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濟貧”是不是犯罪？孫玉良：建立公正法治社會才是治本之道

文︱孫玉良

古有梁山好漢嘯聚山林，“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下，是“劫富濟貧”的快意恩仇；今有網絡之上，偶見對某些富豪“為富不仁”的憤慨，夾雜著對“俠盜”式人物的復雜情緒。當貧富的溝壑日益醒目，一種源于古老樸素正義觀的沖動——取“不義之財”以濟困苦——便會在社會情緒的暗流中涌動。然而，一個現代法治社會必須直面并厘清這個核心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以“濟貧”為名目的“劫富”行為，究竟能否跳出犯罪的范疇？答案清晰而堅定：任何未經法律授權的強制性財產剝奪，無論其動機如何“良善”，本質上都是對法治根基的撼動，是一種犯罪。

想像一下，如果人人“劫富濟貧”，這個社會該是多么混亂。因為富人中也有好人，窮人中也有惡人，劫的不見到是壞人，也不見到是不義之財。這樣的做法如果是“正義”的，相當于人人都有“執法權”，結果必然是天下大亂，也必然是整個社會陷入貧窮，因為窮成為“天然正義”的化身，富則是具有原罪的。但現實生活中，又人人向往富裕，追求富裕，這不是很矛盾的悖論嗎？所以，糾纏于“劫富濟貧”是否合理的表象爭論無濟于事，真正的治本之道，在于堅定不移地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通過系統性的制度安排，從根本上疏導社會正義焦慮，實現財富的合理流動與共享。

首先，必須從法律與社會的雙重視角，剖視“劫富濟貧”行為的本質。在法律的天平上，其犯罪屬性不容置疑。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搶劫、盜竊、搶奪、敲詐勒索等侵犯財產罪的構成要件。這些罪名的核心，在于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了強制或秘密取走他人財物的行為。所謂“劫富”，其手段的非法性直接觸犯了這些鐵律。法治的精髓在于“程序正義”與“規則之治”，它要求對任何權利的干涉（包括財產權）都必須經由法律預設的正當程序。如果動機的“正當性”可以凌駕于法律程序之上，那么任何個體或團體都可以憑借自我宣稱的“正義感”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其結果必然是強權即公理，社會將陷入人人自危的“叢林狀態”。從社會效應看，個體的、“俠盜”式的財富再分配，其效果是隨機的、局部的，且極不穩定，無法帶來普遍的社會福利提升，反而會嚴重破壞社會經濟運行所依賴的產權安全與交易預期，最終損害包括貧困者在內的全社會利益。

然而，僅僅指出“劫富濟貧”的非法性與危害性，并未觸及問題的深層根源。這一觀念之所以能在民間話語中獲得某種道義同情，正是因為它尖銳地折射出現實中存在的、亟待解決的社會痛點：發展的不平衡與財富分配機制的不盡完善。當部分人群通過勤勞、智慧與機遇合法致富時，社會報以掌聲；但當公眾普遍感知到財富積累過程中存在權力尋租、市場壟斷、規則不公或資本無序擴張等扭曲現象，而社會保障網絡又未能充分兜底民生時，“為富不仁”的刻板印象便會滋生，“劫富濟貧”的古老敘事便獲得了滋生的土壤。它本質上是一種對制度性不公的扭曲抗議，是正義訴求在法治渠道不暢時的非理性宣泄。因此，問題關鍵不在于道德批判這種情緒，而在于如何通過堅實的制度構建，去回應和疏導這種對公平正義的深切渴望。

所以，社會進步的方向是：超越對個人行為的道德或法律評判，致力于系統性、制度性的“治本”。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方是治本之道，這意味著要將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全面嵌入國家治理的制度設計與執行之中。此“法治”，非僅懲惡之“制”，更乃揚善之“治”，是社會正義的主動塑造機制。其路徑至少包含三個維度：

其一，以法治固根本，保障權利與機會的起點公平。這要求不斷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通過《反壟斷法》、《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等，破除壁壘，防止資本與權力勾結掠奪社會財富；通過健全勞動法律法規，保障勞動者合法報酬與尊嚴；通過深化教育、醫療等基礎領域的改革，努力縮小先天與地域帶來的機會鴻溝，讓每一個體的努力都有綻放的可能。

其二，以法治精神，構建科學合理的財富分配與再分配體系。公正的法治社會絕非“劫富”，而是通過法律的權威，確立并執行一套理性、透明的稅收、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這包括優化個人所得稅、研究推進房地產稅等財產稅制，讓稅收真正發揮調節過高收入的作用；同時，必須強力確保財政轉移支付、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等“濟貧”手段的公平、高效與全覆蓋，編織堅實細密的社會安全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其三，以法治精神弘揚正氣，鞭撻歪風，暢通社會監督與權利救濟渠道。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有能力及時糾正自身的不公。這需要強化司法獨立與公正，讓每一個公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在權利受損時都能獲得有效、低廉的法律救濟；需要保障媒體與公眾的監督權，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不公現象無處遁形；需要弘揚法治文化與契約精神，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追求。

“劫富濟貧”的浪漫想象，根植于人們對公平的本能渴求，但其手段的非法性與破壞性，決定了它只能是歷史故事中的曇花一現，絕非現代社會的解困良方。因此我們看到數千年歷史，“劫富濟貧”的結果只是產生了另一批富人，另一批窮人，并沒有構建出一個老百姓希望看到的公平公正社會，這就是黃炎培所說的“歷史周期律”。封建王朝的循環，只不過是換了皇帝的姓氏，每一次王朝更替，都會帶來社會動蕩，甚至血流成河，一將功成萬骨枯，結果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經過幾千年的劫難，我們必須悟出：再不能這樣下去了。通往正義的道路，絕不能依靠破壞規則的“快意恩仇”，而必須鋪設于良法善治的堅實路基之上。

我們需要深刻理解其背后沉重的社會叩問，從而更加堅定地推進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中國建設。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消解那種以暴力實現財富轉移的社會沖動，讓每一個人都能在法律的護衛下，通過自身的奮斗安居樂業，最終達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社會大同。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替天行道”最深刻、最負責任的現代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