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忠：希望眷村故事能世世代代說下去 如果不說 就沒人記得他們了

1949年，臺灣當局為安置上百萬大陸赴臺軍人及家屬，興建或配置房舍，以軍種劃分出一個個生活聚落，這些承載著一代人鄉愁與期盼的地方，叫做“眷村”。

中國臺灣“電視教父”王偉忠，1957年出生于臺灣嘉義建國二村，是在眷村成長起來的“眷村二代”。那些混雜著南腔北調的巷子、藏著歸鄉期盼的日常，不僅刻進了他的童年記憶，更埋下了對兩岸和平最樸素的向往。2000年前后，眷村開始拆遷，王偉忠拍攝《偉忠媽媽的眷村》紀錄片，試圖留住這些即將消散的時光碎片。

《問答神州》專訪臺灣綜藝制作人、導演王偉忠，聽聽他講眷村的故事以及藏在故事里的兩岸和平期盼。

王偉忠回憶北京認親

看到姥姥 腿都軟了

吳小莉：1988年，你和母親一起回到北京。

王偉忠：她先回去了一個禮拜，我在新加坡出差，當時臺灣回大陸要經由香港、新加坡等“第三地”，我就從新加坡先飛上海再轉機到北京，很麻煩。從新加坡起飛時有很多很多老兵和眷屬，飛機快到北京的時候，老兵們都在吃高血壓的藥。

吳小莉：怕太激動。

王偉忠：下來之后我就把他們每一個送走，我自己叫了輛計程車去左家莊。那時候還是老機場，石板路，車子一經過就咯噔一下，那時候是七月，北京的天一片大藍，還沒完全黑，車子少，咯噔咯噔咯噔。我留一頭長發，下車我就很瀟灑，一甩頭發跟拍洗發精一樣，很多人看我不知道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那時候比較壯，一個大塊，記得特別清楚。

吳小莉：我看過的一個細節，你說你見到姥姥的第一面，你腿都軟了，撲通下去爬過去。

王偉忠：對，就很正常。我覺得那是很自然的東西，跟草碰到風會壓一下，人會彎腰一樣。那時候左家莊那些“公寓”，我們叫“公寓”，上一層樓就關一盞燈，節約很厲害，還很時代感。我上樓，然后敲門，嘣嘣嘣，里面是我媽叫：“誰呀？”我說：“兒子”，里面就很安靜，過一會，門就打開，就露出一個臉，那臉跟我臺灣的哥哥長得一模一樣，是我舅舅。

然后屋里面就哭了，推開門我姥姥坐那邊炕上，我姥姥已經中風了，我媽就跪在旁邊哭，然后我舅媽也沒見過我，在這邊哭，一個小孩在小兒車里面，我舅舅開門后開始，整個狀況就跟慢動作一樣，你耳朵里嗡的聲音，聽不見就嗡，就看我媽嘴巴，說叫姥姥，我腿就軟了。

我媽離開北平的時候，十五六歲，再看到我姥姥，是五十五六歲，然后她回去了，還有那么大一個兒子來了，那種感情你怎么形容？我就爬過去跟姥姥說話，我舅媽準備菜。

吳小莉：媽媽知道你要來。

王偉忠：對。真的就一家人等我吃飯，我完全食不知味，五味雜陳。

吳小莉：你情感這么豐富，這么懂得描寫細節，你只能描寫那個場景，描寫不出自己的情緒。

王偉忠：描寫不出來。可是我跟你講，吃東西沒味，腿是軟的，耳朵是鳴的，腦袋是空的，外面天空有個月亮，我走出去看那月亮的時候，跟我在臺灣看月亮一樣，所以為什么說千里共嬋娟，我終于才懂這回事。

后來我在大陸常去我姥姥家，我姥姥什么都不要，我說姥姥我帶你去吃飯，我姥姥不要，不下炕了，就跟我媽說：“你啊，全乎人了”，什么叫全乎人了，就是你現在丈夫也在，孩子也在，就人生很美滿，你全乎人了。

吳小莉：姥姥很幸福，她知道女兒有孩子有丈夫有家。你覺得她們后來的相處模式有沒有因為隔離了40年有些許不同？

王偉忠：好問題，沒有。她們就還是母女，不管多久沒見，很快感情回來之后，那種相處方式還是像我媽小時候陪著我姥姥一樣。我姥爺因為抗戰，一直在外面打仗，打到八年抗戰回去，身上帶了一顆子彈，我媽走的時候，晚上就看我姥爺每天在扣子彈。她們還是很快就恢復那種狀況，我很高興，我姥姥會和我媽說：“你把那個茶拿給我，就在那邊，你怎么看不見呢？”，我媽終于被人罵。

吳小莉：而且你天然地聽得懂他們的河南普通話。

王偉忠：我的音比較雜，我小時候在眷村，河南的、四川的、山東的都有，太多口音了。我們村是空軍，空軍上下班，爸爸們一下車，巷子里叫“爸爸回來了”的聲音都不一樣，有爸爸回來了，伯伯（baibai 河南話）回來了，爹（部分北方地區）回來了。

吳小莉：南腔北調都有，大江南北。

王偉忠：每個聲音都不一樣，小時候覺得很正常，慢慢長大，你發現跟外面的世界不完全盡然相同。

王偉忠：講眷村故事和兩岸文化

是我的天命

王偉忠：我小時候喜歡在榕樹下跟老兵聊天，老兵常跟我們講戰爭的故事。

在眷村，我有一個楊媽媽，我們是1949年來臺灣，十年后1959年，我們才兩三歲，或者再大一點，傻傻地去她們家玩，就看我楊媽媽才剛剛開始釘床，他們家從來都沒有床，楊媽媽一直相信，說不定明天就回大陸了，早上起來裹裹棉被就準備回去。

