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震演唱會先感謝各部門支持“沒他們，真的很難辦啊”，或許會促進行政許可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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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元旦，北京工人體育場。

歌手田震站在聚光燈下，沒唱《執著》，也沒吼《風雨彩虹》，而是對著話筒，一本正經地念了一串“感謝名單”——不是歌迷、不是樂隊，而是一長串政府機關的名字：北京市委，市政委，北京市朝陽區委，區政府，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北京市朝陽區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北京市朝陽區文化市場綜合執法大隊，北京市朝陽區應急管理局、北京市朝陽區消防救援支隊，北京市交管局朝陽交通支隊，北京奧林匹克中心區管理委員會，國家體育館……

臺下先是愣住，繼而爆發出哄堂大笑。笑聲里有無奈，有諷刺，更有心照不宣的共鳴。

田震最后補了一句：“沒他們‘支持’，真的很難辦啊！”

據業內人士粗略統計，一場中型以上演唱會，至少要對接8—10個政府部門，蓋章不少于15個，全流程耗時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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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震感謝的，都是有行政許可設定權的單位。

所謂行政許可設定權，就是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從事某些特定的活動，需要事先經行政機關批準的權力。

相當長一段時間，行政許可的設定權不夠明確，設定主體比較混亂，致使行政許可事項不斷增加，加大了經濟發展成本，甚至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妨礙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

2002年年初，行政法學者應松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的一次法制講座中曾痛陳：全國性行政審批事項最多時達4000多項，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審批一般也在2000項以上；程序繁瑣，效率低下，一項審批往往要經過幾十道手續；審批條件不公開，程序不透明，審批文件語焉不詳，常常搞得申請人往返奔波；此外，存在大量行政審批隨意設置現象，將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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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從源頭上解決行政審批過多過濫的問題，行政許可法在立法宗旨上，開宗明義，要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規范行政許可的設定范圍，明確了可以設定行政許可的主要事項；二是規范設定行政許可的主體，嚴格限制和減少設定主體。根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享有行政許可設定權的，只有法律、行政法規（包括國務院的決定）地方性法規以及省級人民政府規章。過去曾大量設定行政許可的部門規章，被取消了設定權；對省級人民政府設定行政許可，也作了嚴格的限制。除了法律、行政法規（包括國務院的決定）地方性法規和省級人民政府規章外，其他規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設定行政許可。凡是設定了行政許可的，一律無效，并予以撤銷。這對從源頭上治理行政審批過多過濫的現象具有重要意義。

當年由于行政許可的實施程序沒有統一立法，行政許可的辦理，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有很大的差異。有些審批程序不公開、不公平，成為腐敗的溫床；有些審批程序非常繁瑣，不利于老百姓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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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7日，備受矚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通過，并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該法是繼《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頒布實施后又一部規范政府共同行為的極其重要的法律，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這部被溫家寶總理稱為“行政機關自我革命”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單行的行政許可法（外國大多有統一的行政程序法）。這部法律的實施，無疑有利于打造“有限政府”、減少腐敗、方便老百姓……　

行政許可法的出臺，一方面減少了行政審批，另一方面簡化行政審批程序。實施行政許可，要做到公正、公開，公布許可條件，禁止暗箱操作；一個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涉及機關內部幾道環節的，應當“一個窗口”對外；依法需要幾個部門許可的，要集中統一辦理，盡量減少多頭審批；決定行政許可，行政機關應當聽取當事人的意見，不予許可的要說明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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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行政審批幾乎浸透我們人生的每個階段以及生活的每個角落。曾經，一些審批名目無奇不有：保姆證、模特證、玉米砍伐證等等。這其中，最著名的當數鄭州“饅頭辦”：要生產、銷售饅頭，廠家必須經過饅頭辦公室的審批，辦一個許可證要交上千元費用。后來經媒體曝光，“饅頭辦”被取消。　

行政審批時間之長，更讓人匪夷所思。姜明安收集了當年媒體的一些報道：在江蘇連云港，辦一個房地產開發項目要跑18個部門，經過69個環節，蓋67個公章，辦理時間為8個月；在浙江，某企業辦理兩項國家機電產品出口許可，其中一個項目的許可辦了2年多，另一個項目辦了3年多。“像這樣的行政效率，哪個投資者能忍受？一個項目的審批要花一兩年時間，合作伙伴可能等不及了，你投下的資金可能就泡湯了。”

我們看到，隨著《行政許可法》的實施，這些現象并未完全終結，但得到了很多漸進的改善。

或許從田震演唱會的感謝來看，行政許可法真的到了要修改的時候了。

2026年1月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