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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2歲程序員周末暈倒后猝死”一事,經由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據紅星新聞報道,2025年11月29日上午,32歲的程序員高廣輝突發身體不適,送醫搶救后被宣告臨床死亡。就醫記錄顯示,死因系呼吸心跳驟停,疑似阿斯綜合征,即心源性腦缺血綜合征。
一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幾個在生死邊緣依然瘋狂振動的微信工作群,這些冰冷的技術產品,構成了32歲程序員高廣輝生命最后的殘酷注腳。當他在一個本應休息的周六清晨倒下,送醫途中仍惦記著未完成的工作,直至心臟停止跳動后仍收到催改程序的指令時,這已不僅是一個令人心碎的個人悲劇。
這起事件,以極致尖銳的方式,將無數“高廣輝們”所身處的、異化的現代職場生態,赤裸地推到了公眾面前,那“一人干七人的活”的荒誕負荷,那24小時待命的“無邊界協作”,正是穿透屏幕、映照出千萬打工人疲憊身影的時代寫照。
高廣輝的遭遇,精準地勾勒出一種普遍存在的職場生存狀態,個體的極限付出與系統的無情盤剝,每月三千余元的底薪,卻承擔著相當于六七個人的工作量;名義上的“中層管理者”,實則是被“低底薪、高績效”薪酬結構驅策的永動機。公司倡導的“無邊界協作”,本質是工作對生活無休止的殖民,從清晨七點到深夜十一點,從通勤途中到病床之側,他的時間與精力被徹底榨干。
這并非孤例,而是許多行業,尤其是互聯網、科技等領域中,“內卷”文化的極端體現,當“多勞多得”異化為“只有拼命多勞才可能生存”,當“奮斗”被偷換概念為無底線地透支健康,勞動者的尊嚴與生命權便在資本的效率邏輯面前節節敗退。
更值得深思的是,當悲劇發生后,系統性的冷漠與規避責任,往往成為壓垮家屬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司一面提交形式上的工傷認定申請,一面隱匿關鍵的工作系統登錄數據;一面提出“人道主義撫恤金”,一面急切割清與“賠償”的關系。這種操作,暴露了部分企業將員工視為純粹“人力成本”而非“人”的冰冷邏輯。
法律與政策的模糊地帶,尤其是對“居家辦公”、“隱形加班”的認定困難,無形中為這種推諉提供了空間,盡管最高法已開始關注“隱形加班”問題,人社部新規也明確了居家辦公工傷認定的情形,但如何界定“臨時性偶發工作溝通”與“實質性勞動”,如何讓勞動者在“離線休息權”與“在線工作收益”間取得平衡,仍是實踐中亟待破解的難題,高廣輝的猝死發生在周末,便陷入了認定僵局,這本身正是制度滯后于現實發展的殘酷證明。
高廣輝的悲劇,是一記沉重的警鐘,拷問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究竟在為何而工作?發展的代價是否必然要以個體的健康乃至生命為祭品?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建立在無數勞動者“過勞”的脆弱根基之上。對企業和管理者而言,必須摒棄以透支人力換取短期利益的短視思維,切實落實工時制度,保障員工休息權,構建尊重人的企業文化。對監管與立法層面而言,則需加快完善勞動基準,特別是針對數字時代新型工作形態的勞動保護,讓“隱形加班”顯形,讓維權通道暢通,讓違法成本高昂。
那位在暈倒后仍想著換褲帶電腦的程序員,他的勤勉與責任感令人動容,卻也因其對自身權利的忽視而令人扼腕,他的故事,不應只是社交媒體上一聲短暫的嘆息。它應當成為推動改變的一個支點,促使我們從個體到社會,從企業到制度,進行深刻的反省與切實的改進。
只有當“一人干七人的活”不再是職場潛規則,當“離線休息權”成為不容侵犯的底線,當每一個勞動者的生命與健康被置于利潤之上時,我們才能避免下一個高廣輝的悲劇,才能讓“奮斗”回歸其創造美好生活的本意,而非吞噬生命的深淵。這既是對逝者的告慰,更是對生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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