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權力”，誤譯如何塑造我們的“合理”世界

沒有發現，在討論某些公共事件現象時，總有人會拋出一句看似“人生箴言”的話語，“存在即合理”，語氣通常很輕松，像一張免戰牌，事情既然這樣，就別折騰了。

聽著有些不對勁，這話似乎能替任何現狀背書，甚至替壞事開脫；但它好像又是某位大佬的哲學名言。

若不再追問，那就不了了之，甚至默認了它的道理，但你只要動動手，網上隨便搜索下，便會發現，這不是一句“哲學”，它只是一次翻譯造成的認知捷徑，而捷徑往往通向歧路。

翻譯從來不只是語言轉換，它更像一副眼鏡，你戴上它看世界，就會默認某些東西“天然正確”、某些權力“理所當然”、某些制度“本來如此”。

翻譯即詮釋，誤譯即扭曲，扭曲的不是一個詞，而是一代人理解的路線圖。

一、哲學如何被譯成“勸世箴言”？

這話出自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序言里那句著名的德文：“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vernünftig.”

Wirklich（wirklich/Wirklichkeit）更接近“現實、實在、成其為事物的現實性”，而不是“凡是存在的都算數”。

Vernünftig也不是我們日常所說的那種“合情合理、道德正確”，它更偏向“合乎理性結構、合乎內規律”。

更嚴謹也更接近原意的翻譯或許應該是，“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更通俗一些則是，“理性的就是現實的；現實的就是理性的。”

把“存在”(Existenz/Dasein)偷換成“現實”(Wirklich)，再把“合乎理性”簡化為“合理”，就退化成一句貌似護身符的“存在即合理”，既丟失了“理性—現實”的辯證結構，也抹掉了黑格爾對“偶然存在”與“必然現實”的嚴格區分。

這就是誤譯最隱蔽的危險，它不是把你騙進錯誤，而是把你安置在一種“無需再問”的舒適里，不必分辨“事實”與“價值”，不必追問“為何如此”，更不必追問“能否改變”。

黑格爾這句話，本來是提醒，有些東西之所以能成為“現實”，背后有其結構性原因；它并不提供道德赦免，更不提供偷懶的哲學許可；

可一旦譯成“存在即合理”，哲學就從“解釋世界的邏輯”，滑成了“勸你別折騰的態度”。

二、“陪審團”何以成為“陪”審團？

再看另一個也很常見的的例子“Jury”；它源于拉丁語jurare（宣誓）；核心是一群經過宣誓的公民，在法庭上聆聽證據，并就案件的事實問題（如有罪與否）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決；Juror是“裁決者”，是審判的主體之一。

而中文把它翻譯為“陪審團”，一個 “陪”字，天然帶出一種主角是法官，其它是來“陪”的結構暗示；這不只是語感問題，而是權力角色的預設。

更有意思的是，“陪審/陪審員”這組譯名在近代傳入和定型，本身就經歷了復雜的引介與制度想象過程，早期傳教士、域外會審、清末修律等環節，都參與了這一“譯名落地”的歷史路徑。

也就是說，這不是某個譯者一時手滑，而更像一種時代濾鏡，當你習慣了“主審者一錘定音”的敘事，再看一群坐在旁邊的普通人，就很容易把他們理解成“陪襯”。

于是，一個字把制度的“民主防波堤”，翻成了“溫和參與感”。

誤譯在這里的危害，比“存在即合理”更具體，它直接影響公眾對制度的直覺理解，誰是裁判者？誰握有最終決定？誰只是被允許在場？

三、翻譯的異化，為何異質總被磨平？

翻譯一般被要求“讓讀者看得懂”，某些詞匯，也就很容易越被譯得“順口”、譯成“我們熟悉的樣子”；可“看得懂”的代價，有時是把異質性磨平，把原本挑戰你常識的制度，翻成不你認知中的詞；這就像把一件器物硬塞進自家抽屜，有的能關上，但器物的形狀已被你掰彎、折斷。

就像一旦用“合理”“存在”這些道德化、生活化的詞去裝載黑格爾的概念，就很容易把“理性的結構性”誤聽成“現實的正當性”；哲學名言也就變成既省力，又危險的社交口頭禪。

翻譯不是簡單把A變成B，而應把“誰在說話、對誰說、為了什么說”等語境背景交代清楚，當譯者身處一個更尊崇權威中心、強調秩序敘事的語境時，譯名往往會不自覺地向“中心化”傾斜，就像把“公民裁斷”翻成“陪同審理”；把“現實性”翻成“存在”；把“理性結構”翻成“合情合理”。

譯名不只是詞義，它有時也是立場的棲身處。

四、抵抗“順口的陷阱”，翻譯的底線與責任

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讀原文，說實話我也辦不到，但我們至少可以要求公共傳播里應該更誠實一點，個人覺得有點“不對勁”時也不要樂于追問探尋；譯者也應保持一些樸素的的“翻譯底線”；“關鍵概念寧可笨一點，也別滑向錯覺”，真正負責的翻譯，不怕在腳注里多解釋兩句，很多時候，誤導不是來自譯名本身，而是來自“譯名讓你以為自己懂了”；有些制度、概念就是與我們的歷史經驗不同，翻譯不該把它們強行馴化成“我們熟悉的樣子”，而應保留那點刺，讓你愿意追問。

五、清醒思考從警惕語言開始

“存在即合理”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好用、好記、好當擔箭牌”；“陪審團”之所以誤導，根源在于“陪”字自帶的暗示，中文語境里，帶“陪”的，通常就是次要、從屬、不拍板的角色。

兩者共同揭示了，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視角與文化框架的植入；一個譯名，往往在你開口討論之前，就已經替你安排了“誰是主語、誰是配角”；“這是現實，還是應然”；“該追問，還是該認命”。

我們真正要警惕的，未必是“翻譯錯誤”本身，而是那種更溫柔、更隱蔽的力量：誤譯讓你以為你在思考，其實你在沿著別人鋪好的理解軌道滑行；而思想的自由，往往從拒絕一個順口的謊言，擁抱一句笨拙的真相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