吳小莉：對你來說這么小時候的記憶，你永遠不會忘記。

王偉忠：小時候是你人格成長最重要的一個起點，小時候如果過得很豐富，你一輩子都在重復這些豐富的事情。有些人只當故事來聽，有些人就會想到，在那個時代，幾百萬人從一個家鄉過海，移到另外一個地方，本來只是暫時在這個地方，結果一待四十幾年。

吳小莉：對你的心理影響會是什么？

王偉忠：對我心理來講，就是我知道有親人在大陸，我知道這個歷史，可是小時候我媽跟我講說，沒有親人了，姥姥走了，我看到我姥姥時，既熟悉又陌生，北京的街道也是一樣，既熟悉又陌生，其實是完全陌生的可是又熟悉，你就知道這是一個你父母離開的地方，歷史上讀的地方，等等等等，很微妙，這一代感觸就很深。

吳小莉：眷村長大的人會更加珍惜和理解兩岸和平的重要性。你會希望借由大家了解歷史，了解那一代的故事，能夠不讓這種骨肉分離、兄弟相殘的情況再度發生嗎？

王偉忠：當然。

吳小莉：或者說你擔不擔心。

王偉忠：擔不擔心都不是我們能做主。講眷村的故事，講兩岸的文化，講這樣的事情，這是我的天命，那我也沒有侮辱、也沒有虛妄我的人生，這個事情做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意義？冬天飲冰水，冷暖自知，大家各自體會。

我身上帶著眷村的色彩，帶這個色彩就是我的核心。我對民族的感情，兩岸的和平，或者對很多事情，我有沒有這個使命感？我有使命感，只是我能盡多少力量我不知道，我是一個說故事的人，我是一個闡述感情的人，如果說故事的人、闡述感情的人，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力量，那就是你真正的人生或者你心里的共鳴被感動了，那是咱們一定有共同的某些相對性的靈魂是相通的，它就是人性而已。人性不能沒有，人性沒有了，什么東西都沒勁兒了。

王偉忠：眷村的故事，

我不講就沒人記得了

吳小莉：《寶島一村》里有你父親的原型，每次演完你都會說 “爸爸，又一場”。

王偉忠：2008年第一次演《寶島一村》的時候，老趙那個角色像我爸的分身一樣，第一場在戲劇院演出的時候，他最后講那一番話時，我在舞臺側翼巨哭。我爸是1993年走的，走的時候來不及跟我講話了。我家里沒跟我講，我姐姐回去照顧就沒跟我講，因為我在賺錢，我一堆話沒跟我爸爸講完，所以還是很多遺憾，我爸是因為村子拆遷，村子要改建，所以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吳小莉：你用了一個詞兒我覺得特別好，就是這一代為什么一定要記錄眷村的故事，是因為你心疼父輩那一代的顛沛流離。

王偉忠：開始是這樣，開始是覺得眷村這些人慢慢老了，村子也拆了，某種記憶不見了。長大之后自己做這一行，就發覺說故事很重要，故事就是人類的生活。

當年200萬人來，這么多人，現在廣泛算一下，差不多每七個人或每十個人就有一個人跟眷村有關系，所以你講眷村，大家有些人經歷過，有些人聽過，有些人就在我家隔壁等等等等，它就是一個文化。

前兩個禮拜我們在嘉義演《寶島一村》，只允許2000人，戶外，后來4000人，鴉雀無聲，跟著我們起，跟著我們樂，跟著我們哭，跟我們中場休息，跟大家講聲音要小一點，每個人躡手躡腳出去，你看了感動。謝幕的時候，我說《寶島一村》就像臺灣八百多個眷村一樣，終究抵抗不了時代流程被拆掉，拆掉土墻，拆掉磚瓦，拆掉我們對他的感情，那第一代人凋零了，由我們這一代來說故事，我們就希望這個故事能世世代代說下去，因為不說，就沒有人再記得他們了。

吳小莉：《寶島一村》或者說眷村，是一代人的故事，一個時代的故事，你會希望《寶島一村》給兩岸的情感鏈接或者是連結產生什么意義？對于兩岸的和平產生什么意義？

王偉忠：有沒有那么大力量，不知道，可是這個故事是溫暖的，是我們這個民族近代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說他們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們就是一些老兵，來了這邊，然后思鄉情切，和大家在一起過日子，不就是如此嗎？可是這個東西就至少影響到我吧，更影響到我們這些人。我一直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講給別人聽，哪怕是我一個人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感受。

這次在嘉義演出，在戶外然后我就看天空，跟我爸講說，爸我們又演完一場，我說謝謝你們，首先要謝謝臺灣這塊土地，讓我們這些眷村的人在這邊過了這么一輩子，然后你們都走了，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看今天天空特別干凈，特別有感覺。我跟我父親說，爸，又演完一場，我心里非常開心。我回去跟我老婆講，我說這件事情是我這幾年來我最暢快的一次，我暢暢快快把這故事在嘉義的天空講完。

愿你此生不像我們一樣顛沛流離

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戰爭

愿你此生一切平安

父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于寶島一村 ——《寶島一村》

制作人：梁茵

編導：李晗

編輯：金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