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這位著名的投資人、“中國的巴菲特”,坐擁千億商業帝國的大佬,前段時間提到了一個可能會讓法律人聽了“背脊發涼”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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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到這句話害怕嗎?
尤其是在企業普遍削減預算的當下,第一刀往往砍向的就是法律顧問費。老板們開始覺得:“既然AI能審合同,我為什么還要花錢請顧問律師?”
為了驗證這個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我決定做一個硬核測試。
這是一份總額100萬的物料制作與安裝合同,我投喂給了 3 類AI大模型,讓它們來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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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基于真實業務改編的一個合同,沒有涉稅相關的條款。適用的場景很常見:公司舉辦大型活動,需要制作物料并進行現場搭建。
如果舉辦一個 100 多人的小活動,1-2萬塊錢的物料制作安裝合同,大家基本不會怎么糾結稅的問題。但如果是一個萬人規模的活動,金額上到了百萬級,稅的問題就成了大問題。
那AI,是怎么做合同審查的呢?AI是否能識別出來這份合同里的涉稅問題呢?
我一共進行了3輪測試,接下來,是我具體的測試情況。
01第一輪測試:國內外通用大模型
首先,我把合同扔給國內的一個通用大模型,提示詞很簡單:“幫我審核一下這份合同,我是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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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別急著吐槽這個提示詞太簡略,講的不夠明白,要知道,這基本也是老板們最真實的用法。
AI的回答看起來非常專業,洋洋灑灑列了很多條。該說不說,沒那么懂法的企業老板看了真的會覺得“還不錯,挺滿意”。
作為咱們法律人,換到律師的視角來審查這份合同,你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點——這整份合同里,沒有關于“稅”的條款。
基于此,AI的確也識別到了一些風險,并給出了對應的優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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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就夠了嗎?
對于老板來說,他關心的不是自己這個交易要開什么樣的發票這些流程性的注意事項。他關心的,是自己到底要交多少稅?
這筆交易到底是適用13%的稅率,還是9%,亦或是6%?
AI給出的優化建議里,并沒有講明白。
100萬的合同,作為甲方(老板),如果你能拿到13%的專票進行抵扣,進項稅額約為11.5萬。如果對方給你開的是3%的票,你的抵扣額只有2.9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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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來一去,相差了整整8萬多塊錢!
所以,你看,如果老板不懂法,更不懂稅,就這么草草用AI提問,后果會是怎么樣的。
除了國內的大模型外,我也遵循大佬的思路,用同樣的提示詞方法,問了問國外的通用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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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AI給出的審核結果里,根本沒有提到“稅”相關的風險。
即便我特意強調、提示了讓AI針對發票和稅,給出相關的風險提示。但AI給出的結果,卻仍然是一些似是而非、無法給出核心要點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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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二輪測試:稍微有點“稅意識”的追問
如果老板稍微懂點行,有點稅的意識呢?
那他在審核合同的時候,很可能會追問一句,讓AI更進一步修改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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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大模型開始瘋狂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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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大論三四頁,都基本是“正確的廢話”,其中,只有這一句是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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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稅的律師,自然是一眼能看出:
物料制作與安裝服務,可能會適用不一樣的稅率。
但對于絕大多數老板來說,他沒辦法從這三四頁的修改建議里,精準地識別出這一個最為關鍵的點。
這句話得懂稅的律師告訴老板。
到這里,老板經律師提點,可能會接著發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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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論AI回答的稅率適用是否正確。
如果這個老板懂點稅,又有懂稅的律師給他提供了一些思路,那么,他有可能繼續問出如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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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這個問題,AI給出的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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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AI給出的這個回答,真的可信嗎?
我們必須得發揮自己的專業判斷力來判斷了,不是AI給啥回答,我們就信啥。
我們來看看,人是怎么來回應這個問題的:
首先,這篇文章里,A是這么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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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另外一篇文章,B是這么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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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說的和B說的結論,截然相反。
那AI到底聽誰的?
是不是AI都懵了。
首先,AI是基于概率的模型,它會產生“幻覺”,所以AI引用的案例和法規很有可能是假的。
再加之,AI數據來源的質量沒有保障,且AI不一定能很好地區分垃圾信息和高質量信息(現階段確實沒辦法做到,所以才會有“AI投毒”的說法和做法),AI無法在具體的商業場景幫老板做出精準判斷。
這些判斷、復核的工作,得交給懂的人來做。
沒有判斷力的人,拿到AI的結果真的也用不好,因為,他判斷不了AI給出的結果,到底可不可信、能不能被采用。
而這時,懂稅律師的價值就出來了。
03第三輪測試:垂直法律大模型
我把合同喂給法律垂類模型。
它確實比通用模型強,識別出了“發票條款缺失”的風險,并給出了修改建議。
但是,它在修改條款里赫然寫著:“稅率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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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
可能是因為它看到了合同里的“廣告”二字,就機械地套用了“現代服務業-廣告服務”的6%稅率。
它完全忽略了合同的商業實質——這是物料制作,是實物交付,在稅務上屬于“貨物銷售”,法定稅率是13%。
直到我反問了它一句:“為何不適用13%的稅率?”
這時候,AI就立刻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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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發現問題了嗎?
只有我已經知道正確答案,我去“逼問”AI,它才能給我對的結果。
如果是一個不懂稅的老板,看到AI如此“專業”地推薦6%,他大概率就照簽了。這一簽:
作為甲方:你少抵扣了7個點的稅(13%-6%),也就是5.83 萬(11.5 萬-5.67 萬)。
作為乙方:你可能面臨“虛開發票”或“偷稅漏稅”的風險,因為你明明賣的是貨,卻開了服務的票。
接著,我又試了試另一個垂類模型。
它提示要“明確是否含稅”,但對于具體的稅率、發票類型(普票還是專票),它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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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解決不了問題:含的是多少點的稅?對方開什么票? 它只能告訴你“這里有坑”,但填坑的方案,它給不了。
測試到這里,你會發現,垂直大模型也就這樣了,只能告訴你有沒有稅的條款。但是有,具體應該怎么有?稅率到底為何?和交易模式有啥關系?AI在提示詞(也就是老板的判斷力)不到位的時候,是沒辦法給到老板指引的。
04結論
綜合這3輪測試下來,你會發現,AI在單就合同審查稅務風險的問題上,依然停留在“文本處理”階段,沒有“法稅同審”的業務邏輯。
提示詞的質量,反映的是使用者的判斷力。
只有你懂稅,你才能駕馭AI,寫好提示詞,審好合同。
這也是為什么,我會說:2026年,即便AI大行其道,但每一位創業者都需要花錢請懂稅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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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可以不請律師寫文書(AI能寫),但他必須花錢請一位懂稅的律師幫他把關稅務合規、做好商業決策,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他那到手的真金白銀。
因此,我真的建議大家,2026年,一定要成為一名“懂法、懂稅、懂AI”的復合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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