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倉將軍：提前3個月安排家人撤離臺灣，距他被捕僅有兩個月

臺北馬場町，1950年6月10號，天兒又濕又熱，空氣里黏糊糊的，全是死味兒。

槍響之前，一個五大三粗的中年漢子，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將軍服，不慌不忙地伸手整了整自己的領口。

那架勢，不像是要去見閻王，倒像是要去參加什么重要典禮。

他一句話沒留，就那么一個背影，硬邦邦地杵在那兒，留給了這個世界。

這個人叫陳寶倉，那年剛滿50。

判決書上就四個字，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不供不認”。

一個國民黨軍隊里有頭有臉的中將，抗日打鬼子掙下赫赫戰功，怎么就落得這么個下場？

他這悶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

這事兒，得從一年多前說起。

1949年的春天，陳寶倉拖家帶口到了臺灣。

從那時候起，他這人就算是活成了兩面。

明面上，他是“國防部”的中將高參，住著個二層小洋樓，每天早上勤務兵準時把印著“絕密”字樣的文件送到他手上。

在同僚眼里，他是個標準的保定軍校科班出身，打仗是把好手，為人也靠得住。

可一到晚上，書房燈一亮，這人就跟換了魂似的。

他不再是國軍中將，而是個代號叫“陳友”的地下工作者。

他那間書房，就成了他的戰場。

白天看的那些絕密文件，晚上就變成了他的武器。

他把國民黨在臺灣有多少兵、炮樓子修在哪、哪個機場能落飛機、哪個港口能停軍艦，這些要命的玩意兒，全用特制的藥水，一點一點，寫在一本《紅樓夢》的書頁縫里。

這些字，肉眼根本看不出來，但里面的分量，能壓垮一支軍隊。

寫好的情報，塞進掏空了肚子的魚里，或者焊死在罐頭里，靠著秘密交通線，飄過那道海峽，最后送到解放軍的指揮部。

不到一年功夫，他送出去的要緊情報足足有47份，連那份《臺灣戰區防衛計劃》都給弄出去了。

據說這情報攤在總參謀部的地圖上時，指揮員們看完就說了四個字：“值一個軍”。

這四個字，就是對他最大的肯定。

那時候的臺北，氣氛緊張得能擰出水來。

特務的眼睛跟探照燈似的，滿大街掃，你稍微有點不對勁，就可能被人拖走，再也回不來了。

陳寶倉就在這種環境下，每天在刀尖上跳舞，玩的是掉腦袋的買賣。

一個堂堂國軍中將，到底圖個啥，非要走這條死路？

這答案，得在他前半輩子找。

陳寶倉是北京人，1900年生的，趕上庚子國變。

家里本是小康，后來敗落了。

為了有口飯吃，14歲就考了不花錢的清河軍官預備學校，后來又憑本事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他這輩子，從一開始就跟槍炮、跟這個國家的命運拴在了一起。

八年抗戰，他幾乎是場場不落。

從上海的血肉磨坊，到武漢的漫天炮火，再到昆侖關跟日本人死磕，到處都有他的影子。

1938年在安徽宣城，小鬼子的飛機往下扔炸彈，一塊彈片飛過來，把他右眼給廢了。

可這獨眼龍將軍，傷還沒好利索，就又跑回了武漢會戰的前線，一只眼睛照樣指揮打仗，把日本人打得夠嗆。

等到1945年10月25號，青島，他迎來了人生最高光的時刻。

作為國民黨軍政部膠濟區的特派員，他穿著嶄新的中將呢子軍服，主持了日本人的投降儀式。

那一刻，他代表的是這個打了八年仗、終于熬出頭的國家。

可勝利的喜悅沒持續多久，就被國民黨內部的烏煙瘴氣給沖沒了。

他那只瞎了的右眼，見識過日本人的兇殘，也看透了國民黨內部的腐爛。

接收大員們“五子登科”，把勝利果實當成自家的戰利品，搞得民怨沸騰。

他開始琢磨，自己豁出命去保衛的，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政權？

1948年，他在香港找到了答案。

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就是民革，還跟中共華南局接上了頭。

跟共產黨的人一聊，他覺得找到方向了。

他明白了，想讓這個國家真正好起來，得換條路走。

所以，當組織上派他去臺灣潛伏的時候，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這個決定，等于把他過去所有的功勞、所有的榮耀，全都扔了，把自己這條命，押在了“祖國統一”這四個字上。

日子到了1950年初，臺北的天，說變就變。

中共臺灣地下黨的頭兒蔡孝乾被抓，沒扛住，叛變了。

這一叛變，就像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張看不見的大網猛地收緊，整個臺灣島都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

陳寶倉是軍人，對危險有種野獸般的直覺。

他聞到了死亡的味道，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他站在窗戶前，看著遠方，做了這輩子最難的一個決定：把老婆孩子送走。

他選擇自己一個人留下來，面對接下來的狂風暴雨。

家里人走之前，他老婆給他縫了件新棉襖。

陳寶倉拿到手里，又默默地把棉襖拆開，在線腳里塞了張小紙條，對他老婆說：“要是我回不去了，就把這件棉襖改成書包，讓孩子們背著去新中國上學?！?/p>

一件棉襖，一個書包，這是他留給家人的念想，也是他對未來的全部寄托。

他的預感沒錯。

家里人剛到香港兩個月，1950年4月，特務就找上了門。

至于怎么暴露的，說法不一。

有人說是蔡孝乾出賣的，也有人說，是在另一位將軍吳石家里搜出了一份他親手寫的情報，還沒來得及送出去。

不管什么原因，他的潛伏生涯，到此為止了。

進了審訊室，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可他們面對的，是一塊鐵。

從被抓到槍斃，陳寶倉一個字都沒吐。

他的沉默，就是對同志最好的保護。

6月10號那天，他跟吳石、朱楓、聶曦幾個人一起被押到馬場町。

臨死前整理軍服的那個動作，成了一個無法磨滅的畫面。

一個軍人，用生命保住了最后的體面；一個革命者，用死亡證明了自己的忠誠。

陳寶倉犧牲后，他的骨灰幾經周折到了香港。

為了把他的骨灰帶回大陸，他三女兒的一個同學，一個年輕姑娘，在拿不到“入港證”的情況下，把身上所有東西都扔了，只把骨灰盒死死地綁在身上，一頭扎進冰冷的海里，硬是游了過去。

1952年，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追認陳寶倉為革命烈士。

第二年，他的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那件用父親的棉襖改成的書包，被家人珍藏了70多年，布料都脆得像紙一樣了，最后捐給了軍事博物館。

它就靜靜地待在那兒，無聲地講述著一個父親的故事，一個戰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