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農民評職稱，為何引起爭議？| 何蘭生

遼寧省給農民評職稱，按說是件好事，以前，也有多個地方評過，還被輿論稱為創新。但此次卻引起了網絡爭議，作為應對，當地很快就把征求意見稿撤下來了。

為什么看起來是對農民有利的一件事，卻在網絡輿論場引起爭議？也為什么同樣一件事，彼時此時命運如此不同？有人說，是涉農的事太復雜，順了姑情失嫂意；網絡農輿又太敏感，一句話使人笑，一句話又使人跳。太難了！

其實，為農之道，難肯定是難，但也不是難得沒法辦。衡量一件涉農舉措對不對、好不好、能做不能做，標準可能有千萬條，但最簡單也最有效的，還是看對農民是不是有利。通俗地說，就是看農民從中得沒得到好處、有沒有實惠。這應該成為農村工作的一個基本原則。

具體到評職稱這件事，給農民以榮譽，對農民職業技能以權威認定，像對其它行業和領域一樣，是對農民職業和專業的一份尊重和認可，符合城鄉一體化的要義，也是對歧視農民的社會觀念的一種糾偏，對農民群體的一種道義補償。但話說得再好、意義肯定得再大，最終還是要看落沒落到實處。

也就是說，給農民評職稱，農民除了得到精神肯定、情緒激勵，農民的錢包有沒有因此變厚？同樣是職稱，是不是像其它行業領域專業人員評上職稱后，有相應的物質待遇？是不是每月、每年收入上有所增加？如果職稱不與收入掛鉤，只停留在精神和寬泛的各種優先上，那這職稱有啥含金量？或者退一步說，雖不能與收入掛鉤，但與就業能連接，找工作時有優先，找到工作后，職稱與工資有對應，這也不枉評了一回職稱。如果這些都沒有，那對農民來說，評職稱有何意義？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凡事總是要先問一聲：利農否？》，當時我對這個“利”字的理解還是寬泛的，但看了給農民評職稱的爭議后，現在我對“利”的認知更明確了、更聚焦了：就是收入，就是錢，這也是此次爭議的焦點所在：職稱給農民帶沒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當然，對相關部門來說，這是他們為農民謀福利、推進城鄉居民同權的一種努力，也是在推進農業現代化人才先行的一個舉措，但農村工作面對的是億萬農民，他們是一個居于社會平均收入之下的龐大群體，這個群體曾經長期遭受二元社會的體系性歧視，他們對收入極度敏感而增加收入又最難，他們凡事最先考慮的是有沒有利？能不能增加收入？如果與收入不相干，哪怕長遠上有點相關，那也沒多大意義。給不給、有沒有，無所謂。名惠而實不至，不要也罷。所以，從這個角度理解，職稱對農民來說，真是雞肋。

這么說，對那些為農民謀劃來、謀劃去的相關機構和人員來說，確實有些心灰。他們的滿腔熱忱，農民卻沒感覺，農民最多客客氣氣地說謝謝關心，其實心里很可能在說：給職稱不如加養老金！或者，把這些折算成錢給我多好！

其實，農民最急的不是這個好聽但當不得飯吃的職稱。他們最擔心的是地里的收成能不能豐收，豐收了能不能增收，打工的工作能不能保住，工資年底會不會拖欠。種地和打工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守住了這兩個大頭，生活就沒大礙。如果這兩個大頭出了問題，哪怕任一頭有紕漏，全家的生活立馬堪憂，當然有各種政策兜底，但兜底兜的是“底”，要想日子過得好，得從“底”往上爬。所以，農民不是不歡迎評職稱，農民不歡迎的是當不得飯吃的任何事情，農民歡迎的是一切能當得飯吃的事情。在極端天氣頻出的時候，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候，有什么能比穩收成、穩就業、穩收入更重要的？

農民最盼的是養老、醫療、子女教育上能盡快補齊短板。眾所周知，我們對農民的歷史欠賬太多，不說別的，就說工業化和中國制造，先是建立在農民的“剪刀差”貢獻上，后是崛起于農民的土地和勞動力上。如今到了還賬的歷史時期，國家也確實在逐年小步快走地補齊農村短板，農民也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兜底”“補齊”在不斷發力。農民就是日思夜想地盼望，哪一天，一覺醒來，養老金城鄉統一了，醫保城鄉一樣了，子女教育城鄉一體化了。這是農民最大的期盼。在這方面任何舉措、任何探索，不管步伐多大，農民都是舉雙手歡迎的。

這也提醒我們，做農村工作、為農民做事，一定要知道農民在想什么、急什么、難什么、愁什么、盼什么，不能坐在辦公室里、在玻璃門里，今兒這名詞，明兒那概念，在文字中咬文嚼字，在概念中騰挪閃躲，或者泊來一些理論碎片，為農民設計這個、規劃那個。甚至為一兩個自己提出的新詞而自我感動、自我欣賞、自鳴得意。而對這個新詞是不是帶來農民福祉增加，則一問三不知，或者是想當然。有關農民的任何決策，一定要到農民中間去，以謙卑心、悲憫心、同理心，問需問忌，也問計問效，我們要相信農民有把自己日子過好的能力，農民知道什么事對他們好，我們為農民做事，怎樣是最好，問農民就是了。這就是做農村工作的謙卑心。

農民曾經受了大苦，勞了大累，貢了大獻，想想那些交公糧、修水庫的農民吧，想想那些披星戴月干活的農民吧，我們做任何涉農決策都要以悲憫心打底，有措施盡快出，出一點是一點，不必苛求完美、體系，讓那些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都盡早盡快享受到哪怕還不完美、還不體系的福利，是最大的悲憫。千萬別等到完美的、體系的政策出來了，但最后一代交公糧的農民已經不在了。那是多大的歷史悲情！

要把自己放在農民的位置上決策，設身處地，那樣的決策才是同理心的，才是真正符合農民需要的，也才是最有效的。當然，問需問計問效于農，也不是無原則，要為農民著想，但不能替農民做主，這里也有個分寸把握問題，不能為農民著想到替農民做主，也不能尊重農民意見把自己變成群眾的尾巴。這聽起來有點玄、有點繞，也有點既要又要還要，但涉農工作、與農民打交道，就是一個多難多需多效的事，但一旦深入到農民中間，了解了農民的心理，大事起于小，難事作于易，上了道也就大事不大、難事不難。

回到開頭評職稱的爭議。為什么一個不是首創的事，以前輿論叫好，現在卻不敢茍同呢？同志，水在動、舟在動，而你的劍沒有動啊！以前可以不代表現在可以，現在可以也不一定今后可以。“水流無限似儂愁”，互聯網輿論水流無限浪打浪，我們必須是一個中流擊水人，不怕水、能知水、會御水，方可適應水和用好水。

這警示我們，要學會在互聯網輿情中做“三農”工作。一件決策出臺，要分析到受眾的場景和心理，哪怕是好的決策，也要考慮推出的時機，對的事情在錯的時間發生，不一定對。對一個整天為收入焦慮的群體，任何無關增加收入的舉措，都有可能淪為“何不食肉糜”的結果。“花活”雖漂亮，但抵不上“實惠”管用，尤其是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趨緊的大背景。但不管怎么說，不務虛功，多干實事，肯定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