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壺撫寒柯 心遠地自偏

來源：光明日報

陶淵明在《飲酒·自序》中說：“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從陶淵明自序和20首詩的內容看，《飲酒》寫于某年秋冬之際。關于這20首詩的創作時間，學界的推論在義熙元年（405年）至義熙十四年（418年）之間紛爭不定。現在主張《飲酒》作于義熙十二年者較多。持此觀點者認為，在十一至十二年間，顏延之做江州刺史劉柳后軍功曹，居潯陽，與陶淵明結鄰為友，《飲酒·自序》所寫“故人”當是顏氏。然而，當時陶淵明與年約20歲的顏延之尚屬初交，恐難以“故人”稱之，詩中內容也不涉及兩人交往；《飲酒》20首詩內容，多述辭官之意和歸田志趣。據此兩點，這些詩篇當作于陶淵明歸隱之后數年內。比較辭官初歸寫作的《歸園田居》5首，《飲酒》的創作時間，應當在其后三四年間。我推斷《飲酒》作于義熙三年至五年間的某年秋冬之際。

蕭統的《陶淵明集序》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這個“意不在酒，寄酒為跡”的說法，引導了后世陶淵明詩歌研究者熱衷于從陶詩中尋覓、鉤沉“詩酒”之外的“寓意”，論道稱儒之外，更將“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后代”（蕭統《陶淵明傳》）作為主旨論析陶詩。

鐘嶸《詩品》說：“（陶潛）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現代學者王叔岷，于眾多古代詩評中，特別推崇鐘嶸對陶詩的品評，認為“雖僅七十三字，既周評又能深入也”。

王叔岷將鐘嶸對陶詩的品評，概括為陶詩包含三種詩風：質直、風力和風華清靡。質直，義在平淡樸直；風力，義在豪放之氣；風華清靡，義在俊逸清雅。陶詩傳于今日的詩篇約120余首，可分別歸類為這三種詩風。王叔岷認為鐘嶸將陶詩做此三個分類“最為有識”。

對《飲酒》組詩的解讀，我們應將鐘嶸對陶詩的三種分類作為重要參考。更重要的是，在對東晉末年從司馬氏到劉氏易代的大變局做必要關注的前提下，應深入對陶淵明的詩、文做互文研究，在相互參照的基礎上詮釋《飲酒》20首詩的命意和詩歌主旨，探討和闡發陶淵明《飲酒》詩的美學意境和生命旨趣。

投耒去學仕，拂衣歸田里

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飲酒·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飲酒·三》）

陶淵明出身東晉世家，曾祖父陶侃曾為晉室宰輔。但家道逐漸衰微，到陶淵明成為一家之主后，父喪妻亡，老母幼子無養。“為饑所驅”，本來安于“茅舍琴書”的青年陶淵明，不得走上“投耒學仕”之途。

以中國古代社會的傳統論，“學而優則仕”。“投耒學仕”，即棄農求官，是一條興家耀祖的功名之路。然而，雖是宰輔后裔，青年陶淵明卻并未抱有“功名”的理想，而其“學仕”的追求，不過是“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他為何懷抱這樣低的入仕目標呢？這當然有個人現實的原因，即他確實是“為饑所驅”而棄農求官的。

除了個人的實際困境之外，青年陶淵明還面臨著東晉末年混亂、污濁的社會環境。這個社會環境中，不僅是“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二十》）的理想境界的瓦解，而且是“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飲酒·六》）的混亂無序。這個時代背景，對于入仕者，是很像莊子所描繪的“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莊子·人間世》）陶淵明以詩狀寫之：“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雜詩·三》）

陶淵明在臨近30歲才為饑所迫出去追求仕途，大約經歷了十二三年的“宦海浮沉”而決絕地辭官歸田。“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飲酒·十》）這十二三年的仕途或許給他的母老子幼的饑困家庭帶來一些解救，但于他本人卻是不堪承受的苦痛。“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這兩句詩出自《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后簡稱《還阻》）。差旅還家被風雨阻礙，本來是自然中人所難免之事。但是，晉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時任桓玄僚佐的陶淵明卻將其歸結于“行役之苦”。

陶淵明在仕途上經歷十二三年的進退輾轉之后，人生的狀態是“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十六》）。這時候，饑困纏縛的陶淵明求助于親友而獲得了彭澤縣令的官職。這是他人生旅途上最高的職位，然而，他只任職80余天便自我解職了。

