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民黨合并后，雙方內斗有多激烈？三青團如何在臺灣“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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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黨團合并工作包括成立專門工作機構、人事安排、移交檔案名冊、團籍轉為黨籍、財產移交等內容。在成立專門工作機構方面，各省都成立了“黨團合并統一委員會”，由九人組成，一般按照“黨五團四”的比例分配，并由派往各省的黨團統一組織視察員任主任委員。

該委員會負責召開各省黨團統一會議，進行各省的黨團合并事宜。

在人事安排方面，合并后的省市黨部一般按照“黨正團副”的原則組成，即由黨方出任主任委員和書記長，由團方出任副主任委員和副書記長。到12月底，大多數省級單位都完成了黨團合并工作，成立了新的省市黨部。

羅氏在就任時，宣稱“以非常熱烈而沉重的心情，迎接重慶市黨團統一順利完成”。重慶市黨團統一組織視察員曾擴情表示，希望“黨團統一后，應切實做到精誠團結，水乳交融”。

上海的黨團合并則由于雙方的矛盾而趨于流產。為了合并后市黨部組訓組長人選問題，上海黨團雙方展開激烈爭奪。黨方堅持由原任組訓處長的陳保泰蟬聯，團方則堅決主張由一個中立的與黨、團雙方都有情誼的人出任，互不相讓，合并無法進行。

國民黨中央先派蔣經國來滬督導，幾經協商，無結果而返。陳立夫乃親自出馬，于1948年1、2月間來滬，作最后努力，亦毫無進展。陳氏返南京后，未經與團方協商，即令派謝大荒任組訓處長(謝原為團方人，后投靠黨)，即日就職，辦理合并。吳紹澍認為此系對他的嘲弄，表明協商之門已閉，憤而離去。除少數人外，團方骨干范錫品、姜夢麟、毛子佩、何惕庵等人亦隨吳離去。

各省支團結束時，許多團干都情緒激動，感到悲傷。甘肅支團干事長寇永吉、書記張開選在黨團合并辦公前，集中支團部全體工作人員講話，講話者感情激動，在場聽者都放聲大哭。“三青團甘肅支團的活動，就在這一哭聲之后正式結束了。”

湖北支團部在黨團合并結束前，舉行了有一百多名上層骨干參加的聚餐會，被稱之為“最后的晚餐”。聚餐前有數人發言，盡是牢騷激憤之詞：支團書記劉先云在發言中也感情沖動，痛哭失聲。

財產移交方面，則遇到了許多阻礙。

于是在黨團合并過程中，各支團都以各種名目將部分團營企事業單位轉為“民營”，拒不上交。如甘肅支團就把有經濟收入的蘭州青年館、蘭州青年合作社、青年園藝場和《蘭州日報》社等單位，繼續把持不予移交。湖北支團部在結束前召開的干事監察聯席會議中，決議成立“湖北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藉此聯絡同志，保持革命力量。事實上，這是青年團一個變相組織”。

各縣的黨團合并工作最為困難。由于各縣黨團一向對立，而且摩擦非常激烈。按照所謂“黨正團副”的原則，合并后的縣黨部也應當由黨方擔任正書記長，由團方出任副書記長。團方分子對此深感不滿，極力爭取更多的正職。因此，縣級黨部的職務成為黨團雙方爭奪的一個焦點。

在各省黨團合并過程中，湖南支團部曾提出全省半數縣黨部書記長應由原縣分團干事長擔任；甘肅支團部最初提出全省72個縣、市、局黨部，應有一半由團方擔任正職，后減為三分之一，最后減至三至五縣。但因遭到黨方的堅決反對，團方的目的大都未能達到。

陜西支團部后來還乘機將沿渭河一帶各縣國民黨方面的原書記長統統免職，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最后雙方同意將全陜西的縣黨部按數均分，各占一半，專責領導，避免摩擦。

當時國民黨由于財政困難，被迫實行人事精簡，因而在黨團合并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編余人員”。許多團干和工作人員遭到裁撤遣散，失去了工作，整日棲棲惶惶地尋找出路。

此時在社會各界擔任職務的原三青團干部不得不想方設法給他們介紹工作，予以安插，但也只能解決一小部分問題。

后來蔣介石指示：“目前國內失業的青年團干部，可做有計劃的轉業，轉入部隊擔任政工人員，以充實部隊力量，加速完成戡亂工作。”欲讓其充當反共內戰的炮灰。這批編余失業的團干及工作人員，滿腹牢騷怨言，也成為“黨團合并一股極大的反彈力量”。

