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馬達沙希：回望2025，一個在危機中被治理的世界

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UNESCO國際創意與可持續發展中心顧問理事、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

導語：

回望2025年，國際秩序顯露出多重變化：安全邏輯加速外溢，滲入貿易、科技、能源與數據；關稅、制裁、出口管制等從“非常手段”變成日常工具，全球化也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與可控”。與此同時，多邊機制仍在運轉，卻越來越趨向“程序性合作”，共識愈發難以生成。權力更分散、規則更分裂、成本更外顯，各國正以“不穩定性長期存在”為前提重排國家議程。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IPP 榮譽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創意和可持續發展中心（ICCSD）顧問理事梅里·馬達沙希提出一種結構性解釋框架：全球治理之所以愈發困難，并非只是沖突增多，而是支撐治理的幾張“地圖”開始分道揚鑣——地緣政治的邊界、氣候風險的地理、技術能力的版圖，以及制度與責任的分配，不再沿著同一套邏輯對齊；同一個問題在不同尺度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優先級。

她據此將2025年界定為一個“門檻之年”，也是一個“轉軸之年”。在她看來，危機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是在走向常態化。文章由此追問：進入2026年，如何在多張重疊的版圖之間搭建橋梁，在缺乏共同羅盤的時代重建最低限度的協調與方向感，并重新把權力與責任連接起來。

引言：當世界版圖開始錯位

2025年雖不算是國際秩序“轟然崩塌”的一年，但自然也談不上迎來復興。它的意義在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清醒地意識到——長期影響世界運行的那些“圖景”，無論是觀念上的、政治上的還是空間意義上的，已不再重合。權力、合法性、領土、氣候風險與技術能力，都沿著不同的邏輯各自運轉。曾經看似統一、仿佛可以整體把握的全球圖景，如今已經走向碎裂，甚至彼此沖突。

撇開冷戰時期不談，我從未經歷過像2025年這樣令人不安的一年——不只是因為多場重大沖突同時爆發，更因為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有的沖突在地緣政治層面可能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

北約各國政府正處在高度戒備狀態，緊盯任何可能出事的信號——不管是承載全球電子通信流量的海底電纜可能被切斷，還是無人機在試探其防御體系的薄弱環節。與此同時，黑客也在不斷升級手段，試圖讓政府機構和應急系統“停擺”。

2025年被三場性質迥異的戰爭所標記：烏克蘭戰事造成約1.4萬人傷亡；加沙戰爭已致約7萬人死亡，其中包括3萬名婦女和兒童；以及蘇丹境內兩支軍事派別之間爆發的極其殘酷的內戰。

加沙地帶，孩子們坐在帳篷外。圖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然而，在即將到來的2026年，俄羅斯注意到美國總統其實對歐洲興趣寥寥，似乎已經準備好、也有意推動自身取得更大程度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莫斯科也清楚地意識到：2025年發生了一件此前多數西方國家都難以想象的事——美國總統可能正背棄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戰略體系，而且這位總統現在也反對歐洲目前的發展方向。這種令人震驚的觀點，在那份聲稱歐洲正面臨“文明被抹除的嚴峻前景”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變得清晰起來。

2025年或許不會被記作一次突如其來的整體崩塌，但更可能被視為一個關鍵的轉折之年。在這一年，戰略競爭加劇、政治走向碎片化、貿易日益安全化、制度運轉顯露疲態——多重趨勢交匯疊加，使“危機”不再只是國際關系中的偶發例外，而逐漸演變為一種常態化的運行狀態。

這種區分至關重要。因為，一個“經歷危機”的世界，與一個開始在危機中運轉、甚至以危機來治理的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這種碎片化并非階段性的偶發波動，而是一種結構性變化。20世紀末遺留下來的制度、規范與基本假設仍在延續，但支撐它們的現實條件卻在不斷被侵蝕。到了2025年，世界依然在被治理——只是越來越缺乏一個共同的方向標。結果并不只是混亂，更是一種系統性的錯位：問題與解決方案之間錯位，責任與能力之間錯位，全球層面的雄心與地方層面的現實之間錯位。