陶淵明辭官還鄉之后即寫了《歸去來兮辭并序》。他在《序》中自述自我解職的緣由：“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

這段自序說得非常明白，他決意辭官歸田的緣由是“風波未靜，心憚遠役”“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他是本性使然，受不了官場規矩的束縛。身為老母之子和幼兒之父，他深困于家人“饑凍之切”，但又苦痛于“違己交病”。“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嫁于程家的胞妹（程氏妹）又病逝了。“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

關于陶淵明的自我解職，蕭統撰的《陶淵明傳》稱其不愿“束帶見督郵”“不為五斗米折腰”。顏延之的《陶征士誄》和沈約《宋史·陶淵明傳》均無此敘述，不知蕭統所本何書。蕭統還稱陶淵明絕仕歸田，是“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后代”。他這個說法成為后世在陶淵明詩歌中廣泛開發“忠憤”寓義的“解陶攻略”，乃至于陶淵明124首詩篇，“篇篇都是忠憤”。

在晚年的《與子儼等疏》中，陶淵明說：“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這是明確重申他絕仕歸田的動機是出于自我性情和人生志向。在十二三年的仕途掙扎之后，他決意不再違己從事。“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飲酒·十》）

《歸去來兮辭并序》說：“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飲酒·十五》說：“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在《飲酒·三》，他說：“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他自幼至老懷抱著一個獨立不移的人生志向。他認為若不能超越于現實的窮達，這平生志向（素抱）就被泯滅了。“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飲酒·十》）

梁啟超說：“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超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的主要動機，從他的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若說他爭什么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飲酒·三》）陶淵明一度投身的官場，是一個虛偽的“為名”而“喪真”的世界。他辭官歸田，不僅是要與這個污濁的世界隔絕，而且認為非如此不能堅守他的平生志。他的平生志是什么呢？在《自祭文》中，他說：“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論語·微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莊子·人間世》）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

《論語》借楚狂之歌的嘲諷，反喻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弘道人格。莊子改寫楚狂之歌，取其嘲諷之義，進而斥孔子畫地為牢，縛人以德。陶淵明自謂“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話語顯然承借《論語》，但他所謂“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卻不是以《論語》的道德義旨立論。他的“迷途未遠”和“今是昨非”是具體明確的“投耒學仕”和“拂衣歸田”。“迷”是“自以心為形役”，而“覺”則是“田園將蕪胡不歸”。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莊子·齊物論》）

陶淵明的拂衣歸田，最終義旨是歸于莊子的解除“形役”而回歸“大化”（自然）。他“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義同莊子所言“與物相刃相靡”。陶淵明的歸心所向，是與名奔利逐的“人間”相對的園林。“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還阻·二》）陶淵明要長辭的“人間”，就是莊子所稱的“人間世”。他所要回歸的“園林”，乃是莊子逍遙游的“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竟抱固窮節，厲響思清遠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飲酒·十六》）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飲酒·四》）

陶淵明辭官歸田，對田園生活抱著古樸而淳美的向往。他寫于晉安帝元興二年（403年）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表達了他的歸耕田園之懷。“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在這兩首詩中，陶淵明運用了《論語·微子》中孔子與子路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隱者的典故。他對這些因為避世而被子路斥為“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的隱者是寄寓著同情和向往的。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這四句詩表明，陶淵明對于孔子圣學“瞻望邈難逮”，放棄了實踐的信心和意志。他轉向“耰而不輟”“植杖而蕓”的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追隨這些古代隱者。不同于子路對隱者的斥責，陶淵明對隱者的認同和追隨，與孔儒的名教之道是背馳的。“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在辭官歸田的初年，陶淵明強烈地感受到“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舒暢和歡欣。對于他，田園充滿生機，親密而溫馨。在這個天地中，勞作雖然辛苦，但是在與土地的親近中滋生著無盡的妙趣。“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歸園田居·三》）在這個田園世界，人具有另外的意義。“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二》）田園中的“人”與官場上“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隴畝民擁有淳樸的心腸和率真的容貌。他們生活在自然天地中，而且是自然的。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一》）陶淵明的歸田之志實有社會時代的大背景的催化，但根本在于他的性情之志。他歸鄉初年，當有不少親舊勸他復出。田父置酒相邀，好意勸他說：“襤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感戴田父的善意，但拒絕復出。他回答說：“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九》）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子儼等疏》）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時運》）

