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都不會”的發小：盧綰為何能成劉邦封的異姓王？

前202年二月，劉邦上位了。此時，擺在漢高祖面前的棘手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封賞那些隨他打天下的功臣。然而到了實際分封時，一個看似“不顯眼”的人物卻得到了超常規的提拔——盧綰，劉邦的發小，于漢五年（前202年）八月被封為燕王，成為當時八個異姓王之一。要知道，連蕭何最初也只是被封為酂侯（食邑八千戶），張良則被封為留侯（食邑萬戶）。一個沒有顯赫戰功、也無突出政績的發小，憑什么能登上諸侯王之位？

要理解盧綰的崛起，我們必須回到他們的起點。

盧與他的邦哥不僅是同鄉，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這種巧合在古代被視為祥兆，而兩家的關系更是緊密——盧綰的父親盧太公與劉邦的父親劉太公是至交好友。鄉親們帶著羊肉和酒祝賀兩家，這不僅因為兩家關系好，更暗示劉、盧兩家在當地有一定聲望——秦朝末年，普通百姓能拿出酒肉賀喜的并不多。

最關鍵的是，在劉邦最落魄時，盧綰始終陪伴左右。劉邦早年犯事需要躲藏時，盧綰一直跟隨。這種“共患難”的經歷，在講究忠義的時代，價值遠超過后來的戰功。

公元前209年，劉邦在沛縣起兵反秦，盧綰“以客從”加入隊伍。但值得注意的是，盧綰在軍中始終扮演特殊角色：

漢元年（前206年）：劉邦入漢中，盧被任命為將軍，但“常侍中”——即常伴劉邦，更像是貼身參謀或侍衛長，而非前線指揮官。

楚漢戰爭期間（公元前206-202年）：盧綰被拜為太尉。太尉在秦漢時期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理論上統帥全軍。但盧綰這個太尉很特殊——主要活動范圍仍在劉邦身邊。相比之下，真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是韓信、彭越、曹參等人。盧綰的太尉之職，更像是劉邦給予發小的榮譽頭銜，而非實際軍職。

這種安排暴露了劉邦的難題：他想提拔盧綰，但盧綰確實缺乏獨當一面的戰功。為解決這個問題，劉邦開始刻意“制造機會”。

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冬，項羽亡，盧綰與劉賈一起攻打共尉。此戰規模不大，且對手實力較弱，史載“破之”二字帶過——明顯是一次“刷經驗”的任務。

同年七月，盧綰剛回師，劉邦立刻帶上他進攻燕王臧荼。臧荼原為項羽所封，后歸漢，此時又起異心。但劉邦親征，實力碾壓，《史記》簡單記載“臧荼降”。盧綰參與此戰，與其說是貢獻戰力，不如說是“掛名鍍金”。

關鍵在于戰后劉邦的操作。當時天下初定，異姓王共有八人：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韓王信、燕王臧荼（后叛）、長沙王吳芮、閩越王無諸（實際獨立）。這些人都手握實打實的戰功和地盤。劉邦想封盧綰，必須解決合法性問題。

于是劉邦召開了一次“民主推薦會”。”這出戲演得很到位——群臣心知肚明，異口同聲推薦盧綰，理由竟是“功最多”！這顯然是政治默契下的集體表演。 劉邦順水推舟，立他為燕王。

通過幾組數據，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到盧綰封王的特殊性：

時間壓縮：從積累軍功（前202年冬攻共尉）到封王（前202年八月），僅不到一年。對比韓信：從拜將（前206年）到封齊王（前203年）用了三年，且期間有滅魏、破代、平趙、降燕、滅齊等一系列硬仗。

戰功質量：盧綰參與的兩場戰役都是優勢明顯的順風仗，且非主要指揮官。而其他異姓王：

韓信：獨立指揮井陘之戰（破趙）、濰水之戰（滅齊）等重大戰役

彭越：在楚軍后方開展游擊戰，

英布：原為項羽麾下猛將，后歸漢，參與垓下決戰

職責性質：盧綰長期擔任的“常侍中”角色，本質是近侍親信，與蕭何的“后勤總管”、張良的“戰略顧問”有本質不同。后兩者雖重要，但屬“事務官”范疇；盧綰則是“貼身人”。

劉邦提拔盧綰，表面看是任人唯親，實則有其深層政治考量：

1. 稀釋功臣集團權力劉邦稱帝時，韓信、彭越、英布等諸侯王實力強大，且非劉姓。封盧綰為燕王，能在異姓王中插入一個絕對忠于自己的棋子。燕地（今北京、河北北部）戰略位置重要，北抗匈奴，東控遼東，交給發小最放心。

2. 構建“家臣-諸侯”平衡漢初政治結構復雜：既有蕭何、曹參等沛縣元老，也有張良、陳平等半路加入的謀士，還有韓信等憑借軍功強勢上位的將領。盧綰作為“家臣代表”封王，實際上樹立了一個標桿：對劉邦個人的忠誠，可與戰功等價。這有助于強化劉邦的核心權威。

3. 安撫“老兄弟”群體劉邦起家的沛縣集團中，多數人如周勃、樊噲等封侯不難，但封王則不夠格。盧綰封王，某種程度上是沛縣集團集體榮譽的象征——雖然他們嘴上可能不服，但心理上會認為“自己人里出了個王”。

遺憾的是，盧綰的燕王生涯只持續了五年多。漢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陳豨叛亂，盧綰態度曖昧，被懷疑暗中勾結。劉邦派樊噲攻燕，盧綰逃入匈奴，次年死于胡地。

盧綰的叛逃（或被逼叛）極具諷刺意味：他最依賴的與劉邦的個人感情，最終恰恰被政治現實粉碎。當中央集權與諸侯割據矛盾激化時，“發小”身份救不了他。劉邦晚年幾乎剪除了所有異姓王，盧綰未能例外——這反而證明，在帝國體制下，私人關系最終要讓位于制度安排。

他的故事，常被解讀為“跟對人比做對事關鍵”的典型案例。但更深入的看，它反映的是歷史進程中個人關系與制度建構的復雜互動：

特殊時期，親密關系確是捷徑：在政權初創期，信任成本極高。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知根知底的發小，其“可靠性”遠超能力出眾的陌生人。盧綰的“常侍中”角色，實為劉邦的“人性安全網”。

歷史評價的二元性：他既是親密關系的受益者，也是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今天回看盧綰，我們不應簡單將其視為“庸人上位”。他的命運起伏，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歷史從“貴族熟人政治”向“官僚制度政治”轉型的陣痛。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盧綰憑借親密關系登上高位，又因制度變革跌落塵埃——他的幸運與不幸，都刻滿了時代的印記。

最終，劉邦封盧綰為燕王，不是因為他“干啥啥不行”，而是因為在劉邦的政治天平上，“絕對信任”在當時比“卓越才能”更稀缺、也更重要。只是當天下安定后，這種價值排序發生了逆轉，而盧綰未能及時調整，悲劇便不可避免。這或許才是這段發小封王故事最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