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理念的中國式解讀

全球文化理念的中國式解讀

夏林

【 摘 要 】全球文化，作為世紀新學全球學的核心概念之一，中西方學者競相解讀，觀點各異。西方學者鑒于其現代文明發生與發展之先進，往往傾向于將全球文化視為族地文化湮沒于國際文化、歸同于世界文化的類生態演化，提出優劣論等頗為極端的學說，試圖將全球文化的本質詮釋為對立和征服，虛無主義情緒亦難免隨之悄然滋生。與之相反，或源自對于存在與延續的捍衛，或源自對于公平與正義的追尋，當前眾多中國學者認為，全球文化是區別于族地文化、國際文化、世界文化的一種新的文化樣態，其突出特征是兼容族地性、國際性與世界性的全球性。全球文化的運用及其價值展現，正是以其全球性為基礎，將樣態論與歷程論、觀照論與鑲嵌論、別異論與統合論等方法相結合，批駁族地優劣論，糾偏文化虛無說。

【關 鍵 詞】全球化 文化 中國式 全球文化

【作者信息】夏林（1982-），女，遼寧鞍山人，法學博士，現為中國政法大學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全球學與全球治理、中國對外關系史等。

引言

在經歷了因對全球化的不滿遍布全球[[1]]而出現的幾番“逆全球潮”和“反全球化”滌蕩之后，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呈現糾纏遞增的態勢，全球化發展進入熔斷期，整個世界正處于近百年來所未曾有過的動蕩與不安的狀態之中。意欲有效地治理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并從容地在愈發艱難的挑戰中不斷獲取勝利，既需要豐贍的資源能量的支撐，更需要正向的思想能量的指引。中國式邏輯解讀之下的全球文化理念，恰似一束復合能量，照鑒新時局，賦能新治理。然而，這條照鑒和賦能之路并非坦途。在世界局勢的動蕩起伏之中，如何不被族地優劣論的聒噪所困擾，對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始終投以應有的尊重與包容；在時代更遷的十字路口之上，如何不被文化虛無主義的桎梏所束縛，堅定秉持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主體性與自信心，引人闡幽，發人探賾。

1. 互為烙印
2. 關于烙拓相互性的中國式邏輯

任何理念的產生與發展，都會烙拓時代的印記，而時代印記本身也會在一次次烙拓中呈現出延續性和獨特性。這種悖論中的相互成就便是一例典型的中國式邏輯。在千年磨礪與賡續之中，可以盡展心無旁騖之少年般的鮮活生機；在直面百年屈辱與壓制之時，可以成為時代最前沿的理性弄潮兒；在儒家之仁、釋家之忍、道家之韌的加持之下，可以發射北斗之星、打造中國之芯；中國人百善孝先、禮尚往來，中國人特立獨行、海納百川；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合二為一的大旗，可以穩穩地矗立于中國特色的哲思大地。

一方面，中國式邏輯向來講究有里有面、同擔共享；另一方面，兼修之內外、無常之世事也在不斷地鍛造升級中國式邏輯。以中國式邏輯解讀全球文化之理念，就是用一種相互性的觀察視角來審視；將全球文化之理念交付中國式邏輯來解讀，就是辨析相同、相似甚或是相悖的理念內涵中的包容性。因此，既可以說，全球化是時代烙拓在文化上的印記；也可以說，時代將文化烙拓在全球化的進程之中。

1. 關于全球文化的烙印互拓

邦國的建立，疾疫的傳播，思想的碰撞，人口的遷徙……全球化最早的印記，或可如西方學者所言是古希臘文化構筑的“世界之城”。英文Culture（文化）源自于拉丁文Cultura（土地耕種和靈魂鍛造）。從15世紀的一支隊伍掀起地理大發現之浪潮開始，歷經工業革命的洗禮，伴隨資本主義的膨脹，文化曾被蠻橫地用來標識全球族地之優劣。19世紀，英國社會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提出的“文化進化論”企圖為所謂“社會優勝劣汰”的殖民提供合法性依據。直至20世紀的最后三十年，“生產-貿易-金融”的全球經濟鏈開啟運轉，“計劃-執行-檢查-處置”的全球管理閉環順勢形成，“多邊合作-多元治理”的全球政治網絡得以織就，“全球認知-全球意識”的全球文化才慢慢覺醒。

但是，這里不得不提請注意的是，另外還有至少一支隊伍以另一種方式與之同行，從“華夷之辨”到“九服之禮”，從“天下為公之觀”到“命運共同之體”，正如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在其原始文化觀代表作《種族、語言與文化》中所提出的觀點，“文化是世界上各個族群各自獨特歷史的集合，而非一個世界族群的整個歷史的演進。”[[2]]伴隨著21世紀歷史卷軸的緩緩舒展，全球化在逆潮沖擊與暗流涌動中歷經蛻變，文化的特征與主題，社會的觀察與思考，無不受到新全球化的影響與制約。百余年前法國社會學家愛彌兒·涂爾干所提出的文化的適應性價值助推社會運轉的功能性視角，如今再一次觀察到了文化與全球化的互為烙印。

1. 內蘊交疊

什么是全球文化？當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被譽為“文化昆侖”的錢鐘書先生曾言：“你不問我它是什么的時候，我還知道它是什么；你問我它是什么，我卻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乍聞之，仿佛錢先生轉換了話題，完全沒有給出答案；細品之，對于全球文化，他不僅詼諧地解釋了全球化之文化的特質，更巧妙引發了對于文化之全球化的內涵的深刻思考。

1. 全球化之文化

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開啟研究，首先需要的是定義。一個定義，是對于某種具象事物或者抽象概念予以簡明扼要的規定和描述；定一個義，才能更好地整理文獻，進而指導實踐。人類學家克魯伯和克拉克洪就曾經在進行某項相關研究時，在其中的一篇文獻成果中整理出多達160個版本的全球化之文化的定義。而這僅僅是眾多學者中的一派學者所進行的眾多研究中的一項研究所搜集的眾多文獻中的一篇文獻所含納的眾多數據中的一個數據而已，九牛之一毛，冰山之一角。能夠出現如此多的版本，可見其定義難達共識，又見欲定其義不可隨意。許多中國學者采用與西方學者不盡相同的中國式邏輯和方法進行了思考、借鑒、研探與批判，筆者專門對此進行了盡可能全面的搜集、整理和歸納，在此將全球化之文化定義為，全球人類在繁衍生息的過程中，為了維護有秩序的生存和可持續的發展所創造出來的，關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各類型關系的有形或者無形的成果。[[3]]具體而言，全球化之文化，是全人類社會的產物，是一個具有復雜結構的有機整體，同時也是社群特質的集合。

