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是千古名相 ，還是被權力吞噬的罪人？

前208年七月，咸陽鬧市。一個曾把“天下裝進郡縣格子里”的丞相，被押到刑場——李斯。

奇怪吧？

前237年他還在咸陽上書，一封《諫逐客書》就把自己從被趕走的人變成秦王身邊的紅人。

可到了沙丘，趙高一句“若扶蘇繼位必重用蒙恬，你的相位還能保住嗎？”

就把他逼進另一條路：改詔、扶蘇死、胡亥立。

李斯到底是被時代裹挾，還是親手把繩索套到了自己脖子上？

從咸陽刑場說起：一個丞相，為什么會被腰斬示眾？

秦二世二年七月，咸陽城中人聲鼎沸。

刑場設在鬧市，這是刻意為之。

被押到這里的人，并非叛將，也不是地方反賊，而是曾經位極人臣的丞相——李斯。

五刑加身，腰斬于市，夷滅三族。

這個結局，本身就足夠令人錯愕。

因為就在不久之前，李斯還掌握著帝國最核心的權力中樞：法令的制定、制度的鋪排、官僚體系的運轉，都繞不開他的手。

如果只看這一刻，很容易得出一個簡單判斷：這是一個被權力反噬、最終自食其果的失敗者。

可問題在于——這樣一個“失敗者”，曾是秦帝國最不可替代的人之一。

把時間往前推到公元前237年，咸陽城里的另一幅畫面，幾乎與此完全相反。

那時的李斯，并非站在刑場中央，而是大有施展抱負的理想。

這一年，他用一封《諫逐客書》，讓秦王政撤回逐客令，不僅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也保住了一大批外來官僚。

這并不是一場情緒化的辯解，而是一場冷靜、徹底、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政治說服。

從那一刻起，李斯開始真正進入秦國權力結構的核心。

隨后，秦國完成統一。在如何治理天下的關鍵抉擇上，他反對分封、主張郡縣，推動把六國舊地直接納入中央控制之下。

這一選擇，決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結構的基本形態。

如果只停在這里，李斯幾乎可以被稱為帝國的設計師。

可正是這樣一個人，最終卻在同一座咸陽城里，被以謀反的罪名處死。

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

答案，不能簡單歸結為他不夠忠誠，也不能一句趙高更狠就草草帶過。因為在沙丘之變發生之前，李斯并非毫無選擇權。

秦始皇死于沙丘，皇位繼承問題突然被擺到臺前。

此時的秦帝國，看似完成統一，實則高度依賴始皇個人的權威。一旦繼承處理失當，整個制度都會立刻承壓。

就在這個最關鍵的節點，李斯站在了一個無法回避的位置上。

一邊，是依法繼位、軍權在握的扶蘇與蒙氏；

另一邊，是缺乏政治謀略的胡亥，以及操弄內廷的趙高。

最終，李斯選擇參與其中，改寫詔書。

也正是這個選擇，把他從千古名相，推向了被全是吞噬的罪人。

一封《諫逐客書》：李斯如何從“被驅逐者”走進權力核心

如果說咸陽刑場是李斯人生的終點，那么《諫逐客書》，就是他真正的起點。

秦王政十年，咸陽下達逐客令。表面理由很簡單：間諜隱患。

這道命令一出，首先受到沖擊的，并不是六國權貴，而是像李斯這樣依附秦國仕途而生的人。李斯，正是被逐之列。

在這一步，李斯的人生并沒有太多退路。

離開秦國，意味著仕途基本終結；留下來，就必須正面說服秦王，推翻一道已經發布的國策。

他選擇了后者。

《諫逐客書》的真正價值，并不在辭藻，而在其論證方式。

李斯沒有站在客卿個人命運的立場上喊冤，而是把問題直接抬升到秦國的國家利益層面。

他列舉歷史事實，說明秦國之所以能不斷壯大，正是依靠吸納四方之才。

更重要的是，李斯在文中有意避開了道德指責，也沒有挑戰君權本身，而是始終圍繞一個問題展開。對秦國有沒有利。這正是秦王最關心的尺度。

結果很快顯現。秦王撤回逐客令，李斯不僅得以留下，還因此進入秦王的信任視野。

這一刻，極其關鍵。

他不再只是被秦國收留的楚人，而是成為秦王身邊能夠用語言、制度與邏輯為國家工程服務的人。

后來圍繞統一后的制度安排、權力結構的重塑，李斯之所以能反復進入討論核心，根源就在這里。

一統之后最難的不是打仗，而是怎么管天下

六國被滅，并不意味著問題結束，反而意味著真正的難題才剛剛開始。

當秦軍的戰旗從關中插到山東、江漢，秦始皇面對的，不再是某一國的抵抗，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實：如何讓一個剛剛拼合起來的天下，持續運轉下去。