我想強調，2025年應當被理解為一個“門檻之年”：未來不再只是線性延伸，而是出現了斷裂。要理解這一年的意義，就必須把地緣政治、氣候、城市與制度層面的裂痕放在同一張圖里看——它們不是彼此孤立的危機事件，而是同一場結構性轉型的不同表征；共同指向的是：世界被組織與被治理的方式，正在發生更深層次的重組。

分裂中的世界秩序：權威猶在，方向已失

在地緣政治層面，2025年暴露出全球領導力核心的一種悖論：國際體系依然高度制度化，卻越來越難形成共同的方向感。既有大國仍保有影響力，但同時深陷內部極化、共識衰退；新興大國不斷強化戰略自主，卻往往回避全球治理所伴隨的責任與成本。其結果是——權威仍在，卻缺乏協調。

多邊機構在程序層面仍在運轉，但其所承載的規范性約束力與凝聚力正在明顯減弱。共識變得更脆，談判更趨防御，宏大的共同目標則一再被擱置。這未必意味著多邊主義已經走到盡頭，卻很可能意味著它正在轉型——逐漸演變為一種更功利、更碎片化的運行方式。治理并未消失，但呈現出明顯的選擇性：在某些領域依然有效，在另一些領域卻格外脆弱。

到了2025年，移民壓力、非正規城市化、海岸退化與糧食不安全在多個地區相互交織——這些地區早已穿透并打破了傳統的“南北之分”。風險不再局限于某些特定國家，而是開始集中聚集在三角洲、沿海地帶、特大城市，以及長期被忽視的邊緣地區。

這些帶有結構性力量的轉型，正在以制度化、強約束的方式重塑安全、金融和戰略同盟；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氣候適應、城市不平等與環境韌性等議題，往往被放入自愿性、軟約束的治理框架之中，因此更顯脆弱。這種不對稱，正在塑造一種新的責任地理：風險被全球化，而應對卻被地方化。

重新武裝、重新結盟、并不斷對沖風險的世界

回望2025年的世界，有一種趨勢已不容忽視：主要大國一方面不斷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在為長期對抗做著系統性的準備。

全球年度軍費開支已突破2.4萬億美元，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國防預算的上升并非集中于某一地區，而是幾乎在全球同步發生——美國、歐洲、東亞以及中東均不例外。美國正在推進核“三位一體”的現代化，并擴張其國防工業基礎。中國則持續推進的軍事與海軍擴張，目前已按艦艇數量計算，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

俄羅斯已經全面轉入戰時經濟模式。在長期投入不足之后，歐洲國家正加快重新武裝，北約內部的國防開支也在實際意義上出現了兩位數增長。與此同時，同盟關系一方面在收緊，另一方面也在進行風險對沖。各國在公開場合繼續作出承諾，卻在私下里分散合作對象、供應鏈和安全保障來源。信任并未消失，但已經不再是毫無保留的信任。

冷戰時期，威懾固然令人心生恐懼，但它是高度結構化的：有清晰的紅線，有熱線機制，有成型的戰略理論，也有對災難性后果的共同認知。而到了2025年，威懾卻顯得更加單薄、脆弱。升級風險之所以更高，并不是因為領導人更加魯莽，而是因為牽涉的領域更多、參與的行為體更多，所依賴的技術也更加復雜。一次網絡攻擊、一場衛星系統干擾，或一輪供應鏈沖擊，都可能在無需發射一枚導彈的情況下，產生具有戰略層面的后果。

危機管理機制依然存在，但對其有效性的信任正在流失。溝通環境更加嘈雜，信息本身也充滿爭議。各國領導人不得不在持續的國內壓力之下，以更快的節奏、在更低確定性的條件下作出決策。