從結構上看內容，全球化之文化可以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人類為了適應自然發展而產生的以生存策略為主體的物質文化，主要指為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所創造的物質性產品；第二類，是人類為了維持基本社會功能而產生的以發展策略為主體的非物質文化，可進一步劃分為展現權力距離的制度文化和共享知識、信息、觀念等的精神文化。

從層次上看功能，全球化之文化可以對宏觀群體和微觀個體兩類對象同時分別發揮作用：第一，在宏觀上它可以對整個群體進行修整，在微觀上它可以讓個別個體彰顯個性；第二，在宏觀上它可以疏導群體的混沌與恐慌，在微觀上它可以對個體進行情緒的撫慰；第三，在宏觀上它可以維持整個社會的安定秩序，在微觀上它可以調節社會成員的認知閉合需求從而使其產生安全感；第四，宏觀上群體的智識傳承與微觀上個體的思想表達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層面，這個過程被一些西方學者冠之以全球文化覓母（memes）[[4]]，用中國式邏輯和語言來解釋，即全球化之文化的演進類似于生物的進化，文化主體的文化基因復制傳遞頻率改變或文化基因自身突變引發文化主體風俗習慣等文化性狀的傳承和變遷，這種傳承和變遷受非隨機的自然選擇或隨機的類生態遺傳漂變的影響而發生群體性普化并得以延續，誠如“道法自然”。

談及生態與全球化之文化的關聯，并非僅限于相提或并論的這種間接性關聯，二者之間還存在著更為直接的關聯，具體而言，全球化之文化的亞種區分的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依據就是生態。根據全球生態環境的不同，當前全球文化的類別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四種：第一種，平原文化，公元前4000年，在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5]]出現了古巴比倫文化，它的璀璨楔入千年的玄武巖；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文化出現在尼羅河平原這片巨大的沙漠綠洲之上，它的雄偉至今神秘且險于窺探；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與恒河灌溉滋養了古印度文化，它的執念幾經斷續至今散布于南亞次大陸平原；公元前2100年，中華文明在黃河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上誕生，它的輝煌不僅從未中斷而且在21世紀的今天越發耀眼。第二種，草原文化，歷史上蒙古帝國南征北戰，統領過3340多萬平方公里全球近1/5的地盤，那幾乎是彼時地球上適宜人類生存的全部面積，它的粗獷與豪邁在游牧與征服中盡情揮灑。第三種，海洋文化，它像一枚種子，從克里特島撒出，播及地中海沿岸，又從地中海流出，以探險的名義、搶奪的方式向外不斷地擴張，甚至曾經宣稱在他們所占據的地球上可以一直看得到太陽。第四種，森林文化，它仿佛在一場電競游戲中集齊了采集、漁獵、農耕、游牧等各個類型的技能卡牌，閻崇年先生將這種收集與展現定義為“統合”[[6]]，在亞馬遜熱帶雨林，在加拿大北方、東西伯利亞和斯堪的納維亞針葉林，在剛果、新幾內亞、婆羅洲和緬甸熱帶雨林，在瓦爾迪維亞溫帶雨林，在俄羅斯濱海邊疆針葉林等森林深處棲息著它的多樣，綿延著它的珍藏。

當然，除了生態因素之外，與其并列或由其衍生的種族、民族以及代際因素也是亞文化分類的重要依據。以種族為例，筆者寫作本文之時正值2024年巴黎奧運會進行時，環環相扣的紅綠藍黃黑象征著公平競逐之下五大洲不同種族運動員各自獨有的運動精神和體育文化。比如，黑人運動員在田徑賽場優秀的爆發力和持久力總是令人贊嘆，而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運動員在乒乓球、跳水、體操等技巧類競賽中總是震撼連連。民族因素影響下的亞文化分類，在我國56個民族團結友愛的大家庭中恣意彰顯。比如大大小小的宴席之上，55個少數民族的同胞大都能歌善舞，而漢族的小伙伴則經常以“聽我說……”熟練掌控全場的話語權。代際因素影響亞文化分類的例證則更加明顯，你可能經常聽到“代溝”一詞，表示不同年齡段人群之間存在著心理學意義上的無形溝壑，但你是否想過這代溝之溝到底溝在哪里呢？比如，同樣是戶外舞蹈，廣場舞和街舞是不一樣的；比如，同樣是婚戀觀念，八零后和零零后大抵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見，這代溝之溝，其實是亞文化之溝。

上述亞文化（或稱為文化亞種）的集合，就是全球化之文化。但實際上，這僅僅是全球化之文化的淺層次具象性外在表現，對于完整意義上全球化之文化的認知，僅僅了解亞文化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所要探究的全球化之文化，或者說全球化之文化的深層次抽象性內在本質，更接近于另一個概念——類文明。類文明，是人類自身創造的經由歷史瀝濾沉淀的有益于人類拓知、符合人類期許并已經或可以在人類社會達成多數人共識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類文明，由不同文明融合而成，是人類達成共識的文明，是適應全球化時代要求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7]]如果說，亞文化強調的，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的“種”；那么，類文明強調的，則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的“類”。在前者“種”所呈現的多姿多彩的亞文化現象中，提煉出共同性、互惠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類”的核心理念，進而成就全球化之文化的發展。