也正是在這個節點上，李斯被推到了歷史的正中央。

統一之后的第一次重大爭論，圍繞一個看似老問題，卻關系帝國命運——要不要分封。

在秦廷內部，主張分封的人并不少。

他們的理由并不復雜：天下初定，人心未穩，把土地分給皇子宗室，讓他們鎮守四方，穩定統一。

這套做法，在周代行之已久，看起來穩妥而熟悉。

但李斯的態度非常明確：反對分封。

他并沒有從抽象的歷史循環入手，而是直指現實后果：天下相互苦斗不休，都是因為分封有侯王。實行分封就是制造戰禍，欲求安寧，豈不難哉！

換句話說，分封不是鞏固統一，而是為下一輪分裂預留條件。

這場爭論的分量，在于它不是學術分歧，而是對秦朝會成為什么樣的國家的根本選擇。

李斯最終推動的，是郡縣制。

與分封不同，郡縣制把全國直接納入中央任命體系：官員不世襲、任免在中央、政令一體執行。這種制度的好處與風險同樣明顯：

好處是效率與控制力空前集中；

風險則是，一旦中樞判斷失誤，地方幾乎沒有緩沖空間。

秦始皇最終采納了李斯的方案。

這一決定，意義極其深遠。它不僅決定了秦朝的治理方式，也為后世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結構，提供了一個基本模板。

在這一刻，如果只看制度成果，李斯無疑站在成功者的位置上。

但問題也正是在這里開始變得復雜。

為了讓郡縣制真正運轉，李斯并不滿足于行政層面的統一。

他進一步提出，要在思想與輿論層面消除干擾，讓法令成為唯一權威。

這一思路，最終發展為以法為教、禁私學、統一思想資源的政策取向。

從制度邏輯上看，這是一次延伸動作：如果地方權力不能分散，那么思想來源也不應多頭并存。

不過，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鞏固了皇權，但過度的思想鉗制和嚴峻刑法卻已經成為秦朝未來命運中，最沉重的一塊砝碼。

沙丘之變：當權力脫離制度，李斯做出了決定命運的一步

秦始皇東巡途中病逝于沙丘，這一消息本身，就足以讓整個帝國失去平衡。

因為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皇帝既是制度的軸心，也是唯一的仲裁者。

一旦軸心驟停，繼承如何處理，立刻決定制度能否繼續運轉。

此時站在權力現場的人，并不多。

能接觸遺詔、能左右傳達路徑的，只有幾位關鍵人物：宦官趙高；少子胡亥；以及丞相李斯。

而皇長子子扶蘇，遠在北方軍中，與名將蒙恬共守邊防。

從制度角度看，局面并不復雜。遺詔在手，依法傳達，繼承即可完成；中央繼續運轉，邊防穩定，郡縣體系照常執行。

但現實的問題在于：誰來執行這套程序。

趙高掌握內廷文書通道，與胡亥關系密切；胡亥本人并非既定繼承人，卻身處近側；而李斯，作為丞相，理論上是維護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線。

正是在這一刻，權力開始從制度路徑偏移。

趙高與胡亥合謀，提出改易遺詔。

這并不是一份抽象的陰謀，而是一次極為具體的操作：篡改給扶蘇的詔書，命其自裁；同時立胡亥為太子，迅速回咸陽即位。

面對這一提議，李斯并非沒有猶豫。史料明確記載，他最初拒絕參與。

但在趙高的反復勸說與現實威脅之下，李斯最終選擇了妥協。

這一步，成為他人生中無法回撤的節點。

需要強調的是，李斯的參與，并不只是被脅迫。

作為丞相，他的態度本身，就為這次非法操作提供了合法外觀。一旦丞相背書，詔書就不再只是內廷私文，而被包裝成國家命令。

結果迅速顯現：扶蘇奉詔自盡，蒙恬被囚；胡亥順利即位，史稱秦二世。

從表面看，帝位交接完成；但從制度層面看，繼承規則被徹底打破。

更致命的后果，隨即出現。

當胡亥即位，真正掌控朝政的，并非年輕的皇帝，而是趙高。而此時的李斯，已經失去了最重要的資本——制度正當性。

他曾經依賴制度立身、以法度說服秦王；但在沙丘之變中，他親手證明：法度是可以被改寫的。

這就意味著，一旦權力博弈繼續升級，李斯將無法再用依法而行來保護自己。

事實也正是如此。
趙高逐步排擠異己，隔絕奏章，控制刑獄，最終將矛頭對準李斯本人。曾經共同完成篡詔的同盟關系，在權力集中之后迅速瓦解。

當李斯被捕、被審、被迫認罪時，他已經沒有制度可以依靠，也沒有程序可以申辯。

因此，回到文章最初的問題：

李斯是千古名相嗎？從制度貢獻與歷史影響看，是。

李斯是被權力吞噬的罪人嗎？從沙丘之后的選擇與后果看，也是。

這并不是一個需要二選一的答案。

李斯的一生，更像是一條警示線：當政治被徹底工具化，當秩序只為效率服務時，制度的力量會被迅速放大，但一旦失控，反噬也同樣迅猛。

參考信源：
趙高玩權術水平高，勝了李斯、滅了秦朝 南方周末 2024-09-23
余治平. 硬軟并施：秦漢郡縣大一統推行脈絡——從李斯變革到《削藩策》、“推恩令”的哲學反思[J]. 船山學刊, 2025, (05): 6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