當下真正的危險，并非蓄意發動戰爭，而是在高壓環境下發生的誤判與失算。這并不是在為一場特定的戰爭做準備，而是在為一個充滿危險的長期時代作準備。

在2025年，安全已不再僅僅意味著坦克、部隊或航空母艦；它所涵蓋的內容還包括：

網絡空間，在那里，一次攻擊就可能癱瘓醫院、港口，甚至干擾選舉進程。

外層空間，在那里，衛星支撐著通信、導航以及金融體系的運行。

能源領域，其中的關鍵咽喉要道與價格沖擊足以動搖政治穩定。

數據與半導體領域，在這里，掌控權意味著經濟與軍事上的雙重優勢。

供應鏈體系，一旦發生中斷，便可能使整個產業陷入癱瘓。

這些新的安全領域催生了一種國家安全外延化的邏輯，并正在重塑其所觸及的一切——其中也包括貿易。貿易不再被視為創造穩定的工具，而是被當作一種戰略武器來運用。關稅、出口管制、制裁以及產業補貼已不再是應急手段，而是日常化的權力工具。戰略性產業受到重點保護，技術流動被嚴格限制，而相互依賴性本身也被視為一種脆弱性。

有必要澄清的是，盡管到2026年全球貿易體系仍將繼續存在，但它已經發生碎片化。以效率為核心驅動的貿易時代正在讓位于以安全為導向的貿易邏輯。供應鏈將受到更嚴格的審視，既有的相互依賴將被重新界定為脆弱性，經濟工具也將被公開用于戰略施壓與博弈。全球貿易規模或許尚未崩塌，但人們對貿易的信任已經動搖。全球化正在被重新設計，而相互依存不再自動帶來穩定——在許多情況下，它反而制造焦慮。

作為全球碎片化鏡像的氣候治理

氣候治理，或許最能清楚地映照出這一碎片化秩序。到2026年，科學不確定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礙，真正的難題在于政治與制度能力——也就是，能否把共同的判斷轉化為協調一致的行動。

一個很少登上頭條、卻在2025年深刻塑造全球氣候治理不作為的重要因素，是將單邊的領土介入，作為威懾與施壓工具的戰略性運用。

這些行動——無論是通過公開的軍事存在、事實上的吞并，還是對爭議空間的強制性控制——其影響早已超出主權本身。它們制造出一種高度不確定的安全環境，迫使各國重新排序國家優先事項，而代價往往是長期環境承諾被擠到一旁。對許多國家而言，尤其是中等和中低收入國家，領土不穩定釋放出的信號十分清晰：一個安全不再由集體機制加以保障的世界，正在回歸。

在這樣的環境下，本質上依賴合作、面向未來、又高度耗費資源的氣候減緩與適應行動，正變得越來越容易在政治優先級的重新排序中被邊緣化。面對戰略壓力的政府，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更傾向于把財政能力轉向國防、能源安全和邊境管控，并將氣候行動視為次要議題，甚至變成可以討價還價的對象。

以信任、互惠和長期時間尺度為基礎的氣候協定，在這種規范性信心不斷被侵蝕的環境中，顯得尤為脆弱。如果支撐國際合作的秩序本身正在松動，各國又憑什么要為減排承擔眼前、切實可感的成本？

在多邊層面，這種侵蝕體現為一種“戰略性的最低限度主義”。各國在形式上仍然參與氣候談判，但立場愈發謹慎，更強調靈活性，而非雄心。承諾被不斷附加條件，時間表一再拉長，落實則持續后移。這或許不應被簡單理解為對氣候問題的否認，而更像是一種“氣候猶疑”——其背后的認知是：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速度，已經快于氣候治理體系所能穩定下來的速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COP30等進程或許將同時象征著延續與張力：它們一方面重申了多邊參與的持續存在，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多邊機制的邊界。承諾層出不窮，但落實依然參差不齊。適應議題的地位顯著上升，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隱含著一種共識——僅靠減緩行動，已不足以避免嚴重沖擊。

COP30——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第三十屆會議，巴西貝倫。圖源：歐洲議會

真正的危險并不只是失敗本身，而是對“不充分”的常態化接受：這一轉變標志著一次關鍵的心理與政治轉折。氣候治理不再僅僅圍繞防止災難發生來展開，而是逐漸轉向如何管理災難后果。責任在原則層面得到承認，卻在實踐中被不斷分散。全球氣候版圖，如同地緣政治版圖一樣，更多呈現的是妥協，而非協調與一致。

