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回憶熊十力——講先秦諸子，當今只有我熊某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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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念大三時，那時我二十三歲，熊先生到北大來講課，我是從那時起認識熊先生的，但那時只是在課堂上見過他，未曾去拜訪，或談過什么。熊先生在北大只正式上過一次課，而我便去聽了一次。他講的是新唯識論，那時此書剛出版，是文言本，當時熊先生很高興。在課堂上講書，熊先生并不是很好的，因老先生和我們這一代是不相同的，老先生并不宜于公開講演或課堂上的講演，他的好處是在家里談。所以熊先生只講過一次，便不再上課，凡是選他的課的，便到他家里談。熊先生很會談論，談得很有條理，上天下地的談，但不論談得多遠，都能統之有宗，會之有原。都很真切，很真實。故在談話中可從他那里得到很多好處。那時我還沒有到過他家，有一次，我到鄧高鏡先生家里；熊先生那時有幾位朋友，即鄧高鏡、林宰平、湯用彤幾位，他們是常在一起的。鄧先生也是北大的先生，有一次晚上我們到他家，他提到熊先生新近有一部著作，是新唯識論，并拿出來給我看。我當時看到著的標題是新唯識論，下署黃岡熊十力造，這造字用得很特別，是不常見的，一般人寫書不會說是自己造，當然這是模仿佛書的署名「某某菩薩造」。鄧先生說你看過這書沒有？可以拿回去看。我當時拿回去一個晚上便把它看完，開頭的部分我不大看得懂，因那是對佛學中少乘的辯破，那些問題不是我當時所能懂的，且用的是佛經體的文章。但往后幾章的文章我卻能看懂，那是先秦諸子式的文章。用佛經體來表達義理是不容易的，開頭時還可以說幾句，說多了便不方便，故熊先生后來還是用中國老式的文體，故我可以看得懂。但亦只是表面上，文字上的懂，里面說的是什么義理，我并不十分懂。第二天我再到鄧先生處，說這書寫得很好，文章美得很，雖然我不大懂，但我亦可以感覺到它很好，這位老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去見他一見。他說明天是禮拜天，我們會到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吃茶（那地方是純吃茶的，老先生常去那里吃茶聊天。是喝清茶，沒點心吃的，不同于南方的茶樓，到這地方吃茶的都是老年人，青年人是不去的。那時北方并沒有像南方般的茶館，南方人的飲茶習價，我是在抗戰時才知道的）。我們明天會邀熊先生一同去，因那時新唯識論剛出來，熊先生又來北大講課，大家都很高興。當時去的除鄧先生外，還有湯用彤先生、林宰平先生、李證剛先生。鄧先生說你也可以參加，我說我也可以嗎？他說當然可以，沒有關系。那我就去了。我去到時，他們全在座，只有我一個青年人，我當時穿了一套新衣服，很整齊。當時我只坐在一旁吃瓜子，他們在談，談的是儒釋道，上天下地的，當時以李證剛先生及熊先生談得最多，他們所談的我并不十分懂，也沒留心，在這時忽然聽見熊先生發獅子吼，叫起來了，他把桌子一拍，說：「講先秦諸子，當今只有我熊某能講，其它的都是胡說！」這忽然一叫，很易驚人，真是振聾發瞶，熊先生便有這本事。當時我所見的熊先生，初看是沒有精神似的，他戴一頂瓜皮帽子，穿一襲長袍，戴一個眼鏡（熊先生晚年便不戴眼鏡，這時是五十多歲），身體不很好，像病夫一樣。后來他到洗手間去，出來時，我看他走路的樣子，像游方的郎中一樣。沒想到他會發獅子吼！這一發，精神便從他眼神中呈露出來，與一般人直是不同，可見生命的突出不突出是自有真者在。平時我們所顯的精彩是沒有多大用的，精彩沒有用，不精彩而睡覺當然更沒有用。有用的生命是一真實的生命，是與眾不同的，這是我初見熊先生的感受。后來他說：「你可以常到我那見去呀！」，這是熊先生對我暗示。我當時是很不懂事的，現在的青年都非常懂事。