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中國的教訓猶在眼前，100年不到，就輪到德國成病夫了嗎？

如果時光倒流幾十年，提到德國，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嚴謹到變態的工程師精神，是永遠準點的火車，是那個驅動整個歐洲前行的強勁馬達。

但今天，那樣的德國正在和我漸行漸遠。

最近，德國知名公共知識分子、在哈佛和斯坦福都任過教的約瑟夫·喬菲（Josef Joffe）在德媒《世界報》上撰文，給德國的經濟下了一張病危通知書。

喬菲文章開頭先是講了一個非常諷刺的歷史對比：

“二戰時期，盟軍的轟炸機每天白天把德國的鐵路炸得稀巴爛，但神奇的是，到了晚上，德國人就能把它修好。那時候的德國，有一種令人恐懼的韌性和效率。”

而今天呢？沒人來轟炸德國的鐵路了，也沒有戰爭，但德國鐵路（DB）卻癱瘓了。超過一半的長途列車無法準點到達。

這不僅是個交通問題，更是一個隱喻。

那個曾經充滿活力、能迅速從廢墟中站起來的德國，似乎已經耗盡了它的動能。

不止德國鐵路，大眾汽車也是如此。這個曾經代表著“德國制造”金字招牌的企業，如今卻宣布要裁減數萬個工作崗位。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德國的資本和頂尖人才，正在像感知到地震的動物一樣，悄悄逃離這片土地。

德國到底怎么了？

喬菲給出的核心診斷非常犀利，他說，德國患上了一種名叫“全險國家綜合癥”（Vollkasko-Staat）的疾病。

什么叫“全險國家”？就是國家像保姆一樣，把一切都包圓了。

喬菲提到，在1900年左右，歐洲國家拿走的GDP大概只有10%，那是個野蠻生長但充滿活力的時代。而今天，這個比例已經飆升到了50%以上。政府從經濟產出中拿走了一半，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同一個黑洞：社會福利。

高福利，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聽起來很美好，但經濟學是殘酷的。

國家拿走的越多，它用來分配和管制的也就越多。龐大的福利體系就像一頭吞噬資源的巨獸，它吃掉了原本可以用于投資未來的資金。

喬菲認為，在歐盟內部，這種“大政府”模式正在扼殺企業家的冒險精神。“要知道，今天的投入，才是明天的利潤。如果錢都被用來發福利維持現狀了，未來的增長點在哪里？”

文章提到，世人總以為德國人勤勞，南歐人懶散。但數據顯示，德國人現在的周平均工作時間只有不到35小時，而以前被嘲笑的希臘人，每周工作時間卻超過了41小時。

德媒：中國的教訓猶在眼前，100年不到，就輪到德國成病夫了嗎？

如果一個國家的福利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那么它的結局將注定是悲劇。

從上世紀60年代至今，德國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幾乎翻了一倍。

這就像一個人，收入沒漲多少，卻買了一份遠超自己支付能力的頂級保險，最后的結果只能是破產。

如果說福利制度是慢性病，那么能源政策就是德國給自己來的一記重錘。

文章特意提到了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能源轉型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德國人的理想主義展現得淋漓盡致，但現實卻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現在，德國的家庭用電成本是歐洲最高的。對于工業來說，哪怕有政府補貼，德國企業的能源成本依然是美國的兩倍，更是中國的1.5倍以上。

在制造業競爭全球化的今天，50%的能源成本劣勢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你的產品，在起跑線上就輸了。

德國人引以為傲的“工匠精神”和技術優勢，在絕對的成本差異面前，正變得蒼白無力。

這就是為什么化工巨頭巴斯夫要在中國建廠，為什么德國引以為傲的重工業正在空心化。

德國人把環保當成了某種宗教式的修行，卻忘了工業競爭的殘酷本質。

如果說工業時代的德國是領頭羊，那么在數據時代，德國已經變成了恐龍。

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創造性破壞”理論：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必須淘汰落后的產能，才能釋放出資源給新興產業。

但德國現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德國政府利用高稅收和復雜的補貼政策，拼命維護那些舊有的、本該被淘汰的產業結構。

歐盟內部的繁文縟節也難辭其咎。原本的自由市場，現在變成了內部保護主義的溫床。各種監管和審批，就像是給商品加了40%的稅，給服務業加了110%的稅。

用喬菲的話來說：

“我們錯就錯在，把官僚主義當成了文明進步的標志。”

在文章的最后，喬菲懷念起了施羅德時代。

他說，那是德國上一位敢于“對自己動刀子”的總理。施羅德在本世紀初推行的“2010議程”，雖然害自己丟了選票，背上了罵名，但卻實實在在地把德國從當時的病榻上拉了起來，通過削減福利、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換來了后面十幾年的黃金增長期。

德媒：中國的教訓猶在眼前，100年不到，就輪到德國成病夫了嗎？

施羅德的身上有一種如今歐洲政客普遍稀缺的東西，“領袖魅力”，一種敢于違背選民短期意愿，帶領國家走長遠正道的勇氣。

可惜，現在的德國政壇，不管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似乎都缺乏這種魄力。

今天的德國政客，更多的是在追隨民意，而不是引領民意；更多的是在像默克爾晚期那樣“催眠”民眾，而不是喚醒民眾。

雖然文章全篇在談德國，但字里行間那種對“大國衰落”的焦慮，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其實也有一種復雜的既視感。

一旦一個國家開始沉迷于過去的輝煌，一旦福利主義壓倒了奮斗精神，一旦政治正確凌駕于經濟規律，一旦安穩成了唯一的追求，那么衰落往往就在不經意間開始了。

國家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曾站得多高，而在于它是否始終站在變革這一邊。

道路從來只有兩條。

要么在刀刃上重塑筋骨。

要么就溫床中緩慢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