（二）文化之全球化

文化之全球化，為我們細致展現了當代文化因素影響之下的全球化態勢，對此，我們可以從五個方面來解析。

第一，當代文化之全球化的發展以信息革命為依托。信息革命是繼蒸汽動力、電子科技之后的又一個全球化發展的核心推動力。也有學者將這一核心推動力推動之下的全球化稱為繼1.0版蒸汽全球化、2.0版電子全球化之后的3.0版信息全球化。更有人戲謔提問稱，歷經1.0版全球化，藍領沖擊了耕農；歷經2.0版全球化，白領沖擊了藍領；歷經3.0版全球化，碼農沖擊了白領；至于未來可能出現或可能已經出現的4.0版的全球化，沖擊碼農的又會是誰呢？無論核心推動力源自于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皆屬文化。那么，在信息革命的標識與推動之下的文化之全球化是怎樣的呢？這里有兩種完全對立的見解，卻皆可為我們所用。第一種，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8]]之中，針對文化之全球化提出了同名觀點，即“世界是平的”；第二種，英國學者簡世勛在他的著作《世界不是平的》[[9]]之中，針對文化之全球化亦提出了同名觀點，即“世界不是平的”。對于這兩種觀點，我們都有理由相信并分別予以支持，這就是中國式邏輯，聽起來似乎是一種悖論，但是合理。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平”的內涵與價值的理解。賽博空間的全球覆蓋、離岸經營的便利暢通、產供銷鏈的國際多元化連接，搜索引擎的瞬息捕捉等確實碾平了世界；然而，論及全球資源、財富、發展機遇、生活水準等的真正公平的達成，貌似還為時尚早，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又真的不平。筆者曾于2008年8月參加過一次關于公益性基層非政府組織（或稱為草根NGO）的調研，調研地區是云南山區高山深處的彝族同胞居住地，當時主要是考察貧困山區孕婦產婦圍產期保健的具體情形。調研進展順利，調研小組也如愿獲得了第一手的關于基層政府衛生機構婦幼保健以及相關草根NGO協同輔助的資料與數據。但此行對于筆者最為深刻的觸動，卻不僅僅是彼時調研的課題，而是一種從未想見過的生活狀態。當時調研對象是距離山下公路最近的一戶產婦家庭，但山路崎嶇，任何型號的機動或非機動車輛都無法駛入。早上八點鐘，調研小組背負著慰問品、相機、筆記本電腦、錄音設備等進山，一路急行，到達時，晌午已過。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不足10平米的木質房屋，環視屋內四周才第一次知道“家徒四壁”這個詞不是一種夸張修辭。女主人漂亮的面頰顯露初為人母的喜悅，但身子卻瘦弱得讓人心疼，男主人特別熱情，特意爬上一棵高高的大樹摘下一大塊蜂巢讓我們品嘗，我們哪里舍得分食這難得的天然補品，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捏起小小的一小塊小心地放入口中，那應該是筆者平生所嘗過的最甜蜜的味道，可這份甜蜜卻浸在一種苦澀之中，這大概就是文化之全球化“平且不平”的滋味吧！

第二，當代文化之全球化伴生于世界經濟活動的全球性趨向。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經濟活動的基礎環節鏈，而這每一個環節的進行以及環節與環節之間的相互關聯，都附著以相應的文化因素作為或中心或邊緣的抽象介質發揮助力或反制的作用。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一種互動與關聯的外向性伸展，這種伸展從以物易物開始就在不斷地顯露出對界限的突破本能與超越本性。時至今日，這種突破與超越已然成為全球總體趨向，而這種趨向的產生和擴大與作為經濟活動背景和牽引的文化的全球性取向是密不可分的。以世界五大宮（中國北京故宮、法國凡爾賽宮、英國白金漢宮、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和美國白宮）之首的北京故宮為例，它是在明朝、清朝兩個朝代皇家宮殿建筑群原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目前中國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博物館，作為一種文物收藏、展覽和學術研究的大型綜合性營業機構，其職能、作用與意義無疑非常可觀，但運行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依靠政府撥款和社會捐贊保持基礎維護已屬不易，如果想要對珍稀文物和古老建筑等提供更好的保護、同時緊跟全球化極速發展的步伐優化參觀感受并提升現實意義的開發與研究，還需要更好地運用當前數字科技和自媒體渠道等先進的文化手段，這便是文化之全球化的第二層內涵，也正因如此，全球經濟及其文化也逐漸成為超國家層面最耀眼的領域。

第三，當代文化之全球化，滲透于非國家政治對于國家間政治的挑戰之中，滲透于從“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的轉向之中，滲透于烏卡時代（烏卡，VUCA，是volatile易變，uncertain不確定，complex復雜，ambiguous模糊的首字母縮寫組合；烏卡時代，也有人稱之為“四不時代”，用以描述一個不穩定、不確定、不簡單和不清晰的世界所處的時代）走向巴尼時代（巴尼，BANI，是brittle脆弱，anxious焦慮，non-linear非線性，incomprehensible費解的首字母縮寫組合；巴尼時代，也有人稱之為“四非時代”，用以描述一個非堅強、非淡定、非線性和非通俗的世界所處的時代）的顛覆性動態全球政治變遷之中。理論上，當代全球政治是以人類整體利益為軸心，以全球為平臺，以全球價值為終極訴求，體現全球新特質的政治活動與現象。[[10]]這也是政治之全球性的彰顯，涉及政治的價值導向性、主體利益觀、規模規制設計等。從當代全球政治的界定中不難發現，無論是全球政治活動的主體或客體，還是全球政治結構體系的內部或外部，都具有明顯的文化之全球化屬性。但實際上，近年來非國家政治挑戰國家間政治的阻力倍增，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政治文化兩極分化嚴重，此二者又進一步加速了烏卡時代向巴尼時代的墮化。一則，地處北半球的發達經濟體所構成的全球北方以“去風險”為由企圖逆轉全球化的原始方向，從而將其內部難以克服的周期性危機轉嫁出去，向整個世界大肆釋放負面能量；另則，在世界范圍內眾多區域矛盾沖突戰亂頻仍的焦灼局勢之下，全球南方正在快速成長，搭建起全球治理的新式平臺，為全球注入正面能量。具體而言，全球北方政治文化泛風險的中心言論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保守主義在文化之全球化中大行其道。例如，2022年，美國時任總統拜登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堂而皇之地筑起了小院高墻。2024年，歐盟委員會緊隨其后發布《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推出小院高墻的歐洲版本。而與此同時，全球南方政治文化則高舉合作共贏、共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2023年至2024年，在充分聽取中國方案并深刻汲取南方多元文化智慧的基礎之上，金磚國家大擴容，非盟受邀加入二十國集團（G20），樁樁件件對全球化逆潮皆可謂有力的抵抗。