我當時剛從鄉下里出來，人情世故全不懂，不只那時候不懂，到三四十歲時還是不懂；不要看我好像想了很多，想是想得很多，但對于現實生活，還是不大明白的，我并不懂人情世故，有時候還很任性，很楞。在初見熊先生時，我不知問到一個什么問題，熊先生說李證剛先生會看相，便請他替我看看，李先生看后，說我可以念書。我當時并無大志，鄉下人都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沒有門面話，我便問李先生：我能不能當教授呢？我當時認為教授是很高的，很了不得。李先生說「能，可以。」熊先生在旁聽見，也說：「我看他是可以念書」，所以熊先生便叫我到他家里去。于是我便常去他那里。

去了幾次熊先生家后，熊先生給我很特別的感覺，這感覺和那時我們的日常生活比照起來，是很突出的。那時在北大（不只是北大，整個北平，及山東濟南的中學也是如此）先生在學校是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北大的學生都囂張得很，根木不常去上課，先生講什么，學生都不聽。而且不上課已經是很客氣的了，那時北大的學生會權威性很大，每學年開始，要聘先生，須預先征求學生會的意見，問學生要些什么先生來教課，然后去請回來，十分開明。但雖是開明，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這并不是很好的，這樣會養成學生的囂張狂妄，兩眼只看天上。北大的學生誰也不理誰，所謂「北大老，師大窮，只有清華可通融」的北大的老，并不單指年齡的老，而亦是說精神狀態的老。同學們是很少交談的，我與另一同學同住一宿舍，一人住一方，中間隔開，從來便沒有談一句話。我晚上回來時他已在睡覺，第二天清早他便走了，我不知道他去了那里，我自己則到圖書館去。那時候的學生無法無天，不知天地間有什么分寸。上課時先生點名，很是客氣，都說Mr.某某，這種作風，在以前中國是從沒過的。剛開始時，我們都感到不習慣，鄉間的老夫子不但不叫你Mr.還要打你呢。這種風氣最從北大，從胡適之先生開始的，胡先生對學生很是客氣。青年人初時會感到有點受寵若驚，但久而久之，便認為當然，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固有也，你叫我這樣我就是這樣吧。囂張狂妄之極，沒有一個先生敢對學生說你不對，沒有敢教訓學生的。這種風氣不完全***開的，新文化運動，胡適之先生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這種風氣一形成，便沒有先生敢教學生。所以我常說我們并不是反自由民主，而是反泛自由主義，我們的反對是有根據的，這種作風便是泛自由主義。自由民主是政治上的觀念，在政治上不能表現，便在社會上日常生活中表現，這便成泛自由主義。變成先生不能教學生，父母不能教子女，這影響太大了。北大便是這種風氣，學生對先生是沒有什么禮貌的，上課時愿意聽便聽，不愿意聽便走，隨便退堂，這隨便退堂嚴格講是不對的，但北大的學生對此并無感覺。我有一次去看熊先生，他并不是跟我談這些，亦不批評這些，但每當一個青年人來，他都馬上給你一句話：「你不要以為你懂，你其實不懂！」為什么說我不懂呢？我覺得我懂得很多呀！平常那有一個先生說學生不懂呢？熊先生便敢說你不懂，你現在懂的不算數。你或者會覺得冤枉，我事實上是懂了，你為什么說我不懂呢？但這些他都知道，他就是要壓你，壓下你的浮氣。在這，你自己也得要有一個好的態度，來處這種境況。假如是你要和熊先生較量，說：「我明明是懂了，你卻說我不懂，你太不客觀，不科學！」那就糟了，你便不能從熊先生那里得到好處。他是不會和你講公道的，你不能和他較量，他明明告訴你，就是懂了也不算。在此你要謙虛一下，天下道理誰敢說一定都懂得呢？那是無窮無盡的，你說我不懂，我便承認不懂算了，我自己把自己往下壓一下，不就可以更進一步嗎？這無形中便可得到好處。