這是一個漸進式進展與風險持續上升并存的世界——一個雄心被不斷下調、更多去適應政治上的可行性，而非地球真正所需尺度的世界。

很多國際機構原本是為促進合作而設立的，但到了2025年，善意正變得越來越稀缺。規則被選擇性適用，一旦不合時宜，多邊平臺就被繞開。多邊主義依然存在，卻越來越像一個按需取用的工具箱，而不再是一項需要共同維護的事業。這并不是一場轟然倒塌的制度危機，而是一種更隱蔽、也更危險的狀態——制度性的疲憊。

2025年留下的遺產：一個在危機中被治理的世界

2025年留下的遺產，是一種持久的心態轉變：穩定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是成為一種需要被管理、分配，甚至反復談判的狀態。

那么，為什么2025年比此前的年份更為重要？因為正是在這一年，一種微妙卻決定性的轉變發生了：各國不再把當下視為一段暫時的動蕩期，而是開始以動蕩將長期存在為前提來進行治理。

防務姿態趨于強硬，貿易限制被常態化；同盟關系更多采取對沖而非信任；危機工具逐漸成為默認手段，應急措施演變為長期策略，例外政策不再例外，危機語言也悄然融入了日常政治表達之中。

如果歷史學家日后回望這一年，或許會這樣評價：2025年并不是世界崩塌的一年，而是世界開始接受自身已難以被輕易修復的一年。這正是所謂“轉軸之年”的含義所在——它并非不穩定的起點，而是不穩定被真正嵌入、并逐步制度化的時刻。

作為“門檻之年”的2025年

2025年的獨特之處，并不在于它化解了這些緊張關系，而在于它讓這些緊張關系變得無法回避。關于世界能夠回到穩定、統一秩序的幻象正在消散。取而代之的，并非必然是悲觀情緒，而是一種責任——一種直面復雜性、對其加以治理而非否認其存在的責任。

人們對世界能夠回到由一套單一規則所支配的穩定、統一秩序的信念，正在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項更為艱巨、也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如何在避免碎片化的同時治理多元，在不走向解體的前提下容納差異。

從2025年逐漸浮現的未來，很可能是多元的、不均衡的，也充滿競爭與博弈的。進步將以局部、零散的方式出現，而在其他領域則可能遭遇挫折。治理形態也將呈現出混合特征——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網絡并存，城市與國家相互交織，公共權威與公民創新共同發揮作用。

在這樣的格局中，真正的任務已不再是重新繪制一張單一的全球版圖，而是學會在多張彼此重疊、相互交錯的版圖中前行：在碎片化的空間之間搭建橋梁，把短期的適應性應對與長期的結構性轉型協調起來，以治理成效而非修辭話語重塑合法性，并重新將權力與責任連接起來。

“碎裂的版圖”并不僅僅是一種隱喻，它在現實中具有明確的物理呈現，體現為風險分布的高度不均。氣候暴露、經濟脆弱性與政治不穩定性在空間上日益疊加、相互交織，不斷強化脆弱性循環。

這種空間層面的復雜性，對仍然以國家為中心、以領土為基本單位的治理框架構成了嚴峻挑戰。為有限、封閉的國家空間而設計的政策，往往難以應對那些具有系統性、流動性和跨國屬性的風險。結果便是治理上的失配：在技術層面高度精密的干預措施，卻難以真正觸及社會現實。

因此，理解2025年，需要一種多尺度的視角，能夠同時把握全球體系、國家層面的政策，以及地方層面的現實經驗。否則，“碎裂的版圖”就不再只是對現實的描述，反而會變成一種預設——不斷固化分裂，而非加以化解。

美國總統決定不邀南非參加下一屆G20峰會。全球協調機制在2026年可能繼續面臨裂痕。圖源：路透社

結論：學會治理一個“版圖碎裂”的世界

由此也引出了一個最終的問題：2025年所留下的影響，是否將具有長期性？

在“版圖碎裂”的一年里所顯現的未來，并不是對全球治理的訃告，而更像是一份關于轉型的診斷書。世界并非不可治理，而是正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被治理。真正的難題在于，如何調整制度安排、認知框架與政治激勵機制，使它們能夠與當下現實的復雜性相匹配。

