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一干部被舉報是國民黨，陳毅得知后：周副主席能證明他的身份

1949年6月28日清晨，上海的外灘仍籠在解放不久的硝煙味里。沒幾個人想到，兩天后的一場座談會，會讓許多自認消息靈通的滬上商界大亨大跌眼鏡。

那場會議的主持人是剛剛走馬上任的市長陳毅。比他更吸睛的，卻是并肩而立的一位“解放軍少校”——個頭魁梧，眉毛濃密，神情卻頗有幾分商人氣。此人叫盧緒章。短短數分鐘，臺下便竊竊私語：這么面生的軍官，怎么會和陳市長如此熟絡？更蹊蹺的是，不少銀行家、藥業商認出他正是舊日上海灘叱咤風云的“盧老板”。從軍裝到皮鞋，怎么看都不像是八路出身。散會還不到半日，陳毅的辦公桌上就堆滿了揭發信——“盧緒章是陳果夫座上賓”“軍統、中統都叫他兄弟”……寫得聲淚俱下，底下連署者不少還是今天上午才和他握手寒暄的“愛國資本家”。

陳毅翻完來信，失笑搖頭，順手抓起電話：“老盧，你可得小心，街上真有人想拎你去警署，我怕到時候還得我去把你贖出來！”電話另一端，盧緒章只回了一聲爽朗的“放心”。

要明白這出“誤會”從何而來，還得把鏡頭倒回十二年前的秋天。

1937年，淞滬會戰剛剛結束，日機在黃浦江上低空嘶鳴。26歲的盧緒章咬著牙收拾鋪子——他和伙伴創辦的“廣大華行”小藥棧才有起色，就被戰火燒了后路。也是那一年，他在上海文化界抗敵訓練班里接觸到了一批地下黨員。一個叫楊浩盧的老資格對他說：“想救國，就得找對方向。”數周后，盧緒章在一間昏暗的閣樓點燃蠟燭，宣誓入黨。自此，藥房的后院多了一扇只向少數人敞開的暗門。

兩年后，南方局要在大后方另起爐灶，劉曉、劉長勝把目光落到這位“能進能退”的江浙商人身上。1940年仲夏，盧緒章改換行頭，只身赴渝，搖身一變成了“廣大華行重慶總經理”。初到紅巖，他見到了周恩來。那一夜，從上海時局聊到資本暗戰，兩人對坐到雞鳴。臨別，周恩來拍拍他的肩：“要做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但記住，先活下去，才有資格干大事。”

重慶幾年，盧緒章玩轉上流圈子。施公猛、梁若節、嚴少白……一個個聞名遐邇的軍統少將、中統干才，都成了他的“老弟”。他出入沙坪壩、化龍橋，一身絲綢長衫，左擁權貴，右握貨單，還真讓人挑不出破綻。1943年，他甚至被塞了張寫著“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的委任狀，看似風光，實則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過日子。

抗戰勝利后，廣大華行遷回上海。為了多條保險，盧緒章盯上了陳果夫那批日軍遺留的醫械。施公猛牽線，他三進南京，以辦藥廠為名，深得陳果夫青睞。藥機運到上海，大宴賓客時，黃金榮都來了露個臉。對外是商機，對內則是隱秘的交通站。可正是這層看似“親藍”的關系，為日后那場座談會上的狼狽埋下伏筆。

1947年下半年，解放軍大勢已起，上海特務機關像熱鍋螞蟻，四面搜捕“內鬼”。一次，稽查處把盧緒章請去喝茶：“你跑蘇聯領事館，圖什么？”他平靜答道：“談買賣。要不，給陳果夫先生去電核實？”一句話便讓特務面面相覷，灰溜溜放人。從那以后，盧老板在陳果夫處的“信用”更加牢靠，地下交通線依舊暢通。

1948年冬，局勢已明朗。中央通知盧緒章撤往香港待命，并準備北上。邵平夫婦在重慶被捕，妻子不幸變節的消息像警鐘，促使他當機立斷把上海的資產清空，只留一張門面。等待他的，是1949年初赴西柏坡的“身份回歸”。毛澤東再次接見他，簡短幾句，足抵多年辛苦：“黨沒忘你。”

上海解放后，盧緒章出任市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貿易處副處長。第一次身著軍裝走到臺前，沒人再能說他是“資本家”。可那些看慣了他與國民黨顯要把臂言歡的舊識，卻一夜間難以轉彎，于是握筆成刃，紛紛向市長打小報告。陳毅會心，索性公開說道：“周副主席能證明他的身份。”一句話，風波即息。消息傳到香港，施公猛等人愕然失語——原來自家飯桌上的常客，竟是共產黨。

1950年春，盧緒章調任中國進出口公司，負責華東口岸的對外貿易。十年間，他為國家創匯無數，卻始終穿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家里十口人，只有他一人領工資。他常說：“干革命不是做買賣，這點清苦算什么。”

令人欽佩卻也心酸的是，當年那批在廣大華行當賬房、跑業務的老伙計留在香港后大多發了財；而盧緒章晚年翻開抽屜，只有四百元存折和一疊發黃的立功證書。1995年11月8日，這位曾在槍口與酒杯之間周旋的“紅色資本家”溘然長逝，終年八十四歲。

他的經歷提醒后人：諜影重重的年代，真實與偽裝只隔一張紙。有人在檐下求生，也有人在暗處負重。那年陳毅的幽默電話，聽來輕松，卻道盡地下工作者蒙塵多年的艱辛與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