第四，全球治理的生態主題凸顯。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化之文化與生態之間存在著直接緊密的關聯性，全球化之文化亞種的主要分類依據就是生態。實際上，這是對文化之全球化概念中的全球化的一種詮釋，也是對文化之全球化概念中的文化樣態的一種闡明。據此，亦可找到全球生態治理的法門，即在應對人與自然的新的挑戰中，應更多地運用文化工具，在人類整體觀、共同利益論的引導之下，全面深刻地體會全球價值的真正含義，進而齊心合力地展開行動并早日達成人們期盼已久的生態文明。例如，2020年9月，我國提出了“雙碳”戰略，如果沒有在思想上清晰地認知2030年碳達峰止步增生、2060年碳中和凈零排放目標的真正意義，是不可能構建起成本和風險雙高的碳市場并全力經營以期最終達成所愿的。[[11]]當對于全球價值的認知達到一定高度和境界之時，全球意識也便自然生成了。全球意識的形成與強大是全球化繼續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而全球意識離不開全球文化的熏陶，甚至可以說，全球意識本身就是一種全球文化，在全球意識支配之下的全球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之全球化。

第五，當代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場特殊性與普遍性的文化博弈。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外延在不斷地擴大，而其最初的基本內涵自然就相對地縮小了，文化的特異性、民族性、空間性、趨異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逆轉，轉向普適性、世界性、時間性和趨同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文化概念的改寫，換言之，文化之全球化，是一個全球文化的地方化與去地方化并行不悖的過程。全球文化的地方化，主要是指全球性的共享文化需要通過與地方性的特色文化相互融合才能夠被認同，地方文化需要對外來文化進行與本土相適應的改造才能夠確保地方文化融入全球文化的同時又不會喪失其獨立自主性。全球文化的去地方化，主要是指全球性的共享文化得以普及世界各地，并非是全球文化對地方文化的吞沒或清除，而是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一種平衡的共生關系，以確保全球文化可以獲得更充分且純粹的普及的同時，又不會被個別地方所操縱或控制。以全球知名快餐連鎖店肯德基入駐中國內地為例。1952年，美國人哈蘭·山德士先生創建了一家跨國特許經營連鎖快餐店，將其經營理念、服務模式、店面設計、人員培訓以及烹飪秘方等專屬于肯德基的餐飲文化推上世界平臺，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地方文化的全球化。1987年，中國的第一家肯德基餐廳在北京前門開業。隨之而來的是與精烹細調的川、粵、魯、淮、揚等中餐菜系文化完全不同的西式快餐文化，漢堡、薯條、沙拉、圣代……從名字到味道與傳統的中餐以及中式快餐都有著太多的不同。彼時的接納與加盟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了中國為走向世界而理性地去地方化的勇氣，邁出這一步并不容易。截至2024年，肯德基在中國開設門店已逾萬家。而更為有趣的是，你現在也可以在肯德基餐廳吃到味道相當地道的豆漿、油條和老北京炸醬面，兒童餐的贈品也不再僅僅是諸如《玩具總動員》里的巴斯光年、《神偷奶爸》中的小黃人，而開始出現諸如故宮里的御貓、《原神》中的熒和空等。很顯然，這是典型的全球文化的地方化。由此可見，文化之全球化，是一場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博弈，而這場聲勢浩大的博弈居然在一張小餐桌上便可覓得。

文化是習得的，全球文化更是如此。如果某種文化被視為是全球化的，那么除了共享之外，它一定是習得的，就如同人類進食本身是基因的共享，但世界各地的人們進食的對象、時間、方式卻是一種習得，[[12]]為數不少的學者已經對全球化、文化以及全球文化開啟了系統的習得研究并且始有建樹。英國學者戴維·赫爾德在其著作《全球大變革》中曾言，最直接感受到和經歷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文化形象生動地描繪了時空的擴展與延伸，它不僅超越了族地界限，并且無處不在。[[13]]英國社會學家馬丁·阿爾布勞曾對作為全球文化的核心特質的全球性進行過沉浸式的研究，并在研究成果中特別強調了全球主義的思想文化價值，可以將其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第一，全球時代的關系類別或級別已然轉化或升級為包羅萬象的全球關系，它既高遠得好似渺茫，又平凡得舉目可見；第二，現在人們提到星際意義之地球，就好像以往提到國際意義之國家一樣，同樣是一種場域卻更加開闊，同樣是一種成員卻似屏蔽了隔閡；第三，沒有官方權威中心使得各種社會公共事業組織機構無差別地向各個層次的人群開放，這一原則已然突破了一直以來極其局限的取值范圍；第四，各民族國家的威權性和阻尼性相對弱化，地球本身變成了每個獨立個體的直接參照體系，這是一種對于格式化的刻意且有益的解構。[[14]]總之，在新的全球性架構中行動著的全球公民社會之公民，正在利用全球的開放性表達全新的全球主義，并從超越國家界限的共鳴中汲取著力量。通過學者們對于全球主義的思考與研究，全球文化的定義呼之欲出，但是呼出的版本數量卻遠超想象，鑒于此，在能尋范圍之內，在拜讀各版之闡述并汲取各家之所長的基礎之上，立足于自身淺薄的學術積淀和濃厚的研討志趣，筆者將全球文化定義為，全球共享的文化價值觀念以及文化全球化的過程，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以及作為全球人所獲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習慣，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創新復合體。

全球文化的發展與全球政治、全球經濟密不可分。首先，人類社會的經濟水平和政治態勢直接影響全球文化的發展與否及相應程度；其次，全球文化的發展，不僅是全球經濟、全球政治發展的顯性表征，全球文化發展的過程更能夠極大地反作用于全球經濟的運行軌跡以及全球政治的脈絡走向。當然，未來的全球，不是一定會悲催地深陷于文明的沖突，但是，全球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無疑是一定的。

