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就是資源分配

——給在地鐵里被擠成紙片的我們

（一）

清晨六點三十五分，地鐵十五號線。

我被人流推搡著，像一枚誤入風洞的樹葉，腳跟懸離地面三厘米，卻仍死死攥住手機——那里面存著昨晚領導發來的“自愿加班申請表”。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謂“權利”，并不是高臺教化的宏詞，而是此刻誰能把腳落在地面、誰又被懸空的縫隙。

車廂里，空氣是限量款，氧氣是配給制，扶手是競拍品。

廣播溫柔地提醒“請為老弱病殘孕讓座”，可座位上的年輕人正把眼睛閉成一只只貝殼——他們用閉眼拒絕了道德，也拒絕了資源再分配的可能。

我原諒他們：在匱乏面前，禮貌只是奢侈的包裝紙。

（二）

小時候，母親把一塊五花肉切成指甲蓋大的小丁，先煸后燉，最后撒上兩粒冰糖。

肉出鍋時，她用筷子在鍋里劃了一道隱形的對角線：左邊是父親的，右邊是我的。

那條線比任何憲法條文都鋒利，我偷偷伸手，被筷子背敲回。

很多年后，我在機關食堂看見領導窗口的“小灶”——清蒸鰣魚、天目湖大閘蟹，才想起母親那條對角線。

原來家庭是國家的縮微模型，筷子是權杖，鍋鏟是印章，而冰糖只是讓苦澀政策看起來溫柔的修辭。

“權利的第一副面孔，常常是別人的筷子。”

誰握筷，誰就有權宣布一塊肉的國籍。

（三）

朋友阿黎，北漂十年，攢下購房資格那天，請我在望京小館吃羊蝎子。

酒過三巡，他掏出手機，給我看一張綠色APP截圖：排號第 12743 位，前面還有 8000 多套“公租房”。

他像展示勛章一樣展示絕望——那串數字是他與這座城市最后的曖昧。

我問他：“如果永遠排不到呢？”

他夾起一塊脊髓，輕輕吹氣：“那就繼續排隊，直到我變成隊伍本身。”

那一刻，我聽見資源稀缺的齒輪在他體內咔嚓轉動，把三十歲的腰椎磨成一張號碼紙。

（四）

權力并不總是巍峨的，它常常以“技術”的扮相出現。

比如算法。

外賣騎手為何必須逆著紅燈奔跑？因為后臺給每單鑲了倒計時，像給腳踝系上隱形炸彈。

程序員在空調房里敲下一行“預計送達 29 分鐘”，街角就有人在暴雨中滑倒。

代碼是中立的，他們說。

可中立的車轅，為何總把風險甩給最沒議價權的那顆螺絲？

“當算法開始分配時間，每一秒都長出牙齒。”

它咬人不見血，卻能讓膝蓋提前報廢十年。

（五）

我曾在西北某縣掛職，參與扶貧產業驗收。

縣長帶我去看“萬頭驢場”，航拍鏡頭下，驢群像一粒粒黑芝麻撒在黃土高坡。

可無人機降低，才發現“萬頭”是 Photoshop 的慈悲——實際驢數不足兩千，且大多瘸腿、脫毛，像從饑荒年代走來的標本。

我問鄉鎮干部：“數字誰定的？”

他答：“上面定的，我們只能讓驢學會團結。”

于是，當天空需要一頭驢，地上就必須出現十頭驢的影子。

在資源向上負責的系統里，影子也能占編制。

（六）

回到城市，我把自己塞進24小時書店的玻璃格子，寫方案、寫總結、寫“讓渡部分休息權換取KPI”的自愿書。

隔壁工位，小姑娘把微信名改成“不卷會死星人”，頭像是一只旋轉的陀螺。

凌晨兩點，她趴在鍵盤上睡著，屏幕仍亮著PPT，標題頁寫著“關于進一步優化資源錯配的建議”。

錯配，多么優雅的詞，仿佛我們只是在搭積木，而不是在搶氧氣。

我替她合上電腦，像替自己合上眼皮——我們都清楚，建議不會優化資源，只會優化領導的心情。

（七）

有人說，別抱怨了，市場會給出價格，價格就是投票。

可投票需要籌碼。

當教育、醫療、居住被做成限量版手辦，窮人手里的籌碼只是他們自己的血肉。

他們“投票”給加班，于是996成為民意；他們“投票”給外賣，于是騎手沖進逆行車道。

市場從不強奸任何人，它只是把沒有選擇的選擇，包裝成“你情我愿”。

（八）

那么，怎么辦？

我無權給出答案，只能提供一次凝視。

下一次，當你在早高峰被擠成一張郵票，請把眼睛睜開，看看是誰在你的鼻尖前劃了一道對角線；

當你在APP里搶到最后一瓶九價疫苗，請想想是誰把“最后一瓶”做成饑餓營銷的魔術；

當你心安理得地坐在“老弱病殘孕”專座，請記得閉眼也是一項權利，而權利背后，總有一根筷子在暗中等待。

（九）

文章將盡，我不呼吁“改變世界”，那太像領導的年終總結。

我只想說：

權利不是冠冕，而是縫隙里透進來的一束光。

光不會自己生長，它需要有人把縫隙撕開。

那個撕裂縫的人，可能是投票箱前的你，也可能是拒絕閉眼的我。

“當足夠多的人開始問‘為什么是我的腳懸空’，地面就會重新長出土地。”

別怕渺小，怕的是我們把渺小當成宿命，然后在紅燒肉的甜香里，忘記曾被筷子劃傷的指節。

走出書店，天已微亮。

環衛工把昨夜喧囂掃進垃圾車，掃帚劃過地面，發出沙沙的聲響。

那聲音像極了我母親當年，在鍋底劃出的對角線——

只是此刻，我聽見那條線正在斷裂，發出清脆的、瓷片般的

咔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