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宴請司徒美堂，事后周恩來詢問：你覺得毛主席怎么樣

1949年9月26日傍晚，北平琉璃廠附近燈火初上。離政協會議第二次全體會還有兩天，毛澤東卻抽空設宴，請來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司徒美堂。席間笑聲不斷，卻也暗含一段貫穿半個世紀的曲折因緣。

很多人至今只記得宴飲時的“抬轎子”趣談，卻并不清楚毛澤東為何如此看重這位廣東開平人。答案要從六十多年前的一張船票說起。1880年，年僅十二歲的司徒美堂揣著母親東拼西湊的五十元龍銀，登上駛往舊金山的輪船。那一刻，他對“革命”二字毫無概念，只想著給家里掙口飯吃。

到了美國，一個月不到，他就遇到第一記悶棍——1882年《排華法案》生效。華工必須攜帶“居留證”，稍有疏忽立即遣返。司徒美堂最初只能在唐人街刷盤子維生，被白人無端辱罵是家常便飯。三年后，一場因護店員而起的斗毆讓他陰差陽錯成了洪門致公堂成員，也讓他第一次體會到“同胞”二字的分量。

洪門的兄弟義氣，只能解決街頭生存，卻解決不了國土危亡。1904年，孫中山到波士頓宣傳革命，兩人在安良堂徹夜長談。孫中山一句“革命需要每個人把不該花的錢省下來”深深擊中了司徒美堂。他決定幫忙籌款，四座致公堂大廈抵押出去，短短數周便湊夠黃花崗起義急需的十五萬美金。后來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痛快，他搖頭說：“那點磚瓦換得來的是滿清倒臺，值。”

辛亥之后，他拒絕孫中山返國就職的邀約，理由樸素：“我不圖做官。”可抗戰爆發時，他卻再度站到最前面。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賑總會的會址不到三十平方米，卻在半年內募集到兩百萬美金。蔣介石卻把錢卡在重慶財政部，司徒美堂怒不可遏，只得親赴上海，揣著實物交到十九路軍手里。這一來一回，他對國民黨徹底死心。

1941年冬，香港淪陷，日本特務要他出任維持會長，他當場拍案：“白頭失守，我情愿一死！”周恩來聞訊后，與宋慶齡等人密謀營救，四個多月輾轉，老人終于安全抵渝。短暫相處，兩次深夜長談，周恩來的沉靜與誠懇令司徒美堂對中共刮目相看。美國之行成了他最后一次僑居，他公開表態：“凡愛國者，不應反共。”

1948年10月，《上毛主席致敬書》從紐約寄往解放區。毛澤東看到信已是次年一月，立即回信相邀。為了讓老人少顛簸，中央在天津碼頭派了最穩的木殼船，又在香山山腳改裝藤椅代步。抬上山時，毛澤東再三叮囑警衛：“穩著點，別晃。”

首次見面，毛澤東握住他的手：“老先生遠來辛苦，我們的事情還要您一同商量。”司徒美堂感慨萬千，一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脫口而出。毛澤東笑著更正：“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二人相視大笑，隔閡盡消。

宴請那天，毛澤東以紅燒獅子頭配廣東臘味招待，席間只談往事，不談爭論。司徒美堂舉杯說：“坐轎抬轎，皆為人民。”毛澤東順勢答道：“抬轎人同樣坐在轎里。”周恩來在一旁輕輕點頭。酒過三巡，周恩來湊近老人，小聲問：“您覺得毛主席如何？”老人放下筷子：“平等、痛快、不拿架子，像極了二十年前的孫先生。”話音一落，眾人會意而笑。

國號之爭，是老人第二天提出的。“中華‘官’國，與民無關。”他堅決主張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振聾發聵，會場立刻安靜下來。最終，全稱被采納，理由簡潔——“百姓聽得懂”。

10月1日，天安門城樓。八分鐘臺階，司徒美堂硬是拒絕擔架，身著新制大衣，步履緩慢卻不曾停歇。禮炮響起時，他倚在城垛，眼眶濕潤。那件大衣后來被他叮囑晚輩：“誰也別動，這是新中國給的體面。”

1955年5月8日凌晨，司徒美堂因腦溢血逝世，享年八十七歲。周恩來出席公祭并執紼送行。靈車駛向八寶山時，陪同的老洪門兄弟悄聲說了一句：“兄長，這一趟，總算圓滿。”

毛澤東后來回憶此人，只說一句：“真正的華僑領袖，彼此敬重。”故事至此落幕，留下的卻是跨越三代人的信義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