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輝研究員：輿情治理之道——從歷史智慧到當代啟示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王光輝研究員在政務輿情與網絡社會治理領域深耕多年，形成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撰寫的多篇智庫報告與咨詢建議得到相關部門采納。這種學術研究與政策實踐相結合的獨特經歷，使作者能夠以更宏觀的視野、更深入的思考來審視古今輿情治理的內在規律。

向 東

國務院研究室原副主任

2025 年9 月

當今社會，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輿情傳播的速度、廣度與深度空前增強，網絡輿論場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政府決策和國際形象的重要領域。然而，輿情治理并非全新課題，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早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從先秦的“采詩觀風”，到漢代開始經唐宋發展成熟的“諫議制度”，再到明清的“奏折密報”，歷代統治者與思想家都在不斷探索如何傾聽民聲、引導民意、化解矛盾。這些歷史經驗不僅反映了古人對輿情規律的認知，也蘊含著超越時代的治理哲學。

一、古代輿情考究

“輿”字的本義與演變，蘊含著中國古代輿情觀念的原始密碼。從甲骨文形態來看，“輿”字最初表示“車廂”，其字形象地描繪了眾人抬舉車廂的場景（圖2.1）。《說文解字》中“輿，車輿也”正是此意。早期，“輿人”主要是指造車的工匠，《周禮·考工記》載“輿人為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輿人”逐漸從單純的職業群體演變為一種社會角色的代稱，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聽輿人之謀”，杜預注“輿，眾也”，這里的“輿人”就不再是指造車的工匠，而是指普通民眾、眾人。《國語·晉語三》云“輿人誦之”，韋昭注“輿，眾也，不歌曰誦”，這里的“輿人”也是指大眾群體，他們通過“誦”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情感。這種轉變表明“輿”已從器物指代升華為群體意志的象征。

“輿”字的演變

輿情在中國古代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發展過程（表2.1）。先秦時期，輿情以祭祀、歌謠、諫言等形式萌芽，如堯、舜設“諫鼓謗木”，周代“采詩觀風”以察民情，諸子百家則通過思想傳播影響輿論。秦漢時期，統治者既建立諫議制度，又推行思想控制，如秦朝的“焚書坑儒”、漢代的“腹誹”之罪，奠定了輿情管理的雙重模式。魏晉至隋唐，輿論表達趨于多元，士人通過清談、詩文議政，佛教傳播也拓展了公共論辯空間。宋元時期，隨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小報、說書、戲曲成為輿情新載體，盡管官方審查嚴格，但世俗化表達日益活躍。明清兩代，中央集權強化，特務機構、文字獄徹底壓制輿論，輿情被迫轉入地下，如秘密結社、隱晦民謠等。從早期的原始民意表達，到后來的制度化采集和多元化擴張，再到明清時期的壓制與衰落，古代輿情的演變始終與古代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及文化思想的變遷息息相關。總體而言，古代輿情的發展既反映了統治者對民意的利用與管控，也展現了社會在高壓下尋求表達的韌性。

表 古代輿情的發展脈絡

二、先秦時期：輿情萌芽與民本初興

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輿情的萌芽階段，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以宗法制為基礎，政治權力與血緣關系緊密相連，而輿情的表達則主要通過祭祀、歌謠、諫言等原始形式呈現。

在堯舜禹時期，統治者通過巡狩、觀風問俗等方式了解民情，傾聽百姓的聲音。如《管子·桓公問》中提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表明當時已有專門的場所供民眾表達意見。此外，《呂氏春秋·自知》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說明當時統治者通過設置特定的媒介來收集民眾的意見和批評。

“行人”采詩

資料來源：李志恒、張揚繪制

周朝建立后，統治者為了解民情，設立了專門的采詩制度。《詩經》中的《國風》便是各地民歌的匯編，其中既有對美好生活的歌頌，也有對苛政的諷刺，如《魏風·碩鼠》以老鼠喻貪官，表達了對剝削的不滿。這些民間歌謠不僅是文學創作，更是社會輿情的直接反映。周王室通過“采詩觀風”來考察地方治理的得失，進而調整政策，使統治更加穩固。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劇烈變動，諸侯爭霸，諸子百家通過游說、著書等方式傳播思想，塑造社會輿論。孔子提出“為政以德”，強調統治者應以道德教化民眾，而非單純依靠刑罰；孟子則進一步發展民本思想，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政權的合法性取決于民心向背。這些思想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政治實踐，也為后世輿情觀念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如蘇秦、張儀等，擅長利用輿論造勢，通過游說各國君主影響國家間局勢，展現了輿論在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三、秦漢時期：制度成型與管控強化

秦漢時期是中國古代輿情制度化的關鍵階段，統治者通過建立系統的信息收集與輿論管控機制，使輿情管理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秦朝雖國祚短暫，但開創了中央集權下的輿論控制模式。一方面，秦朝設立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來開放言路 ；另一方面，實行“焚書坑儒”，使輿論高度統一于朝廷意志。《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這種矛盾顯示了統治者在輿情管理上的復雜心態。