這需要一次范式轉變——學會接受那些曾經被視為非常態的情形，正在變成日常：要適應缺乏清晰護欄的競爭格局，適應快于外交運轉節奏的政治進程，適應由恐懼與機遇共同塑造的經濟邏輯，適應依然存在卻已難以形成廣泛共識的制度體系；也要適應在危機條件下作出的決策，即便原初理由早已消退，仍會長期存續；適應例外不斷累積，直至反過來重塑規則本身。最終，還要適應一種預期的下移——從對秩序的樂觀想象，轉向在無序之中尋求可持續的生存。

國際體系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發生變化的——并非一夜之間，而是通過一次次悄然的再校準。從這個意義上看，2025年或許將被銘記為這樣一年：危機不再是例外，而是成為一種常態化的存在。

如果說以往的時代追求的是通過一致性實現統一，那么2025年之后的世界，則需要在多樣性中建立協調與連貫。城市、氣候治理以及不斷演化的領導形態，未必會整齊地匯聚到同一軌道上，但它們可以被引導形成共振。未來的關鍵，與其說在于修復舊有的世界版圖，不如說在于培育一種能力——以審慎、合乎倫理且集體性的方式，去理解和辨讀新的世界圖景。

2025年很可能會被記住為一個多重危機疊加的年份；更重要的是，它并非危機降臨之年，而是世界接受危機將長期存在的那一年——正是在這一年中作出的選擇、面臨的約束與持續的再校準，深刻塑造了此后多年的國際體系走向。而接下來將走向何方，則取決于適應究竟能轉化為更新與重塑，還是滑向消極的接受與退卻。

文章選自IPP評論，2026年1月3日

前聯合國高級經濟學家梅里·馬達沙希：人才流失和無法融入當地問題

2024年5月25日、26日，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協辦、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ACCWS）支持的“第十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在京盛大開幕。在以“全球人才流動與治理”為主題的分論壇上，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前聯合國高級經濟學家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發表以下觀點：

實際上，我們不僅要討論全球南方的人才流動，還必須討論全球化。很多人對于全球化是非常反感的，他們覺得全球化是二戰之后的現象，這是一個老的問題，但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到，我們事實上能夠修復現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全球化體系嗎？我認為，人才流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能夠推動全球化的，如果全球化不存在，人才流動就無從談起，至少不可能達到現在這個程度。就是因為有人才流動，所以我今天能夠坐在這里。我在加拿大受的教育，在美國進行工作，在聯合國工作，我這樣一個德國人，在美國工作，經常會到中國來。這就是個全球化的現象。

事實上，我不太回我的出生國了，我是生活在一個國際社區當中的。在一個全球化的社區當中，多元化文化是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全球南方如果把中國排除之外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們看現在的技術，因為有技術、企業、政府，他們都缺乏人才，缺乏應有的技能，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在這些領域進行投資，他們需要這樣的人才。

我的朋友說，根本沒有人才流失的問題。其實我認為確實存在，事實上是這樣的，有些人可能也是人員流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他們來說是好事，因為他們可以有好的發展機會。但對于出生的國家或者對你的教育提供投資的人可能就會有損失。所以，我們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發展中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他們的教育，提升他們的工作條件，提升他們的社會和經濟表現，進一步投資于技術創新。當然，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知道，現實在各個國家都不一樣，就像幾分鐘前我們也聽到了大概有45%-60%的赴美國留學人才都不想再回到自己的祖國了。當然，那些發達國家受益了，但目前為止，那些損失的國家就是發展中國家。與此同時，并不是說所有個人，就是那些作為人才的人出國后，才華都 能夠 被利用，這就會出現人才的浪費。有時候他們找不到新的工作，沒有辦法融入到新的社會，學不會當地的語言，會覺得特別孤單。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由大企業帶走的，但他們發現已經沒法融入這個社會。我們還是得面 對 這樣的現實，但那時候他們回到自己的原始國家可能就有些晚了。

本文依據嘉賓在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的“第十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的發言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

梅里·馬達沙希：中國也有自己的原則，無論被世界理解還是誤解，都必須得到尊重

2023年10月23日，由全球化智庫（CCG）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CPAFFC）共同主辦的第八屆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在北京舉行。CCG特邀高級研究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創意和可持續發展中心顧問理事梅里·馬達沙希在論壇上發表以下觀點：