這是我初見熊先生的感受，與自處的態度。而由此我感受到，這種對青年人的態度，是北大所沒有的，熊先生可以作老師，可以講學問。這種態度可使你研究學問，從某一范圍內的學問中突破，突進到另一領域去。這也要看個人的感受，沒有這感受，便得不到好處。為什么從這種態度可使你由某一范圍突進到另一領域去呢？假如我們是念物理或數學，那懂得便是懂得，假如我們是作歷史考據，找材料，材料證明了，事實上對是對，不對便是不對，這種真理，我名之曰「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外延的真理是平面的，盡量把自己的生命推到一邊，以表示客觀，又把自己所研究的對象推出去，使其對象化，客觀化。我們處在這一層次領域內，并不能知道還有另一層次領域的真理。經過熊先生這一棒喝：「你不懂，就是懂了也不算」，那感受便不同了。假如是數學的真理，如2+2=4，一旦懂了就是永遠算的，怎能不算呢？我當時便馬上有這個感覺與反省，馬上想到這問題。材料證明對就是對，錯便是錯，不能再辯，說不算數，那怎么樣的真理可以說你懂了并不算數呢？我馬上便想到我當時看過的宋明儒的語錄，其中的程伊川一段話，他說十七八歲時已讀論語，五十歲六十歲也讀，到現在七十歲還是在讀論語，但年年所讀時的感受不同（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十七八歲時讀論語，也不能說是完全不懂，但十七八歲時讀與六十、七十歲時讀的感受是否一樣呢？理解是否相同呢？當然不相同。既是不相同，我站在六七十歲時的理解說我以前沒有了解，這總可以吧。這種真理不是數學的真理，不是考據的真理，不是靠證據來分辨真偽的真理，而是內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一個念哲學的人，若只限于在外延真理的領域內，是沒有進步的。可是由外延真理轉到內容真理，是有很大的困難的，要想轉出來，極端不容易，不是憑空便可以轉的。學問境界的往前轉進，是很難的。假定陷在北大的習氣里，你會永遠轉不出來。假定沒有抗戰這大事出現在中華民族身上，又假定我沒有遇見熊先生，我究竟是不是現在這個我，是很難說的。恐怕我在北大畢業出來后，也和其它人一樣，很自然的便跑到中央研究院的系統里去了。由于有抗戰這大事件，那是民族的生死斗爭；但這還只是客觀的因素，光是這個并不夠，還是要碰見態先生，我才是現在這個我。

所以我和熊先生相處，是抱著一種會使自己得好處的態度的，而旁人便很少能有這態度，因熊先生這一套，旁人是受不了的。他好罵，好責備你，說你不行。年輕人是很傲氣，很好勝的，你說我不行，那怎么可以，馬上會臉紅脖子粗，甚至要跟你打架。故人人都有矜持，你硬說我不懂，我便不懂算了，但我下次亦不來了。很多人就是這樣，受不了這一套。其實受不了便表示你這個人不行，你便不能從他那里得到好處。你不要拿書給熊先生看，他是不會看的，「你拿書給我看干什么？你應該看我的書，就是不看我的，也應看圣賢的書，你的狗屁東西算什么作品呢？」世俗之見的人都喜歡拿自己的書給別人看，假如你不看，便是對我的輕視，那怎受得了。其實就讓他不客氣，輕視一點算了，你受一點委曲算什么呢？但一般人就是受不了這個。我當時還是一個年輕人，也沒有什么大智慧，但我覺得對熊先生的罵人是不能太認真的，罵罵又有什么關系，你應有一點幽默的態度，你有一點幽默的態度，不就可以放平了嗎？罵罵又有什么關系，這便可以得到好處。罵人有傷人的罵，有不傷人的罵，史記說漢高祖常謾罵，這謾罵便是不傷人的罵。漢高祖是鄉下人、鄉下老粗口舌總是不干凈的，好罵人，這便是謾罵，這罵是不相干的。熊先生的罵亦是如此，是不傷人的罵，與平常的罵人是不同的。所以對于熊先生我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我感到他那里有一個很大的突出，是北大其它先生所沒有的。他是一個很突出的生命，他可以教訓你，從這突出里面，你會感到有一種真理在你平常所了解的范圍以外，這便是外延真理與內容真理之別。再進一步，你要適應熊先生的態度，你自己要有一種預備的心境，若不然你便不能適應，而得不到好處，這是我在北平初見熊先生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