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后誰來擔任省委書記，毛主席點將：我那湖南老鄉(xiāng)本事大

1949年6月25日清晨，南京下了一陣薄雨，西南服務團在雨幕里宣告成立，團長宋任窮站在操場邊，看著列隊的幾千名干部戰(zhàn)士，沉聲交代任務——跟隨二野四兵團進軍西南，重點是云南。軍號聲在潮濕空氣里回蕩，誰都明白，這批人要在陌生山河里開辟另一條新路。

沒過兩天，中央討論云南接管班子人選。西南地形復雜、民族眾多、殘敵猶在，擔子不輕。會上出現(xiàn)三四個備選名字，爭論相持不下。毛主席端起茶盞，放下后淡淡一句：“我那個湖南老鄉(xiāng)本事大，文也來得，武也來得。”一句話，塵埃落定。會場里有人低聲感嘆：“看樣子，宋任窮還得再跑一趟遠路。”

為什么偏偏挑他？不少同志暗暗琢磨。要弄清緣由，得把日歷往前翻二十多年。

1922年，13歲的宋任窮坐在瀏陽金江高級小學的課桌前，第一次聽老師批判帝國主義。那位校長頭發(fā)花白，卻說話利落，他把世界地圖攤在講臺上，告訴孩子們“列強船堅炮利，但不可信服”。這種火種，很快在少年心里點燃。他寫了篇題為《打倒省長趙恒惕》的作文，句子鋒利，把同學都看愣了。

兩年后，反動派接管學校，清查“激進分子”，宋任窮參與罷課，被點名準備開除。家人托人四處疏通才保住學籍，可他已下定決心，走另一條路。1926年，他干脆辭掉教書差事，擔任區(qū)農(nóng)民協(xié)會委員長，轉成中共黨員，自此職業(yè)革命生涯開局。

真正的生死考驗來得很快。1927年5月21日“馬日事變”那天，長沙街頭血腥味撲鼻。宋任窮被捕時，口袋里正塞著全區(qū)黨團員名冊。敵人押他進民宅，守衛(wèi)倒了杯茶，冷冷一句：“最好老實點。”就在看守打盹間，宋任窮把名冊撕成紙屑吞進嘴里，趁夜窗欞破口跳出后巷，命懸一線地逃回瀏陽山溝。

不久后，他在銅鼓追上南昌起義南下部隊，第一次與毛主席面對面。毛主席握著他的手，用地道湘音說：“你辛苦了，回隊里歇口氣。”這句簡短安慰，讓年輕人心里踏實下來。隨后，他隨隊上井岡山，參與與袁文才、王佐的接觸談判，為根據(jù)地扎根打下人脈。

1934年紅軍長征，他走在紅二十八軍行列。爬夾金山時，他同戰(zhàn)士們裹著單衣在雪地里硬撐，夜里打著噴嚏仍要念動員令。瓦窯堡會議后，他任北路軍政委，與劉志丹并肩整編陜北主力。那支隊伍吃黑豆、喝黃河水，卻打下榆林城外幾處要塞。有人半開玩笑：“宋政委寫文件一手好字，端著駁殼槍也不含糊。”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他調入八路軍一二九師，后來跟著劉伯承、鄧小平打冀南、闖太行，八年彈雨，軍中傳一句口頭禪——“有宋政委坐鎮(zhèn)，后方放心”。1948年淮海戰(zhàn)役，他任晉冀魯豫二縱政委，負責整個安徽的地方工作。渡江前夜，他剛把安慶局勢穩(wěn)定，電臺又呼叫：“立即赴南京接管。”這樣的調動，他已見怪不怪。

轉回南京后，中央決定組建西南服務團。宋任窮只說一句：“時間緊，十天能成。”五天后，數(shù)千人的機構成型、后勤檔案一應俱全。毛主席聽匯報時笑道：“老鄉(xiāng)干活，一貫脆快。”

9月末，宋任窮帶隊抵達貴州盤江，連夜召開臨時黨委，研究進軍路線。敵軍殘部、土司武裝、毒販勢力交錯，看似一團亂麻。他攤開地圖，用鉛筆連出三條曲線：“主力沿黔滇公路直插昆明，支隊包抄曲靖，服務團分批跟進，先建交通站再推政權。”部屬聽得明白，心里卻直打鼓。宋任窮抬頭補一句：“有困難，上前一步就是了。”

12月9日凌晨，昆明和平解放談判最終簽字，槍炮聲停了。云南山風凜冽，宋任窮登上碧雞關眺望滇池，只留一句輕聲自語：“這一仗，算交代了。”隨后省委機關掛牌，他兼任書記。干部初到高原，氣候不服水土，他規(guī)定：每周辦公會在傍晚開，給大家留夠午休；遇少數(shù)民族事務，必須帶翻譯和醫(yī)療包同行。有人疑惑，“為何事事講細節(jié)？”他笑著反問：“省里還窮，干部要先挺住身體。”

1950年春，他主導土地改革試點，先挑選滇中水稻產(chǎn)區(qū)推行“抽租互助”，減租兩成，過渡平緩。緊接著在傣族、彝族地區(qū)推民族工作干部班，把年輕人送到楚雄、景洪，以對口語言授課。“政策講得懂，鄉(xiāng)親才信服。”現(xiàn)場講課時，他拍著黑板強調。

一年多下來，云南社會秩序大致理順，工商稅收穩(wěn)步回升。中央電報里只有一句評價：“滇省班子，運轉正常。”對外人來說字面平淡，卻意味著西南全局拼圖補齊。

1952年，宋任窮調離昆明赴北京任職。臨行之前，他在省委小禮堂簡短致辭，沒有豪言壯語，只說：“干工作像種莊稼，發(fā)芽了就好，好苗靠大家繼續(xù)照看。”話音落下，他提包走出禮堂，留下一片沉默——那是云南干部對這位湖南老鄉(xiāng)最直接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