三、特質共融

在逐層剖析全球文化理念的構成之義之后，我們來做一些回顧、整理和歸納，從中探得更深層次的內涵，并盡可能簡明扼要地梳理并提煉出全球文化的特質及其共融性。

（一）從“亞型”到“類目”的樣態躍遷

族地文化，是某民族在某地區長期共同生產生活，積累起來的突顯本族、本地特質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是民族內部或地區內部的文化，它往往反映出族地居民整體的閱歷與水平。國際文化，主要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上的文化關系以及民族國家或地區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它往往和國家或地區間的外交活動存在著某種關聯。20世紀中期，隨著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民間團體等國際關系行為體的多元化以及國際關系行為模式的復雜化，注重文化本身而非行為體屬性的公共外交引發了各國日益重視的同時[[15]]將文化關系和文化交流的空間進一步拓展，出現了反映多項文化議題、多元文化主體和多類文化機制間性互動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的合理性在于突破壁壘和隔閡，為多元性文化類型、多樣性文化關系及其相應的多維度機制、多范圍議題能夠進入國際關系的視野與議程提供論證與說明，但它更像是一種大雜燴，側重對世界各地各種文化現象的量的搜羅，卻鮮有對全球整體性文化現象的質的概括，從而導致世界文化研究的泛泛性和模糊性。畢竟，我們對于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區文化的學術研究，絕不單純是某種民族志的歸整或環球旅行攻略的編輯。

全球文化，則嘗試克服世界文化的泛泛性和模糊性，強調在世界文化大雜燴的烹飪及品嘗過程中，正在生成一種全球維度的文化新滋味。這種文化的內涵、外延、框架及理念無不滲透著全球性，從而超越了文化研究狹隘的族地性隔閡、壁壘和歧視，完成了從族地文化、國際文化、世界文化向全球文化的躍遷。

（二）趨異性與融合性的整合與統一

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往往囿于人類學中的種族、社會學中的民族、國際關系學中的民族國家或地緣政治學中的區域，因此，無論是觀念建構還是利益導向，都具有明顯的分割性和趨異性。人類依據各式各樣的標準被分割為各式各樣的群落，相應地，文化也便表現為各式各樣的群落各自的各式各樣的文化。文化領域的相關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雖然一直在嘗試為形式各異的文化提供交流的空間與平臺，但國際文化的行為主體仍然同步于國際經濟、國際政治，始終堅守著民族國家的底線。

全球文化，雖然沒有棄守這一底線，但卻以其獨有的方式反映出文化內涵中更為深刻的整合性與共融性。此處的整合性，如果僅僅從文化交流的全球規模或全球治理的角度加以理解，顯然是不夠的。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性是指文化的主體不再是一個個小小的群落，而是全球人類的整體。正是由于文化“種”（個體性）的主體轉換成為文明“類”（整體性）的主體，才得以去勢文化的分割性。當代全球經濟，一隅之地的次級房貸危機會迅速形成金融風暴席卷全球；當代全球政治，任何角落的戰火都是世界和平之不可逆的威脅；當代全球文化，以文明的名義而歧視或爆發沖突，都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否定和背叛。而這一切，只有立足于“類”主體才能理解從而得出化解之法。另一方面，文化的整合性也會適時顯露出文化的共融性和普適性。常言道，眾口難調，但當我們以全人類為主體審視文化現象時，就會發現存在于世界文化大雜燴中的共通口味。比如，民族或地方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的在地化發展，文化的多元化、網絡化，某些文化自恃優越感的降低以及新興主體文化之亮劍，等等。雖然上述種種現象似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全球文化的新質則早如蜻蜓立上頭。由此可見，全球文化的整合性和共融性、普適性是不可分割的。

既然全球文化是一種以人類為主體的共融性文化，其權益和價值導向是以人類整體為根本的這一觀點就不難理解。眾所周知，自由的權益是文化的內在驅動力之一，而價值觀和意識流則是文化驅動力外向彰顯的標識。因此，在全球文化所涉獵的領域之內，人類對于自由的整體性追求既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各種文化活動的動因，又是全球文化實踐的價值歸屬。

傳統的族地文化或國際文化，無疑是以不同規模群落為中心的文化，階層主義、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等深嵌于文化關系與文化交流之中。全球文化則倡導關注人類整體的信仰自由。“計劃性淘汰[[16]]時代”的全球性問題，比如生態環境的惡化、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擴大、健康維系難度的增加以及社會發展承載力需求的加碼等，無一不關系到人類的根本權益，皆應該成為全球文化共同的價值取向。而全球文化也剛好以全球主義為引導，正在積極地應對這種覆蓋率爆表的全球性迫壓。

傳統的國際文化以民族國家為行為主體，往往囊括或者跨越族地之界限，所以在此意義之上的國際文化往往體現為民族國家間的交流關系，甚或是從屬于外交的一部分，盡管涉獵面甚為廣泛，但最終仍舊歸屬于國際（即民族國家間或地區間）關系的范疇。換言之，傳統意義上的文化偏好是國際文化關系和國際文化交流，是界限分明的文化，是相關、相交而非異融并重的文化。全球文化則主要體現為議題文化。界限感弱化，議題感增強，如生態文化、靈性文化、游戲文化、視聽文化、另類文化等成為全球文化主要議題也是其開展文化實踐的重要領域。全球文化之所以側重于議題導向，主要是因為諸多全球性文化問題靠單個的民族、國家、組織和地區是無法得到通達靈魂的徹底解決的，而是需要全人類群體智慧的協作共商。換言之，議題文化領域的跨界性特征正合全球文化之本意，它既是文化的全球化的表現形式，又是推動全球化的文化的發展的途徑。

