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作業”，是技術便利還是成本與責任的“轉嫁”甩鍋

題記：“打印作業成家長負擔”沖上了熱搜，也許不是一時的情緒，而是許多家長長期積累的爆發與共鳴。

晚上八、九點（亦或其它時間），家長群里“叮”一聲，XX專項練習作業，明早交；你起身，披外套，下樓，騎車去打印店，像去取一份突發的“生活任務”；而家里稍微可以的，為了方便，也配上了家庭打印機。

這不只是個別家長，而是許多家庭正在重復的日常，作業不再只屬于孩子，它還屬于家長的時間、錢包與神經。

不是啥大事，但當家長們被迫為“兩頁紙”奔波時，真正被搬走的不是紙，是責任的邊界。

一、誰的便利、誰的責任

“微信群發”確實改變了作業的供給方式，它讓布置更快、更便宜、更無門檻，而這也像是一把雙刃劍。

以前沒這么便捷，80、90之前的朋友應該記得，油印機時代，老師想發一份練習卷子，需要排版、刻蠟紙、手動上機復印；日常布置作業許多也是黑板抄寫，至少要占用課堂或放學時間；這些都意味著，布置作業的成本，主要由學校承擔，也主要在學校內部顯形。

而現在，成本被悄悄塞進家庭；技術越先進，發布越輕巧；發布越輕巧，“額外作業”就越容易像碎屑一樣飄落下來。

你甚至很難說清“今天到底布置了多少”，因為它不是一張作業單，而是十幾條消息、幾張截圖、幾份PDF，以及“再補充一道”。

技術方便了學校端；而時間、金錢、精力的成本卻流向家庭；這不是道德問題，是當偷懶幾乎零成本時，偷懶就會變成“理性選擇”的制度激勵；這種“理性”的代價，便是家長被迫承擔起本應由學校完成的教學保障工作，其中最典型、最引發共鳴的，便是“打印”。

二、“打印”還是“外包”

因為它暴露了一個很多家長早已感覺到、卻說不出口的事實，家校共育，正在被偷換成“家校共教”。

教育部關于作業管理的文件里，明確提出“嚴禁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嚴禁要求家長批改作業”。)2025年的相關通知里，也再次強調要“堅決杜絕用手機布置作業、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等現象”。

這些話之所以反復出現，是因為現實里反復發生。

“打印”是最典型的一種“變相布置”，它不是讓家長去解題，卻讓家長承擔了解題之前的“前置工序”；不像批改那樣顯眼，卻同樣把學校應當提供的教學保障，打包外包給了家庭。

更要命的是，這種外包具有強迫性；家長很難拒絕，因為它披著“正常教學”的外衣，站在“為了孩子”的制高點上；于是，家長成了執行末端。

三、紙張背后的隱性“公平”裂縫

每個家庭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有打印機、有時間；有的下班晚、附近打印店早關門；有的孩子跟著老人，老人不會操作手機文件；而家長，也未必能第一時間看到群里老師發的作業信息。

當作業依賴打印時，完成作業的門檻不再只取決于孩子的學習能力，也取決于家庭的資源與組織能力；這也是教育公平敏感的地方之一。

學校本來可以統一發，印象中當年中學時也是如此，成本也可控；不知啥時起讓家長打印變得這么普遍，但同樣的打印，在不同的家庭中卻也是不同的時間與精力成本，偶爾沒什么，但天天如此正常嗎？

當完成作業的起點已然不公，本應守護公平底線的監管，又為何常常缺席？

四、被“半私域”屏蔽的監管

“微信群”是一個天然的“半私域”；當作業被碎片化下發，作業總量就更容易“明減暗增”；責任也更容易被稀釋；監管并非不存在，而是被技術半繞開，最吊詭的地方在這里：科技提高了效率，卻也降低了違規的可見度；若管理還停留在舊模式，邊界就會從指尖轉發出去。

要打破循環，不能只靠老師的自覺，更要靠制度設計；把打印成本收回學校預算，這不是奢侈，是教學保障；“微信群”可以溝通，但不應成為“作業發布”的正式功能；真正必要的作業應在課堂正常布置。

家長沉默不是因為沒有意見，而是因為擔心孩子；不是一句“加強監管”，而是應把“違規成本”具體化，讓“個體的擔憂”變成“系統的糾偏”；讓“把作業發到群里、讓家長自行打印”不再是最省事的選項，技術才會是減負，而不是轉嫁。

五、責任邊界的重構

“打印”本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當它需要一個父親母親隨時待命、深夜出門時，它就不再只是小事，而是一條被拉長的責任鏈；教育的邊界從來不是關于這問題的瑣碎爭執；而是社會對學校的基本信任，孩子進校門，學校就承擔起應當承擔的那部分，包括作業的管理、資源的保障、規則的公開與解釋。

技術可以更快，但責任不能轉嫁，如果科技進步最終只讓“發通知”更容易、讓“成本外推”更隱蔽，那我們得到的不是進步，只是更精致的轉嫁。

注：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