羲皇，即伏羲；黃唐，指黃帝與唐堯。陶淵明的人生理想境界，是以上古圣王世界做想象模板的。樹木交蔭，北窗下臥；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五柳先生傳》）這是極寫了陶淵明那以古為寄的超絕自由的心志。

然而，現實生活卻不是如他的心愿和想象的。“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這樣的困境很快襲來，而且經年累月，不可解脫。“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他本是遂志歸田，但現實的窮厄又使他身心痛楚。老母與幼子的號啼，妻子的慍怒，這是舉家饑困時他不得不面對的。“凄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詠貧士·二》）孔子游列國，在陳國受絕糧之厄，子路出慍言：“君子亦有窮乎？”（《論語·衛靈公》）陶淵明辭官后的“閑居”，困厄更勝孔子。

那個傳說中“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士陶淵明，在貧困至極之時，不得不出門乞討。他晚年的《乞食》詩說道：“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這詩中的陶淵明是真實的，但真實得如此沉痛，與那個寫《歸去來兮辭》的陶淵明還是同一個人嗎？“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連雨獨飲》）生命年屆四十后的決意歸來，形化體衰，唯有心志獨存。

莊子說：“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莊子·齊物論》）陶淵明的“形化心在”當本于莊子。莊子所言，是指斥固執于形體的長生者，不能委順命運，視死亡為化遷，所以是“大哀”。陶淵明承認自我身體的衰老變化，但不愿放棄他自由高潔的平生志。“心在復何言”，歸田的陶淵明面臨現實窮厄的挑戰，究竟如何安放他這顆心？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自幼蒙受的儒家教育，使儒學成為他少年時代孜孜以求的精神教養。處身貧困的晚年陶淵明，從儒家“六經”中汲取的心靈救濟，正是來自那些處窮守節的隱士。他的《詠貧士》七首正是在這困厄的處境中的沉痛呼號。“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詠貧士·一》）“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二》）

在所謳歌的多位貧士中，陶淵明最仰慕的是春秋時期的隱士榮啟期。孔子游太山與之相遇，見其“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問他何樂。榮啟期回答以“為人”“為男”“行年九十”為“三樂”。（《列子·天瑞》）陶淵明贊榮啟期“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詠貧士·三》），以他為自己處困守節的榜樣，“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飲酒·二》）。他不是羨慕榮啟期的九十高壽，而是敬仰其在人生長窮中的欣然慷慨。“饑寒況當年”，以榮啟期為激勵，正值當年的陶淵明自己又有何困厄不能承受，而且不得慷慨為樂呢？

陶淵明“固窮節”的另一面，就是“抱孤介”。他自喻失群獨飛的孤鳥，徘徊無定，去來無依。“日暮猶獨飛”“厲響思清遠”。這只孤鳥的獨飛意向清遠，它的悲切長空無應。它是自覺離群，更是勇毅地遠翥。當它造致高峰孤松，為其勁風獨榮而傾慕，它才獲得自己的歸宿，而托身千載。這孤鳥勁松的喻象，在展示陶淵明曠世無偶的孤絕的同時，宣示了他遺世獨立的孤立氣概。“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四》）這就是“抱孤介”。

歸田后的陶淵明，一方面窮困，另一方面孤寂。他雖然時有交際，但真正稱得上朋友的士人是很少的。朱光潛說，與陶淵明“真正夠上做朋友底只有顏延之”（《陶淵明》）。然而，這位顏延之卻是在劉宋朝廷忙于做官的人，他與陶淵明實際交往的時間只是他為官兩度經停潯陽，累計不過1年。王叔岷說：“陶公一生，有朋友，沒有知己。”（《陶淵明詩箋證稿》）就是這位顏延之也算不得陶淵明的知己——陶淵明詩文中沒有留下顏延之的痕跡。“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詠貧士·一》）這樣的喟嘆，真是寒士的暗夜孤鳴，在劉宋朝廷中飛黃騰達的顏延之當然是體會不到的。“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二》）如此孤杯對影、時變夜長的沉寂，只有天地逆旅中的絕世孤客才能感識。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陶淵明這深沉無限的孤絕，非但不是被迫或被強加的，反而是他的平生志的追求。“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連雨獨飲》）“總發”，即“束發”，指成為少年之際。“總發抱孤介”“自我抱茲獨”，都指明陶淵明天性中的“孤介”品格。“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皆尚同”正反對于“抱孤介”。“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飲酒·八》）這就是陶淵明萌發于少年、終生不渝的“孤介”之志。

（作者：肖 鷹，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