地方黨部、團部雖然實現了合并，但彼此之間依然互不信任，鉤心斗角，爭執不休，令國民黨當局極為頭痛，如山東支團，“黨和團形式上合并了，而存在的問題，仍無法解決。例如濟南的情況，除辦公地點和辦公用具歸攏在一起外，檔案名冊等仍各自經營，以致到團員甄別轉正等問題，經久未得處理。遇事總是意見分歧，爭執不休。團的干部認為是被黨合并了，特別因為是主張合并是由山東省黨部最初發動的，他們的仇恨心情便集中于山東省黨部的負責人身上。所以從黨團合并開始到濟南解放，為時僅半年多就這樣吵吵鬧鬧地完結了”。

又如甘肅支團，“黨團分子們互相之間，成見很大，情感非常惡劣。合并過去之后，真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各有各的打算。原來黨方分子自認為他們才是國民黨的正統骨干，對接受過去的副牌人員，冷嘲熱諷，另眼相待。原來業務性的工作，仍由黨方人員一手經辦”。

黨團雖然實行了合并，但“雙方的壁壘依然很森嚴”，雙方各有自己的內部組織。如蘭州支團合并后，原支團干事長寇永吉親自制定今后采取“無組織的組織、無聯絡的聯絡”的方針，繼續保持一定的組織關系。具體的聯絡辦法是以會餐為名，作不定期的聚會。會餐時不下請帖，不分賓主，不講話，個別串聯，心照不宣。

連國民黨的立法院都是如此。以原來三青團的重要干部為中心，在立法院成立了“新政俱樂部”，以與CC分子所組成的“革新俱樂部”相對抗。

成立當日，俱樂部成員之一、原湖北支團書記劉先云在日記中寫道：“此百余立委，為團之菁英，能否徹底團結，在政治上發生影響，全靠自己今后之努力以為斷。”

三青團組織被取消后，許多團干并不甘心，時刻期望在不遠的將來三青團能夠“復辟”。他們之所以保持秘密聯系，成立各種團體也是為此作準備。據原甘肅支團書記張開選回憶，黨團合并后，“三青團的骨干，上自中央，下至省縣，都有不甘心的表示。當時西北軍政最高負責人、曾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的張治中，曾對寇永吉和我說：‘你們不要灰心，團遲早是要恢復的，或以團的名義，或以黨的名義出現。’寇永吉和我有了這一線希望，都感到了莫大的興奮”。

這種“復辟”希望和活動，持續了一年多才最后銷聲匿跡。

合并后國民黨的狀況較之合并前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各級黨部成了無人問津的“衙門”，冷冷清清，門可羅雀。

原湖北支團書記劉先云回憶說：“黨團統一后的省黨部，士氣極為低落，工作毫無效率。省黨部辦公室也顯得死氣沉沉，經常我一早到省黨部，枯坐了老半天，卻無公可辦。”

按照國民黨當局的規定，黨團合并后要實行全體黨團員重新登記，并限于45天內完成。

據統計，合并前國民黨有黨員535萬人，三青團有團員134萬人，合計有黨團員669萬人；而合并后重新登記的黨員只有267萬人，黨員人數減少了五分之三。鑒于這種情況，有人對黨團合并進行了反思檢討，謂“黨團統一前，黨團對立的情形很不好；但是黨團統一后，黨務反而廢弛，似乎也不是當初所期望的情形。現在檢討，當初黨團是否應該冒然統一，實在值得斟酌，或許有一段過渡時期，再談黨團統一可能會較好些”。

在黨團合并過程中，國民黨當局宣布三青團組織取消后，國民黨將在中央黨部成立青年部，在各省黨部成立青年運動委員會，負責領導青年運動。

三青團一直將中央青年部和各省青年運動委員會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志在必得。當時團方重要干部就曾表示：“黨團統一后中央之人事與機構，吾人所寄以最大希望者，一為青年部辦理團方過去有關青年福利業務，使吾人過去之業務不致中止；二為中央成立訓練委員會，其中委員多以本團負責人擔任，今后黨的新生當寄希望于新干部之培植。”

后來青年部的人事安排與三青團的預期基本相符。

9月17日，國民黨黨團統一委員會通過《青年部組織規程》，規定：

青年部于必要時得設立各種委員會。次日，國民黨中常會任命陳雪屏為青年部部長，鄭通和、趙仲容為副部長。10月1日，青年部與中央團部舉行交接手續。6日，青年部開始正式辦公。

