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牌的民族英雄——被大肆祭奠的尚可喜，為何是一個十足的歷史罪人？

2004年，遼寧省海城市召開了一場頗具爭議的會議——“紀念清朝平南親王尚可喜誕辰40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公祭大會。來自中國社科院、地方社科機構及多所高校的數十名清史研究者齊聚一堂，并在會議上形成了一種高度一致的評價：

尚可喜“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這一結論甫一公布，便在學界與社會輿論中引發巨大反彈。

無獨有偶，每年清明節，遼寧海城尚氏宗親會都要舉辦規模盛大的祭祖大典，尚可喜的后人都會從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聚集到海城的尚氏陵園祭拜，場面不可謂宏大、莊嚴、肅穆，而且都是一眾清朝官服打扮，不覺給人一種“清朝回來了嗎？”的恍惚感。

尚可喜爭議的焦點并不在于“是否允許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而在于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當一個歷史人物直接參與并主導過大規模針對平民的屠殺，其行為是否還可能被任何政治敘事、時代解釋或治理成績所“洗白”？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對尚可喜的“民族英雄”定性，本身就已構成對歷史基本倫理的嚴重背離。

一、從明軍將領到清廷藩王：尚可喜的叛變軌跡

尚可喜，字元吉，號震陽，生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祖籍山西洪洞，后遷遼東海州。尚可喜生逢亂世，18歲時便趕上后金入侵遼沈的戰事，一度跟隨其父尚學禮逃往遼西松山避難。由于后金肆虐遼東，尚學禮父子無家可歸，便索性加入明朝的軍隊，同在左都督、平遼總兵官毛文龍的麾下效力。

在這一階段，尚可喜并非無名之輩。因驍勇善戰，加上運氣相當不錯，他被毛文龍收為養孫，在軍中擁有穩定部眾。毛文龍被袁崇煥所殺后，尚可喜轉隸黃龍，因收復旅順有功，被提拔為副將，駐守廣鹿島。

崇禎六年（1633年）七月，后金再度攻陷旅順，守將黃龍兵敗自殺，而尚可喜留在當地的妻妾、家眷、侍婢等數百口因無法逃脫，竟全部投水而死。黃龍兵敗自殺后，沈世魁接任東江總兵，一上臺便想除掉跟他關系不和的尚可喜（注：尚可喜曾鎮壓皮島兵變，使沈世魁失去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尚可喜竟置國恥家仇于不顧，在次年二月攜麾下諸將、轄下五島軍資器械渡海投降后金。需要明確的是：個人遭際的不幸，并不構成背叛國家、倒戈事敵的正當理由。

由此，尚可喜成為繼孔有德、耿仲明之后，第三位成建制倒向后金的東江系明軍高級將領。皇太極親自出城三十里迎接，封其為總兵官，賜封智順王，與孔、耿并列為“三順王”。

皇太極畫像

至此，尚可喜完成了從明朝將領到清廷藩王的徹底身份轉變。

二、所謂“開國功臣”，實為屠城執行者

真正決定尚可喜歷史定性的，并非其“降清”行為本身，而是他在清軍南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順治七年（1650年），清軍圍攻廣州。南明兩廣總督杜永和拒降，廣州軍民奮起抵抗，攻城戰持續數月，清軍傷亡慘重。城破之后，清軍隨即展開大規模清算。

《清史稿》雖行文克制，仍明確記載：“繼茂與可喜攻下廣州，怒其民力守，盡殲其丁壯。”地方志與同時代私人著述的記載則更為具體。《廣州市志·宗教志》記載，此役“死難七十萬人”，東郊烏龍岡出現大規模遺骸合葬。

尚可喜、 耿繼茂率領的清軍在廣州屠城

南明遺民戴耘野在《行在陽秋》中記載：“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百萬人民，盡死于內。”清人方恒泰《橡坪詩話》亦載，城前后四十里，“盡行屠戮，死者六十余萬”。

這些記載并非孤證。幸存者王鳴雷在《祭共冢文》中，以近乎泣血的文字描述了遍地骸骨、萬人同冢的慘狀。西方傳教士衛匡國、荷蘭使臣紐霍夫的親歷記錄，也從第三方角度印證了這場屠殺的規模與性質。

需要強調的是：這并非戰斗誤傷，而是在戰事結束后，對已失去抵抗能力的城市人口實施的系統性屠殺。

尚可喜畫像

三、潮州、南雄：屠刀的再次落下

廣州并非孤例。

1653年，尚可喜、耿繼茂率清軍攻陷潮州、南雄。乾隆朝《潮州府志》記載：“縱兵屠掠，遺骸十余萬。”“郡城破，橫尸遍野……收遺骸十余萬，作普同塔于葫蘆山。”

清代文獻甚至記載：“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盡屠戮，十存二三。”

這些文字出自清人之手，本身已是極度節制后的表述。若將這些事件放入同一時間軸，與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并列，其性質與規模并無本質區別。