（三）凸顯多元文化機制的全球性能

全球文化的超地域性、超民族性和對議題的偏好性，客觀上凸顯著全球性多元文化機制的作用。此處之所以要使用全球多元文化機制而不是國際文化機制，是因為國際文化機制是協調主權國家間或主權國家與地區間文化、社會關系的多元化的制度性安排，包括文化領域內的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國際規范等。盡管國際機制已然從傳統的政治經濟領域逐步擴展到教育科技文化領域，并在教科文領域的設置與工作越發具體，但國際文化機制的主體仍然定位于主權或民族國家及地區，而且還是偶有將文化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相混淆[[17]]的情形出現。全球文化機制則不同，它更著意于文化機制的超越性和整體性意蘊。事實上，現在諸多非主權國家的、非疆界分明的主體因素或客體因素雖未能動搖民族性、國家間性、區域性等的主流地位，但全球性文化的發展價值指向和責任指向卻異常突出。隨著議題文化的增多和對其認知的加深，非國家行為體更加活躍，文化的國際機制向文化的全球機制的轉化乃大勢所趨。一些新構筑的文化機制往往就是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聯合、互動、共享的結果。與其為文化冠以“國際”或“世界”時給予諸多繁冗的說明，不如就直接喚其為全球機制，以便與全球文化相呼應。

（四）為全球治理提供精神支持

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國政治和國際法為兩大要素[[18]]的全球治理代表著一種權威與震懾，但這種權威與震懾及其合法性難以用傳統的、片面的、零散的理論加以解釋，所以才使得全球文化的研究寓意深刻。全球文化的超民族、超國家、超地域的理念特征使得傳統的、等級式的、民族國家之內的文化存在形態或活動模式在應對全球性問題和議題文化時表現得捉襟見肘。于是，非制約性的、非資輩性的、超地域性的理念和文化模式應運而生，這也正是全球教育、科技、文化治理的底蘊和全球治理的精神支持。

全球治理，既是樹立維系全球秩序的機制，又是整治管理全球性問題的過程。機制含義上的全球治理，需要形成基本的共識并制定或簽署相應規則以協調各種關系，在此意義之上，全球治理就是全球機制的定制與運用。過程含義上的全球治理，則注重具體的思想指引、文化現象、政治議題、法律程序和經濟方案的選擇，有道又不失活泛。總之，全球文化不僅在主體權益、價值標準、機構建制上突顯出全球性，而且在精神、信仰、理念上引導著人們更為堅定地走向對于全球問題的全球治理，尤其突出的是全球教科文治理，而全球公民社會又是全球教科文治理的場域，如若沒有全球公民社會的存在，也便失去了全球教科文治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換言之，全球治理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國際治理或社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前者以全球公民社會為依托這一獨具特色的前提，而后者要么是問題導向的政府間國際協作專項行動，要么是公益性的社會秩序的聯合維護。由此可見，全球公民社會在接受全球文化指引和治理全球文化問題方面，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存在。

四、三脈相通

行文至此，不免心生疑竇，到底是什么既由表及里又自內而外地締造了互為烙印且內蘊交疊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的中國視角具體又是怎樣的呢？對于這兩個問題，不妨借循中醫三脈之說，所謂三脈，即氣脈（氣血運行狀況）、魂脈（精神意識狀況）和根脈（整體基礎狀況），搭脈解疑：

（一）對于當前全球局勢和我國國情氣脈的認知與把控

放眼今日之寰宇，一場前所未有的360°無死角的軟硬實力競爭在互聯網＋世界的各個角落展開。繼英國的麥金德提出制陸權、美國的馬漢提出制海權、意大利的杜黑提出制空權之后，英國的蒂姆·喬丹提出了制網權，并迅速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與認同。隨著5G、AI、云計算的組合發展，世界權力圖譜面臨重新勾勒，賽博空間漸成當世紋枰。

符合當前世界局勢動態和我國國情氣脈的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倡議下裨益全球的治理策略，是維系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捍衛國際社會切實安全的中國方案[[19]]；是“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斷促進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20]]；是與全球化之文化同臺共幕，同頻共振，同向共行。

（二）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化魂脈的信仰與凝聚

馬克思主義，是基于人文關懷和民本邏輯的時至今日仍不容顛覆的科學真理，是無產階級實現人類解放、書寫人類共同美好命運的有力思想文化武器。保障人權亦是現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21]]馬克思主義理論涵蓋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可謂森羅萬有，但正如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言，“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22]]，也就是說，其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只有一個，那就是“人”。

文化在突破或超越各種界限之后，自然而然地將廣義之人作為其主體。但存在于國家和市場之間，運作于國家和市場之上，與國家和市場共生、互動、同享的非政府領域或者互聯網絡空間的全球公民社會，才是賦予該主體鮮活生命力的場域。全球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是立場堅定、信念執著的非政府組織（NGO）或社會運動等，其本質是追求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以及全世界的公平與正義。顯然，全球公民社會的這些特征是同質于全球文化的本質的。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精神層面的全球公民社會是全球文化的產物，它凝聚于中華文化之魂脈。

換言之，全球化之文化的魂脈，當下正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中國化，它的搏動始于廣義的“人民性”，即“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23]]”鐮刀斧頭一經碰撞就把馬克思主義最樸素的愛民思想書寫在了黨的章程之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人民謀幸福的文化史實，更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推動人類進步的文明史詩。

（三）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堅守與捍衛

回首四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文明已不復存在，古埃及文明不屬于現居于尼羅河沿岸的阿拉伯人，古印度文明和當代印度幾乎無甚關聯，惟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近代以來，西方文史學界一直質疑我國三皇五帝和上古三代歷史的真實性，企圖論證四大文明古國之全部消弭，但歷史的遺跡勝于一切無端之辯。暫且不提近來考古發現可能出現在8000年前的虞朝，單就二里頭夏朝遺址的發掘與保護已然證明了中華文明5000年的存續，許多遺跡都和我們今天的風俗習慣相對應，毋庸置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一直深植于中華大地，其文明的基因世代相傳直至今日并仍將繼續。

換言之，全球化之文化不是無根浮萍，它有著深沉的根基；全球化之文化更不是斷流之水，它將古老的文明基因代代相傳；全球化之文化之所以綿延至今，離不開駐守與傳承者堅定的主體性，及其越發強大的文化自信。

五、明體達用

全球文化理念的互拓與交疊體現了其不同尋常的本體特質，欲通曉全球文化理念之本體特質，必然需要進行嚴謹且系統的學術性研究，嚴謹且系統的學術性研究離不開條理清晰的框架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研究全球文化理念所用之框架的清晰條理性與方法的行之有效性，又恰好正是全球文化理念所要倡導與傳播的重要內容，此即明體而達用。