其組織機構如下：第一處處長張興周，副處長張八甫；第二處處長劉真；第三處處長孫元曾；第四處處長任國榮；第五處處長戴鐵群，副處長倪志操。

隨后又任命了各省青年運動委員會的負責人：如湖南胡庶華、湖北余拯、貴州袁世斌等，從各級負責人到工作人員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團方骨干，所以時人稱青年部和青年運動委員會為“團方的專利品”，將其看成原來中央團部和地方團部的“微縮品”；“原來的三青團中央團部，形式上縮小為國民黨中央黨部里的‘青年部’，可是完全掌握在原來的三青團方面的人手里。

在各省，則原來的支團部，形式上縮小成為國民黨省黨部的‘青年運動委員會'。它也完全掌握在原來的支團部方面的人手里。”

蔣介石國民黨之所以成立青年部，其目的就是為了對付當時日益嚴重的學潮。因此蔣介石在各級黨團組織合并時，就特地發布手令：“各學校團部在最近期間不宜有所變動，應全部受青年部之指揮，保持其原有之力量。”

陳雪屏能夠當選青年部長，除了胡適的極力推薦之外，也與他具有處理昆明、北平學潮的經驗，受到蔣介石的賞識有關。

知情者說：

但此時國民黨政權已是四面楚歌，日暮途窮，對付日趨高漲的學生運動只能更加依靠毆打、逮捕、殺害等鎮壓手段，連陳雪屏也對人感嘆：“青年部畢竟與憲兵、警察不同，宜站在青年的立場為青年多講話。”

青年部和各省青年運動委員會大都設在原來三青團團部的大樓上，但此時它們所面對的卻已是人去樓空、西風殘照的景象了。

三青團作為一個組織，雖然不復存在，但作為一個派系集團，卻名亡而實存，黨團斗爭依然在繼續。國民黨中央不得不承認：“去秋之黨團合并與黨員登記，均未能達到預期之目的。”

對于黨團合并后的困境，蔣介石也非常清楚。他在南京召見原青年團干部座談時曾說：“黨團雙方成見太深，決難繼續合作，今后黨務須謀徹底改造。”

1949年7月，蔣介石在對國民黨中常會的講話中承認：“黨團統一組織，在實際上，不能達成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目的。并且自中央至省縣，黨內派系排擠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境。”

在這種無休止的內訌中，百孔千瘡的大陸國民黨政權終至徹底傾覆。

在大陸，三青團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幾乎完全被人遺忘。

而在國民黨統治的臺灣，三青團卻有了一個相似的繼承者——青年救國團。蔣介石到臺灣后，痛定思痛，一再總結失敗的原因。鑒于以往“領導青年”的受挫，他決心重建一個由國民黨領導的青年團體，來加強對于臺灣各界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政治控制，并將這一任務交給其子、時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來擔任。

1952年10月，“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簡稱“青年救國團”）在臺灣正式成立，由蔣經國任主任。先后在該團擔任重要職務的胡軌、李煥、楊爾瑛、吳兆棠、包遵彭、許素玉等人，都是原來三青團的重要干部，也是蔣經國在不同時期的親信。

國民黨政府規定：高中以上學生一律加入青年救國團，年齡在16歲以上、25歲以下的社會青年，凡合于規定者也必須加入。在國際冷戰、海峽兩岸嚴重對立條件下成立的青年救國團，具有濃厚的反共色彩，它宣稱以蔣介石為領袖，提出要“效法領袖，以領袖作為典型”，團結全國青年，“完成中興大業的第三次中國青年大結合”。

據稱臺灣校園近40年未發生學潮，與青年救國團的存在和活動有很大關系。蔣經國本人擔任該團主任長達20年之久，直到1972年他就任“行政院長”時，才將這一職務讓給李煥。李煥長期擔任總團部主任秘書，是團務的實際主持人。

臺灣時期的青年救國團與大陸時期的三青團具有某種歷史聯系。從其干部、方針和活動方式上，也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所以有人把青年救國團稱為“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臺灣社會的轉型，青年救國團的性質也開始發生變化。它已由一個政治團體逐步轉變為一個社會團體，更加強調教育性、服務性和公益性。原有的意識形態色彩不斷弱化，有人主張將原來組織名稱中的“反共”字樣取消，受到很多人的贊同。救國團參加了臺灣許多社會服務和公益活動，大陸政策開放后，該團在臺灣舉辦了“大陸經貿投資班”，還多次組隊到大陸舉行學術研討、座談等活動。

值得指出的是，青年救國團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積極參加了“保釣”運動和反臺獨活動，并提出“臺獨是當前大敵，故救國團必須反臺獨，必須讓青年不要搞臺獨”。時至今日，青年救國團仍是臺灣地區規模最大、最為活躍的青年團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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