如果大家還記得2013年通過的《中歐合作戰略議程》，其中呼吁在和平、穩定、可持續發展、人文交流方面開展合作。從那時以來，我們見證了每年召開的中歐峰會討論中歐政治經濟關系以及全球和區域性事務等。

但是，最近的事態發展帶來了一些摩擦，在這里我用三點來總結。一是地緣政治動蕩，二是美國對歐戰略的外溢效應，三是貿易平衡問題。

但讓我們更多地談談中國和世界之間的共同點。我指的不僅僅是 “一帶一路”倡議，而是指中國在各個領域積極參與的地區和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世貿組織、世衛組織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一直是積極的參與全球貿易并且一直是主要參與者。我們看到中國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的積極參與，特別是在有關氣候變化的討論中。中國和美國是討論氣候變化問題的兩個前沿和倡導者。大家都希望能夠從中產生一些有成效的東西。

中國也參與了各種國際安全問題的維和行動。當然，中國也有自己的原則，這個原則無論被世界理解還是誤解，都必須得到尊重。我認為，我相信，鑒于中國所做的一切，世界也有責任試圖來理解中國的原則，并根據中國所能做的努力找到一個中間地帶和共同點。因為當今世界正面臨著重要危機，需要更多的合作，不僅是今年，明年也是如此，而中美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進一步合作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

本文依據嘉賓在由全球化智庫（CCG）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CPAFFC）共同主辦的第八屆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上的發言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

CCG 圖書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輝耀博士、秘書長苗綠博士主編，旨在匯聚全球多元視角，探討與中國及全球化相關的問題，剖析中國崛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闡述中國在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全球發展及全球安全領域所扮演的角色。該叢書首次匯集了來自中國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全球意見領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學者和智庫專家、跨國公司CEO以及外國商會代表的觀點，打造一個平衡的全球視角。自2021年迄今，該叢書已出版11部，電子書下載量累計超過663萬次，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和廣泛討論。為方便廣大讀者閱讀，該叢書主要以“公開獲取”的方式出版，讀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網站上免費下載幾乎全部書籍。

● 圖書鏈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變遷與理論發展，從技術與人本等新的視角觀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總結了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具備的特征，然后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全面總結，用數據與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受益者發展為反哺者，正在通過自身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并嘗試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創新貢獻方案。作者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論和文獻做了梳理，回顧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本書從第四章開始，兩位作者對中國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作者基于長期的研究以及與國內國際、官產學各界有影響力重要人士的對話交流等，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及全球治理創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國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作者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本書深度剖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變與抉擇，及其對全球未來的影響。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程，展示了中國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逐步轉型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書中詳細探討了中國在貿易、投資、跨國企業崛起等方面的角色變遷，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紐帶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討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作者分析了中國在多極化世界中的地位變化，風云激蕩中的中國外交，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崛起的、更加一體化的亞洲中的角色。同時，還討論了中歐關系的發展與挑戰。第三部分審視了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和改革。書中探討了如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尋找自由貿易的發展方向，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通過這些討論，展示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參與和貢獻。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發展史”回顧了全球化的歷程，從古代貿易到現代經濟轉型，探討了全球化的起源與演變。通過與耶魯大學教授瓦萊麗·韓森、《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對話，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層次發展。第二部分“彌合全球不平等與赤字”探討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巴黎和平論壇主席帕斯卡爾·拉米、亞洲協會副所長溫迪·卡特勒等嘉賓，分享了他們對全球經濟不平等、貿易體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權力轉移與大國關系》分析了21世紀的權力轉移和大國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通過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等專家的對話，討論了大國競爭、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來。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作為海內外決策層和廣大公眾理解中美關系時廣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在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的對話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關系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中國崛起、美國外交政策、美蘇關系、全球地緣政治、核武器、朝鮮問題、新冠疫情及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全面、系統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外交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競爭的看法；深入而透徹地分析了中美雙方實力的變化，以及發生戰爭的風險；坦誠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議。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說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敘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臺，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于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