（一）全球文化研究框架與族地優劣論

學術研究框架，一般是指以概念、要義、范疇等為要素的一套邏輯分析架構和知識體系。建構一套知識體系，首要之舉是概念的界定，然后是要義的闡明以及范疇的規劃，最終形成一個有序完整且能自圓其說并為多數同仁所接納的信息系統。根據學術界目前已經取得的相關成果，在開展全球文化研究時，可以將傳統的族地文化、國際文化作為參照，同時對比世界文化，在熟識原有的概念、要義和范疇的基礎之上，搭建全球文化新的知識體系。

多元文化體、全球知性、全球價值觀、互聯網＋信息、雙螺旋智庫等概念的改寫與新創，雖質疑尚存、爭議不斷，但已然頻繁出現于當前國際關系學和全球學文化領域的研究文獻之中，并在體量上初具規模。就是這樣，全球文化研究所采用的一系列要素與模型得以聚沙成塔、壘土成山，形成一套獨具特色且條理清晰的學術研究框架和模式，可用以指導更廣泛領域的學術研究進而在社會實踐中發光放熱，當然，也在無形當中有力批駁了源自西方優越主義的族地優劣論。

事實上，族地優劣之分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代，古希臘人自認為身居現代文明世界的中心，擁有為其所專屬且外族高不可攀的文明，他們在其聚居地和外界空間之間臆想出一道結界，作為優越與低劣的道德分野，從而將希臘人和非希臘人區分為唯一的文明主體和其它野蠻主體。后來，西方世界將其傳承下來，在一部分西方人的理念中，自己是世界二元文化體中的本我，而同為西方人的“異教”和“蠻族”則被定義為世界二元文化體的他者，在如此這般有失公允的無理界定中，為鞏固其所謂本我文化體的優越性而不惜野蠻地對待其所謂的他者文化體。再后來，隨著西方世界文化主體的膨脹，非西方世界遭遇屠殺與踐踏之后的斷壁殘垣竟成為西方人為其野蠻殖民行徑狡辯和鼓吹族地優劣論的依據。直到全球文化理念生成并迅速成長、成熟，“多元文化體”概念首當其沖地給所謂“唯一文明主體”的古希臘和后來所謂“文化體本我”的西方世界一記猛擊。全球知性破除了本就是臆想出來的道德優劣分界線，提出了知識的共享特征和理性的非族地屬性。全球價值觀的普及，使地球村的村民前所未有地交際友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性與可行性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互聯網+大幅度減少全球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冷熱之戰，全球智庫和自媒體的并肩使世界上各地各種各族的同胞獲得了更多的支援。在全球范圍內公平、公正的見證之下，讓所謂的族地優劣論無處遁形。

（二）全球文化研究方法與文化虛無主義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文化是一種文化的新樣態，全球文化學也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正規且實用的新興學科，因此，其研究方法的選擇與運用十分重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要慎重選用的并非僅限于實證研究法或規范研究法、歷史分析法或系統分析法、文獻研究法或比較研究法等一般意義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24]]中的具體方法，而是更為廣義的對于研究入徑和思維方式的擇錄。

第一，樣態論與歷程論相結合。

全球文化的發展，如同一部電影的錄制與剪輯，既要注重整部影片的完整性與連貫性，又要注重作品的藝術性與觀賞性，甚至要不惜耗時耗力地認真對待每一幀截圖的品質。一方面，要清晰地看到并認同全球文化所蘊含的知識底蘊與時代新質的融合的總體發展進程；另一方面，要嚴謹地分析在每一組新的參照系下其所呈現出的價值觀及其質素。從而避免研究時出現哪怕是極其微小的言行偏頗或研判錯誤。

研究全球文化的初始狀態，重點必須是整個世界文化在新時代所表現出來的特質，態度必須是鮮明而徹底的。與此同時，還應理性地看到，族地文化、國際文化或世界文化在現實中的實際狀態與全球文化在理論上的理想狀態之間的對比仍然猶若骨感與豐滿般反差顯著。換言之，全球文化所倡導的全球樣態在3.0版復雜多舛的全球化歷程中，依然式微。因此，在研究全球文化時，要執著，也要認清形勢。當然，這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沒有趾高氣昂，更沒有卑躬屈膝；無論是現代的高屋建瓴者的集結，還是自古以來的承載歷史寶藏者的聚合。如果處于一種無視現實而一味沉浸于想象的狀態，那么必然會被現實打臉，從而嚴重影響研究的進程。另則，如果始終卑微地接受惡意的精神控制抱殘守缺，那就是對歷史的褻瀆，從而縮短文化存續與發展的厚重。由此可見，只有堅持狀態論與進程論的雙向審視才是從事研究的上佳之選，當然，也是對文化虛無主義的自輕自賤者的善意警示。

第二，觀照論與鑲嵌論相結合。

“觀照”一詞偶現哲學或文化學研究領域，用以描述兩種觀點、見解之間的關系。筆者第一次習得，是在跟隨恩師蔡拓先生從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主義思想研究”的一次課題研討會上，先生首次提出“全球主義觀照下的國家主義”[[25]]這一論斷，筆者聞之頓覺醍醐灌頂。現將其借用到全球文化研究之中，用以指代用全球文化的新的觀點與理念去比照分析族地文化的傳統的觀點與理念，即用全球文化所倡之全球性來比照分析族地文化之民族性與地域性，這并非“是與非”的價值判斷，亦非“取或舍”的實踐抉擇，而是中國式邏輯的一種類似中庸但勝卻中庸的智慧光芒的閃耀。[[26]]

如果說，觀照論是全球文化的新的知識體系對族地文化的傳統的知識體系的觀察與照見，那么鑲嵌論則注重全球文化對國際文化或世界文化的知識體系的吸納與熔融。鑲嵌本身意味著一種合體。在當代全球大變革的國際形勢之下，當國際文化、世界文化相對松散的知識體系中的片段特質被提出整合性需求時，傳統的族地文化的更為松散的知識體系就會出現碎裂呈現以元素特質，甚至發生某種程度的質變，但這并不是消逝或被摧毀，而是以一種保留特質接受更新的元素片段形式嵌入全球文化的向度。由此可見，觀照論和鑲嵌論類似于哲學原理中的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其二者的結合可以使結合體更加完善。至于結合到整體的部分來自西方還是非西方其實并不重要，由于鑲嵌是持續且多次的，所以某一次的擇取并不會賦予被擇取者優勢或特權，更不會對未被擇取者排斥或否定，對此，無論是否獲取鑲嵌機會，任何族地文化體都應該擺正心態。如果未被擇取的族地文化體因此而產生自我否定或者媚外的傾向，那么，文化虛無主義便出現了。實際上，擇取本身并沒有太多的意義，真正的意義在于鑲嵌之后的整體是屬于所有文化體的。