四、“治理有功”能否抵消“屠殺之罪”？

為尚可喜辯護者常提出一個論點：他在廣東鎮守二十余年，恢復生產、安撫遺民、重建文教，具有“顯著政績”。

這一說法在事實層面并非完全虛構。但問題在于：治理行為是否具有道德抵消效力？

如果承認“后期施政”可以沖抵“前期屠城”，那么歷史評價將滑向徹底的工具主義：只要結果“有利”，過程中的反人類行為便可被視為“必要代價”。

這種邏輯，無論在現代文明還是在傳統道德中，都站不住腳。

尚可喜陵園

五、連清廷自身，都拒絕將其視為“完人”

一個常被刻意忽略的事實是：即便在清朝官方史觀中，尚可喜也并非道德典范。

乾隆帝在《欽定國史貳臣表傳》中，對洪承疇、尚可喜等人給出明確評價：“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輒復畏死幸生，忝顏降附，豈得復謂之完人？”

清廷之所以“錄用”此類人物，是出于政治現實考量，而非道德認同。換言之，他們是“可用之人”，而非“可敬之人”。

歷史研究從不禁止重新討論人物。但討論的前提，是對史料的完整呈現，對行為后果的如實承認。

當所謂“學術研討”刻意回避屠城事實，直接將尚可喜塑造成“民族英雄”，問題就已不再是史學分歧，而是價值判斷的徹底倒置。

一個親手參與并主導過大規模平民屠殺的人，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變化、治理能力多強，都不應被納入“英雄”譜系。

六、翻案的合唱：當屠夫被紀念，英雄卻被遺忘

與紀念尚可喜的“正名運動”相互呼應的，正是另一場同樣令人警惕的歷史翻案——對洪承疇的隆重紀念與系統洗白。在一些地方，洪承疇被堂而皇之地包裝為“輔國真學士”“愛民大英雄”，紀念活動規格不低，話語體系極其熟練，仿佛只要反復強調“治世有功”，就能抹去其降敵易幟、助紂為虐的根本事實。

這些人的現身說法，恰恰暴露了其真實立場。

他們對廣大民眾自發形成的歷史記憶與愛國情感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動輒給正常的歷史評價扣上“皇漢”“大漢族主義”的帽子，試圖將對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尊崇，污名化為“狹隘民族主義”。其真正目的，并非“反對極端”，而是削弱主體民族的歷史認同感，模糊是非邊界，為一切投敵、屠民者預留道德逃生通道。

當這種意圖愈發昭然若揭，甚至發展到為尚可喜、洪承疇這類歷史上評價早有定論的降將與屠城執行者隆重立館、集中吹捧時，招致廣大愛國民眾的反感與反擊，幾乎是必然的結果。而這種來自民間的糾偏呼聲，終究會被聽見、被正視，同樣也是注定的。

對比之下，更顯刺目。

在云南西雙版納勐臘縣，大明晉王李定國生前浴血奮戰之地，當地百姓世代將其廟宇稱為“漢王廟”。多年以來，這里一度破敗冷落，與尚可喜、洪承疇紀念設施的光鮮體面形成強烈反差。那種反差，令人不免追問：難道真是殺人放火金腰帶，忠義守節無香火？

好在歷史并非永遠沉默。

2010年之后，在大量愛國網友持續呼吁下，當地有關部門開始正視這一問題，由國有企業出資修繕，李定國廟宇很快煥然一新。這不是“造神”，而是遲到的尊重，是對真正為民族存亡而戰者最基本的歷史回饋。

類似的糾偏，也發生在另一位長期被壓抑的歷史人物身上——兩晉之際，奮起反抗五胡侵擾、推翻羯趙暴政的冉魏皇帝冉閔。因其鐵血手段，他在后世長期遭到封建史觀與腐儒話語的刻意貶抑，幾近被歷史“默殺”。

直到2011年，在廣大愛國網友的倡議與支持下，在冉閔故鄉河南內黃，由冉姓后裔集資修建的“民族英雄冉閔”塑像得以落成，并逐漸形成穩定的紀念活動。這同樣不是情緒宣泄，而是歷史記憶的自我修復。

因此，對真正有良知的愛國者而言，這正是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

歷史人物可以復雜，時代背景可以解釋，但底線不能消失。如果屠城可以被解釋為“順應潮流”，如果殺戮可以被包裝為“維護統一”，那么歷史記憶將不再具備任何道德約束力。

尚可喜是否“重要”，可以討論；是否“有功”，可以分析；但將一個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人塑造成“民族英雄”，不僅違背史料，也背離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倫理判斷。

無論多少所謂“專家”為其粉飾，這樣的人，永遠不可能真正坐上歷史的榮譽席。

這，正是尚可喜“翻案”爭議的最終答案。

參考書目

1.【清】官修史料：《清實錄》，中華書局2008年版。

2.【清】蝠池書院：《潮州府志》（乾隆朝版），線裝書局2005年版。

3.【清/民國】趙爾巽：《清史稿》，中華書局1998年版。

4.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同時參考部分網絡資料。

作者：沒門，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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