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特朗普做了哪些“大生意”？

民智評論

作者：袁語浩，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3000字，預計閱讀時間8分鐘）

2025 年 12 月 5 日，國際足聯（FIFA）主席因凡蒂諾（Gianni Infantino）在華盛頓向特朗普頒發了一枚新設的 “FIFA 和平獎”，表彰這位美國總統“為促進世界和平與團結做出的卓越貢獻”。

頒獎儀式上，特朗普親手將獎牌掛到自己脖子上，稱這是“人生至高榮譽之一”。

然而，這枚獎章卻來得蹊蹺。國際足聯于一個月前宣布設立該獎項，時間恰在特朗普與諾貝爾和平獎“失之交臂”后。

因凡蒂諾此前公開稱特朗普是“親密的朋友”，加之特朗普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剛被任命進入國際足聯一項價值 1 億美元教育項目的董事會，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一份“定制獎項”。民主黨籍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更是調侃稱，這不過是“麥當勞兒童套餐里的玩具”。

然而，真正耐人尋味的是頒獎的時間節點：就在同一周，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勒比海對“禁毒”，五角大樓剛被簽署行政令更名為“戰爭部”。

一個體育組織為一位正在用武力“締造和平”的總統頒發和平獎——這一幕本身，就是理解特朗普 2025 年外交政策的最佳切口。

強制外交的新工具

如果要為特朗普 2025 年的外交政策找到一個核心特征，那就是——關稅取代傳統制裁，成為美國首要的強制外交工具。

3 月 24 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對從委內瑞拉購買石油的國家征收 25% 的“二級關稅”。

這一概念此前在國際經濟法中幾乎聞所未聞，美國財經界也對此感到陌生。

媒體解讀稱，所謂“二級關稅”，實質上是一種貨幣制裁手段，施加于那些與美國“不待見”的國家有貿易往來的國家——不僅懲罰委內瑞拉，還要懲罰其貿易伙伴。

4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準關稅，并對約 60 個與美國存在高貿易逆差的國家征收更高的“對等關稅”。

白宮直言不諱：這些關稅旨在“調整國際貿易慣例的不公平性”，為將生產轉移到美國“提供激勵”。

關稅武器化的邏輯延伸到幾乎所有外交議題。威脅對俄羅斯石油征收“二級關稅”以施壓和談，對印度征收次級關稅以懲罰其與俄羅斯的貿易——關稅已成為可與軍事行動并用的復合工具。

這套做法，顯然缺乏法律架構、聯盟協調和程序性制衡，本質上是單邊經濟權力的赤裸宣示。

“和平總統”與“戰爭部”

2025 年 1 月 20 日就職演說中，特朗普自我定義為“和平締造者與團結者”，批評前任搞“永遠的戰爭”和“徒勞的國家建設”。

這套敘事貫穿了他整個任期的對外宣傳，他反復宣稱要“結束戰爭”，要讓美國擺脫海外泥潭。

然而，9 月 5 日，特朗普簽署第 200 號行政命令，將國防部更名為“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雖然因國會尚未批準而只能作為“次級稱謂”使用，但其符號意義不言自明。

特朗普本人解釋得更為直白：“‘國防’聽起來太過保守，我們當然要防御，但必要時也要能進攻。”

這一更名決定極具諷刺意味。1789 年美國建國之初設立“戰爭部”，管理陸軍事務；二戰結束后，美國為塑造所謂“世界和平維護者”形象，于 1947 年將戰爭部與海軍部合并，1949 年正式更名為“國防部”。

特朗普此舉，無異于逆轉了這一戰后秩序的符號建構。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位自詡“和平總統”的人，在簽署更名令時宣稱：“戰爭部這個名稱更能反映世界局勢的現狀。”

況且，更換國防部標識、信紙和出版物的潛在開支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這與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的削減開支、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背道而馳。

窺一斑可知全豹：1947 年設計國防部時的美國有多么深思熟慮，2025 年為國防部更名的美國就有多么草率。

注水的停火“成績單”

從賬面上看，特朗普確實在多個沖突中取得了“進展”。

加沙在 10 月實現停火，印度與巴基斯坦在 5 月緊張局勢升級后達成停火協議，剛果（金）與盧旺達簽署和平協議，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談判也有所推進。

特朗普在領獎時宣稱：“我們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但是，這些“成果”都存在巨大的爭議。

以印巴停火為例，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率先宣布這是“美國斡旋”的結果，但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隨即否認，稱停火是“由兩國直接協商達成的”。

印度一貫拒絕國際調解，將特朗普的“邀功”視為越俎代庖；巴基斯坦則順水推舟表示感謝，因為這符合其長期尋求國際介入克什米爾問題的策略。成果歸屬本身就能成為沖突的一部分。