第三，別異論與統合論相結合。

全球文化中的全球之球是指地球，它以太陽系八大行星作為參照體系，這種行星尺度的概念外延以及統合屬性的價值取向與傳統的族地文化、國際文化所堅持的社群尺度的主體間性和別異屬性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種超越傳統的新質。但是，若想真正有效地展開全球文化研究并取得預期的結論與成果，還需要將這新質與傳統作以更為細致的比對，從中獲取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性信息，促使良性關聯產生并維持其相對穩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承認全球文化與族地文化的價值別異，并非意味著可以簡單粗暴地以對立思維審度兩種文化在實踐中的關系。也就是說，在實踐中，彼此別異的全球文化與族地文化有時會在多種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表現出統合的一面。比如，當前全球高等教育學位投資回報率負增長、包括各大世界名校在內的大學面臨生源匱乏、財務失衡與破產危機的時候[[27]]，在全球文化的統合性價值滲透之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不同級別的非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等自發性組織參與調節的鼓勵與接納，就表現出族地性的國際文化與世界性的全球文化的統合。反之，有時后者也會表現出對前者適當妥協的趨向。再如，當代世界的大學一改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的功能唯一性，主動承擔起眾多社會問題的調解責任的現象，顯然是在全球文化的統合意識主導之下形成的，但它并不是將族地文化或國際文化的教育框架和研學理念徹底顛覆，而是給堅守傳統教育模式的傳統國際文化保留相應的空間，在尊重和包容族地文化的基礎之上著力實現高等教育的有機統合，進而在更為廣闊的問題領域解決類似的關聯性問題。全球文化的統合是一個真切存在的整體向善的過程，它不會給虛無主義以任何機會惡意凸顯別異性從而使族地文化等傳統文化體彼此之間打破平衡。

結語

全球文化，作為新興學科的一種學術理念，其解讀和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溢于言表。它不僅可以用來觀測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全貌，彰顯文化的全球化質素，糾正郁結于族地優劣觀念的偏狹與狂傲，抨擊深陷于文化虛無主義的媚俗與自卑，還可以為與全球化相關的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提供寶貴的精神與智力支持。其理論定位是否精確、闡述是否明晰、方法是否有效，直接關乎全球文化要義及其相應實踐的認同水平與實施效能。全球文化，作為新興時代的一種理想格局，其政治、經濟、社會實踐意義更是毋庸置疑。在擅并悖行、烙印互拓的中國式邏輯的解讀之下，內蘊交疊且層次豐富的全球文化，世勢國情氣脈相連、人本民生魂脈互通、枝葉葳蕤根脈綿延。明其體而達其用，體用貫通之下，它既可以是指導全球治理的無形指針，又可以是實實在在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可見行動。其落實與踐行是否正向且到位、操控與運行是否明確而果決、主體是否實力與自信同時在線，決定著全球文化乃至文化全球的未來。

[Abstract]Global culture, 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new global studies of the century,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scholars from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stern scholars, given the advanced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modern civilization, often tend to view global culture as a quasi ecological evolution where ethnic cultures are submerged in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belong to the world culture. They propose extreme theories such as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attempting to interpret the essence of global culture as opposition and conquest. Nihilism is also inevitably bred quietly. On the contrary, many Chinese scholars currently believe that global culture is a new cultural form that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ethnic,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cultures, either stemming from the defense of existence and continuity, or from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ts prominent feature is its compatibility with ethnic,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cultures.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display of global culture is based on its global nature, combining methods such as morphology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observation theory and embedding theory,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integration theory, etc., to refute the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theory of ethnic groups and correct the cultural nihilism theory.

[Keywords]Global, Culture, Chinese style, Glob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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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參見劉巖：《從種性、群性風險到類性風險——當代風險整體轉型的人性解讀》，載《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7期，第180頁-18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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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閻崇年：《森林帝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9頁。 ↑
7. [] 參見虞崇勝、閆明明：《類文明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載《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8-17頁。 ↑
8. [] 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界簡史》，何帆、肖瑩瑩、郝正非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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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戴維·赫爾德：《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楊雪冬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頁。 ↑
14. [] 蔡拓：《全球政治的要義及其研究》，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第29-3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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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芬巴爾·利夫西：《后全球化時代》，王吉美等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146頁。 ↑
17. [] 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主編：《全球化理論：研究路徑與理論論爭》，王生才譯，劉貞曄審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頁。 ↑
18. [] 江河：《從大國政治到國際法治：以國際軟法為視角》，載《政法論壇》2020年1月第1期，第47頁。 ↑
19. [] 江河：《從大國政治到國際法治：以國際軟法為視角》，載《政法論壇》2020年1月第1期，第61頁。 ↑
20. [] 參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繼續推動文化繁榮 建設文化強國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華商網2023-06-08發布，見http://news.qq.com/rain/a/20230608A00XY700。最后訪問日期：2025年1月13日。 ↑
21. [] 郭立新：《人權保障視野下的刑事檢察實踐》，載《政法論壇》2023年第4期，第94-106頁。 ↑
22.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頁。 ↑
23. [] 王智、陳正輝：《人民至上：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載《內蒙古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第16-21頁。 ↑
24. [] 王子舟：《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載《圖書與情報》2011年第1期，第2-5頁。 ↑
25. [] 蔡拓：《全球主義觀照下的國家主義——全球化時代的理論與價值選擇》，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0期，第4-29頁。 ↑
26. [] 蔡拓：《全球政治的要義及其研究》，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第29-35頁。 ↑
27. [] 程星：《大學國際化的歷程》，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94-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