東漢太學生劉陶上書

資料來源：劉權鋒、十里繪制

漢代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對輿情管理進行了調整與完善。漢代完善了諫官制度，設立專職的諫大夫，除此之外，光祿大夫、太中大夫等也能在皇帝身邊起到諫議的作用。《漢書·東方朔傳》記載，太中大夫東方朔進諫時，言語看似輕松詼諧，實則切中時弊，漢武帝經常采納他的意見。然而，漢代對輿論的管控同樣嚴厲。《漢書·酷吏傳》記載張湯以“腹誹”之罪處死顏異，體現了漢代對思想言論的嚴格管控。這種“制度建構”與“嚴苛管控”并行的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國古代輿情管理的基本范式，其影響延續至后世各朝。

四、魏晉至隋唐時期：輿情多元與管控放松

魏晉至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輿情發展的重要轉型階段，呈現出多元化和表達相對開放的特征。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士族階層的崛起和佛教的進一步傳播，社會輿論突破了官方單一控制的格局，形成了多層次的表達空間。例如，魏晉時期清談之風盛行，名士如嵇康等通過玄學討論表達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其《與山巨源絕交書》等作品，反映了當時士人在高壓政治下通過思想和文學表達對現實的批判；而南朝劉宋時期的謝靈運、顏延之等文人則通過樂府詩反映社會矛盾。當時，佛教的進一步傳播更催生了《弘明集》《廣弘明集》等佛道論爭文獻，形成了宗教領域的公共論辯空間。南北朝民歌《木蘭詩》與《敕勒歌》的流傳，則體現了民間輿論通過口頭文學自發傳播的現象。

魏晉風華的代表：竹林七賢

資料來源：劉權鋒、張揚繪制

隋唐時期，隨著科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士人階層的政治參與度顯著提高，輿論表達更加活躍。唐代諫議制度的發展尤為突出，《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恐人不言，導之使諫”的治國理念，設立諫官制度鼓勵臣下進言。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主張，反映了文人通過詩文參與時政評論的普遍現象。

五、宋元時期：市井擴張與世俗轉向

宋元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壯大，中國古代輿情呈現出顯著的世俗轉向。這一時期，輿論表達的主體從傳統的士人階層擴展至市井細民，輿論傳播的載體也因印刷術的普及而發生革命性變化。北宋時期，汴京（今開封）等大都市出現了專門的“小報”，這些民間出版物突破官方邸報的限制，成為傳播市井輿論的重要媒介。此外，宋朝的說書藝術在輿論傳播中也扮演著特殊角色，《東京夢華錄》中描述的汴京瓦舍中的“說三分”（講述三國故事）等講史活動，往往隱含著對時政的評議。

“烏臺詩案”致蘇軾被貶

資料來源：劉權鋒、張揚繪制

元代戲曲藝術的繁榮為輿情表達提供了新的舞臺。雖然元代實行嚴格的出版審查，《元史·刑法志》記載：“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反映了元代統治者對文藝作品可能引發的社會批評的警惕。但是，諸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等元代雜劇依然通過隱喻、象征等手法，對社會現實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成為民眾表達不滿和訴求的重要途徑。

六、明清時期：專制高壓與輿情式微

明清兩代中央集權的空前強化，使古代輿情發展遭遇系統性壓制。明代錦衣衛、東廠等特務機構的設立，構建了嚴密的言論監控網絡。《明史·刑法志》記載了錦衣衛“緝訪謀逆”的職能，而西廠將監控范圍甚至延伸至“民間斗詈雞狗瑣事”。朱元璋頒布的《大誥》更將“寰中士夫不為君用”定為死罪，這種極端的思想控制政策徹底改變了傳統士人的議政生態。

清代更是通過制度精密化將輿情管控推向了巔峰。軍機處的設立使政務決策轉為皇帝與親信密議，傳統朝議名存實亡。文字獄的泛濫形成了深遠的寒蟬效應。莊廷鑨明史案牽連千余人，徐述夔僅因“明朝期振翮”的詩句就被治罪，這種嚴苛的文字審查制度使士人噤若寒蟬。更具系統性的輿情管控是《四庫全書》的編纂工程，在整理典籍的同時政府對所謂“違禁”書籍進行了大規模銷毀或篡改，完成了對思想領域的制度性整肅。

莫談國事

資料來源：李志恒、張揚繪制

在這種極端壓制下，輿情表達被迫轉為各種隱蔽形態。民謠“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通過隱語的方式傳遞出對政治腐敗的批判和對清政府的不滿；天地會借“木立斗世”讖緯暗喻清朝統治即將終結；老舍的《茶館》描繪的清末裕泰茶館中“莫談國事”的告示則成了壓抑符號，催生更多地下輿情。這些畸形的表達方式，恰恰反襯出專制政權對正常輿情渠道的徹底破壞。明清五百余年的高壓統治，最終使中國傳統的輿情表達機制走向了全面衰微。

