似的感受。
無論是那位英年早逝、戴著黃金面具的圖坦卡蒙,還是其他端坐于神廟中的法老雕像,他們的某些面部特征,比如烏黑的頭發、并不算特別深邃的眼窩、相對寬闊的面頰,以及挺直卻又不過分高聳的鼻梁,似乎都與我們印象中的東方面孔有著幾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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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尼羅河文明,一個是大河文明,兩者都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彼此之間相隔萬里,在那個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直接交流幾乎是天方夜譚。那么,這種奇妙的相似感究竟從何而來?
法老們是來自東方的“遠親”嗎?
面對法老雕像那張“東方臉”,一個最大膽、也最直接的猜想便浮出水面:古埃及人,或者至少是統治階級的法老們,會不會就是來自東方的移民,甚至是華夏先民的某個分支?這個想法聽起來雖然有些天馬行空,但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
一些民間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埃及的某些青銅器皿與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有相似之處,甚至連某些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似乎也能和中國的甲骨文找到一些對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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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猜想成立,那么法老像中國人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為大家本來就是“遠房親戚”嘛。
一個是考古,另一個是基因。那么,這兩大“鐵證”是怎么說的呢?
盡管考古學家們在埃及和中國的土地上都挖出了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物,但直到今天,沒有任何一件確鑿的考古證據,能夠證明在法老時代,也就是大約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30年這段時間里,古埃及和古代中國之間存在直接的、成規模的交流。
兩個文明基本上是在各自的搖籃里獨立發展。雖然我們后來知道有絲綢之路,但那主要是漢代以后的事了,距離法老時代的落幕都已經過去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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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發展,科學家們已經能夠從古埃及的木乃伊身上成功提取出DNA,這簡直就像是拿到了一本記錄古埃及人血脈傳承的“天書”。
那么,這本“天書”里寫了什么呢?2017年,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在《自然·通訊》上發表了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他們對90具古埃及木乃伊的線粒體DNA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古埃及人的基因與古代近東地區(如今的中東)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人群關系最為密切,而與東亞人群并沒有直接的遺傳學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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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古埃及人和古代中國人并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
你看到的并非真實的法老
當我們談論法老的“長相”時,我們依據的其實并不是照片,而是雕像、壁畫和面具。這里就隱藏著解開謎題的第一個關鍵:古埃及的藝術,尤其是王室藝術,從來都不是為了寫實。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古埃及的工匠,接到了為法老雕刻神像的任務。
你的目標不是要把法老臉上的皺紋、斑點或者某個不完美的細節刻畫出來,而是要塑造一個理想化的、完美的、超越凡人的神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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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埃及藝術形成了一套極其嚴格和程式化的規范,后世稱之為“正面律”。
在這套規范下,法老的形象必須是莊嚴、冷靜、沒有過多情緒的。他們的身體總是呈現出最能表現結構的角度,頭側面、眼正面、肩正面、腰和四肢又是側面。
他們的面部特征也被高度簡化和標準化了:五官端正、線條平滑、表情寧靜,。這種藝術風格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神不神”。
這種高度的理想化和程式化,就像今天我們用美顏相機一樣,會抹去所有個性化和種族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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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的形象被塑造成一個符合當時宗教和政治需求的“標準神顏”,而不是他本人真實的樣子。高矮胖瘦、相貌美丑,在“神性”這個最高標準面前,都得讓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圖坦卡蒙。他那張俊美無儔的黃金面具,讓無數人傾倒,認為他一定是一位英俊的少年法老。
然而,現代科學家通過對他木乃伊的CT掃描和DNA分析,還原出了一個令人大跌眼鏡的真相:由于王室近親通婚,真實的圖坦卡蒙患有多種遺傳病,他不僅有齙牙,還有畸形的足部(可能是個跛子),身體甚至呈現出一些女性化的特征。這個病弱的青年形象,與那個黃金面具上的完美神王,簡直判若兩人。
我們看到的其實是自己
現在,我們知道了法老的雕像是一張被“美顏”過的理想化面孔,那么下一個問題來了:為什么在眾多可能性中,我們偏偏會覺得它像中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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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大腦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功能,叫做“模式識別”。為了快速處理海量信息,大腦會自動在接收到的模糊或不完整的信息中,尋找自己最熟悉的模式。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有時會覺得天上的云彩像小狗,或者墻上的斑點像一張人臉。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空想性錯視”。
當我們面對一尊五官特征并不鮮明、種族屬性相對模糊的古埃及法老雕像時,我們的大腦就會下意識地啟動這個“模式識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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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們東亞人來說,我們大腦中最熟悉、最根深蒂固的面孔模板,自然就是我們自己族群的面孔。于是,大腦會自動將雕像上那些中性的特征,比如黑發、黃皮膚(石材的天然顏色)、相對扁平的面部輪廓,與我們熟悉的“東方臉”模板進行匹配。
這種匹配過程一旦成功,就會產生一種“啊,他長得好像我們這里的人”的親切感。這并不是說雕像真的具有東方人的特征,而是我們的大腦在無意識中“腦補”和“投射”的結果。
反過來想,一個中東地區的人在看同一尊雕像時,他可能會覺得法老的臉龐很像他們當地人;一個地中海沿岸的游客,也可能從中看到自己祖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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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古埃及藝術的“去個性化”處理,使得這張臉成了一面模糊的鏡子,每個人都能從里面看到一些自己熟悉的影子。
此外,還有一個對比的因素。在我們的普遍認知里,西方人通常是高鼻深目、白皮膚、發色瞳色較淺;非洲人則是厚唇、寬鼻、深色皮膚和卷發。
而古埃及法老的雕像,既不完全符合典型的西方人特征,也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有明顯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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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排除了這些鮮明的“他者”特征后,那張五官相對柔和、輪廓不算特別立體的面孔,自然就更容易被我們歸入與自身更為接近的認知范疇里。
所以,我們感覺法老像中國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自身文化背景的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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