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6年韓國總統再訪華,時隔9年重啟對華國事訪問,李在明1月4日的北京之行本就自帶高光。
但他落地后的第一選擇,卻讓中外輿論集體聚焦:繞開中方官員直接出席旅華韓人韓僑座談會,用“前所未有”定義此次訪問,把“勾畫中韓30年關系里程碑”的基調,先對僑民而非東道主說出。
一邊是朝鮮同日試射導彈的緊張局勢,一邊是韓國國內兩極化的輿論爭議,這場反常規行程的背后,絕非簡單的親民作秀。
要讀懂這步棋,首先得看清李在明的行事風格——他素來以作風果決著稱,且深諳輿論場的運作規律。
此次抵京首站見僑民,可視作他將國內政治中注重“基本盤”與“輿論導向”的策略,延伸至了外交舞臺。
旅華韓僑群體,正是李在明眼中的“雙向紐帶”。這些扎根中國的同胞,既是中韓民間交流的親歷者,也是韓國國內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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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在座談會上主動提及半島局勢,強調“中國是韓國推動半島和平統一的重要合作伙伴”,甚至點出北京釣魚臺曾舉辦六方會談的特殊意義,既是向中方釋放合作信號,也是借僑民之口向韓國國內傳遞立場。
畢竟,他在大選期間雖因“務實對華”言論遭保守派猛攻,卻依然保持了穩固的支持率,這說明韓國社會內部對于尋求國家自主與務實外交存在廣泛共鳴,而僑民的反饋,正是撬動國內輿論的關鍵支點。
這場座談會的時機,更暗藏對半島局勢的微妙回應。就在李在明啟程訪華當天,朝鮮向東部海域發射數枚彈道導彈,而此前朝鮮已將“永不放棄核武器”寫入憲法,朝韓關系仍處敏感期。
李在明上任后,對朝政策展現出與前任不同的姿態,這種變化為局勢的緩和提供了可能。
李在明選擇在座談會上先談半島問題,而非留到與中方正式會談,實則是為后續磋商鋪墊基礎。他清楚,半島無核化離不開中國的推動,但韓國尋求從美國獲得核潛艇的訴求又引發中方關切。
如何在中美博弈與朝韓分歧中找到平衡,需要先定調再談細節。而僑民座談會的非正式場合,恰好提供了緩沖空間,既能表達訴求又不至于陷入談判僵局。
反常規行程的背后,還有韓國經濟的迫切訴求。此次隨李在明訪華的,是由韓國主要大企業組成的經濟代表團,這是近年來韓國重啟的大規模經貿組團,足見經濟界對中國市場的重視。
李在明在座談會上直言,中韓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術、數字經濟等領域“擁有無限合作機會”,還主動提及中國在環保科技、電動汽車領域的發展成就,這種務實姿態,意在打破此前韓國部分企業界對華的隔閡心態。
這種務實姿態,精準回應了韓國國內的輿論分歧。目前韓國輿論對此次訪華呈現兩極:樂觀派認為能為韓國開辟新經貿出路,質疑派則援引數據稱“韓國人對華好感度跌至歷史新低”。
李在明用座談會傳遞合作誠意,同時讓經濟代表團隨行站臺,既是向質疑者證明訪華的經濟價值,也是推動中韓合作從“口號”落地為實質協議。
據悉,雙方已敲定圍繞供應鏈投資、知識產權、人工智能等領域簽署備忘錄,韓國股市的相關板塊也因訪華預期提前反應,用市場邏輯印證了合作的必要性。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行程是李在明“實用外交”的集中體現。他摒棄了尹錫悅政府時期偏向一方的外交模式,轉而尋求更為平衡的對外關系。
恰逢國際局勢動蕩,韓國更需要借助中國這個重要鄰國的影響力,為自身爭取穩定的發展環境。
從提前重申尊重一個中國原則,到在電子入境卡系統中將臺灣標示為“中國臺灣”,再到首站座談會的基調設定,每一步都在釋放“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信號。
當然,李在明的算盤并非毫無阻礙。半島問題的核心矛盾仍未解決,朝鮮對韓國的信任赤字短期內難以填補,外部因素的干擾也始終存在。
中韓關系雖從低谷回升,但要實現“未來30年里程碑”的目標,還需跨越認知差異與外部干擾。
根據行程安排,李在明后續將前往上海,參觀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這不僅是歷史紀念,也是要通過這一象征性地點,進一步夯實雙邊關系的民意基礎,同時彰顯韓國的自主外交意愿。
回望這場反常規的座談會,與其說是外交特例,不如說是李在明的精準布局。它既是對自身政治優勢的運用,也是對半島局勢、經濟訴求、外交轉型的多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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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韓關系全面恢復的關鍵節點,李在明用一場座談會打破了外交慣例,也為東北亞格局的調整埋下伏筆。
而這場訪問最終能否達成預期,關鍵就在于后續能否將座談會上的誠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合作成果,在復雜的國際博弈中走出屬于韓國的務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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