古代輿情的生發與演變，并非單一力量所能決定的，而是深嵌于社會結構、政治體制、文化理念與技術條件交織而成的復雜網絡之中。其驅動機制，既源于經濟基礎中土地兼并、賦役失衡所激化的階層對抗，亦得益于民本思想與士人群體所構筑的價值引領與議政傳統；既受統治集團政策得失與廉政水平的直接牽動，亦與外患天災等突發沖擊形成共振。更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傳播技術的迭代——從簡帛到紙張，從雕版到活字，乃至驛傳體系的擴展——持續重構著輿論表達的規模與速度，使得輿情得以跨越時空阻隔，不斷尋求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釋放通道。諸力交織滲透，共同推動著古代輿論場域的生成與變遷，使其呈現出多源驅動、動態平衡的歷史特征。

歷史輿情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權力、技術與社會的復雜互動。從先秦的“鄉校議政”到近代的報刊論戰，歷代治理者積累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代輿情治理提供了深刻的鏡鑒。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重新審視歷史輿情的運行邏輯，既是傳承治理智慧的需要，更是應對“后真相時代”挑戰的必由之路。

輿情治理之道: 從歷史智慧到當代啟示

王光輝 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5. 10

ISBN 978-7-03-082886-6

《輿情治理之道——從歷史智慧到當代啟》融合歷史學、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多維視角，以中國歷史為脈絡，系統研究輿情的內涵演變、治理策略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通過深入歷史場域解析傳統治理智慧，構建傳統治理經驗與現代傳播格局的對話空間，為數字時代的輿情治理創新提供歷史鏡鑒與理論支撐。

全書分為三篇，共十六章，以“歷史梳理—治理哲學—未來展望”為邏輯主線，逐步展開對輿情的多維分析。

一

第一篇“內涵演變：歷史脈絡與現代詮釋”聚焦輿情的概念界定與形態變遷。從古代的口耳相傳到近代的報刊廣播，再到現代的網絡空間，輿情載體與表達方式的變革始終與社會結構、技術發展緊密相連。本部分通過對古代、近代、現代輿情范疇的對比分析，揭示輿情演變的深層動力，并梳理現代輿情研究的學術流派，為后續討論奠定理論基礎。

二

第二篇“憑史探源：歷史回溯與治理哲學”是全書的核心。本部分以朝代更迭為序，從先秦至近代，逐章分析不同歷史階段的輿情特點、治理策略及其社會影響。通過典型案例還原歷史場景，提煉古人在輿情引導與危機應對中的智慧。

三

第三篇“面向未來：發展趨勢與研究展望”立足當下，探討全球化與數字化時代下輿情的新形態和面臨的新挑戰。網絡社群的分化、人工智能的介入、地緣政治的疊加，使得輿情演化更加復雜。本書最終回歸現實，提出構建和諧輿情生態的路徑，并呼吁學界在理論創新與跨學科合作中探索中國特色的輿情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不僅有助于提升我國的輿情應對能力，更能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輿情治理之道——從歷史智慧到當代啟示》的出版恰逢其時，必將引發學界對中國特色輿情治理理論的深入思考。

作為一部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之作，該書既保持了歷史研究的嚴謹性，又體現了強烈的現實關懷。作者以嚴謹的治學精神，爬梳典籍、考證史料，并立足當代實踐提煉治理啟示。期待該書的出版能吸引更多學者投身這一領域的研究，共同構建中國特色的輿情治理理論體系。

張 平

國務院參事、中國工程院院士

2025 年9 月

本文摘編自《輿情治理之道: 從歷史智慧到當代啟示》（王光輝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5. 10）一書“第二章 古代輿情的概念范疇”“前言”“序一”“序二”，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ISBN 978-7-03-082886-6

責任編輯：徐 倩

本書系統梳理了輿情從古至今的內涵演變、歷史脈絡及未來展望。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剖析輿情的內涵演變，包括其定義、構成要素及古今概念范疇的演變，并總結了現代輿情研究的四大流派；第二篇憑史探源，以朝代為主線，分析先秦至近代輿情的時代特點、傳播形式及典型案例，揭示歷史輿情的現實價值；第三篇面向未來，探討輿情發展的新趨勢及研究展望。本書將歷史視角與現代理論相結合，既注重輿情的理論建構，又通過豐富的歷史案例提供實踐啟示，為理解輿情與社會治理的關系提供了全新視角。

本書面向輿情研究、公共管理、新聞傳播等領域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也適合對社會治理與傳播現象感興趣的政府工作人員、媒體從業者及其他讀者閱讀。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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