更值得關注的是，停火協議宣布后不到四小時，印巴雙方就互相指責對方違反協議。

這恰恰說明了停火的脆弱性：簽署不等于穩定，當和平協議缺乏第三方監督和經濟激勵配套時，它本質上是一種可隨時撕毀的臨時安排。

加沙的情況同樣復雜。1 月 19 日停火協議生效后僅兩個月，以色列于 3 月 18 日突襲加沙，戰事再度爆發。

10 月的新一輪停火雖然暫時止住了戰火，但在停火生效九天后，以色列又以哈馬斯襲擊為由發動數十次襲擊。停火協議更像是各方喘息的機會，而非持久和平的基礎。

止戰利器？

特朗普在競選時曾夸下海口，稱上任后將結束所有戰爭。

2 月 28 日，到訪白宮的澤連斯基與特朗普及副總統萬斯（J.D. Vance)在眾目睽睽之下爆發嚴重爭執。

特朗普當著全球媒體指責澤連斯基，澤連斯基隨即被趕出白宮，計劃中的協議簽字儀式被取消。

此后數月，特朗普的促和行動恰如一塊蹺蹺板，施壓重點也在反復橫跳。

3 月重壓烏克蘭，6 月起又轉向俄羅斯，7 月設置“最后期限”要求俄啟動和談，又在月底將期限驟然縮短為十天。

8 月的美俄阿拉斯加峰會雷聲大、雨點小，會談時間不到預計的一半，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也沒有推動高層首腦會晤。

問題在于，特朗普政府將促和與“甩包袱”混為一談。其戰略目標是減少美國的資源消耗；其政治目標是為特朗普本人謀取諾貝爾和平獎。這兩個目標雖然相關，但并非簡單的正向關系。

歐洲國家抓住了這兩個目標之間的“空隙”，嘗試化解斷援壓力，讓美國的戰略支持從“賠本買賣”變為“有利可圖”。

這樣一來，促和與“甩包袱”就由并駕齊驅變為相悖而行，大大削弱了特朗普政府施壓的動力和決心。

這一系列行為，在成為美國身上“包袱”的同時，也是其影響政策走向的籌碼，“甩包袱”必然也等同于減少手中籌碼。

被忽視的代價

當特朗普忙于用強制性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締造和平”時，美國真正低成本、高回報的軟實力工具也正在被拆毀。

1 月 20 日，白宮發布行政令暫停對外發展援助 90 天并進行全面審查。此后，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被迅速拆解，大量項目面臨中斷。聯合國人權專家的公開聲明指出，援助削減已導致嚴重的人道主義后果。

與此同時，多個對外傳播機構陷入停擺與訴訟。這些機構原本是美國低成本傳播軟實力的工具。

諷刺的是，特朗普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將“伊朗核項目”、“委內瑞拉販毒網絡”列為重大威脅，卻幾乎未提及如何重建被拆毀的軟實力基礎設施。

一邊在轟炸，一邊在自我削弱，“和平締造者”的敘事就顯得格外空洞。

前路如何？

特朗普執政一年，確實在重新定義美國的國際參與方式。他建立了一種交易式、個人化、選擇性干預的新模式——強制性外交手段成為新的制裁，軍事打擊成為談判籌碼，停火協議成為可以計入政績的政治合同。

這種做法在短期內確實制造了大量可量化的所謂“成果”。但與此同時，它也在抬高長期風險：停火協議缺乏后續保障隨時可能崩解，軟實力工具一旦拆散重建成本極高，盟友對美國的信任正在流失，對手對美國的意圖充滿疑慮。

特朗普的外交絕非經過充分謀劃，而是希望搖出幸運骰子。

他更多憑借直覺行事，缺少對復雜問題的系統理解，其種種嘗試很難發揮符合預期的效果。

一個聲稱要“無情地確定優先級”的政府，卻同時在全球各地尋求和平協議；一個批評“徒勞的國家建設”的總統，卻不停干預委內瑞拉的政權更迭，乃至對西半球更深度的干預——這些內在矛盾正是其外交邏輯的荒誕注腳。

因此，當國際足聯為一位在加勒比海發動軍事打擊的總統頒發“和平獎”時，這幕戲劇所折射的，遠不止于獎項本身。

2025 年的“和平總統”，用的是最不像和平的方式追求和平。在特朗普的交易藝術中，“和平”本身也已成為一種可被定制、用于宣揚政績的商品。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這與其說是美國外交的創新，不如說是其傳統影響力工具被“工具化”和“空心化”的征兆。

國際足聯的獎牌填補不了諾貝爾獎的空白，正如單邊施壓替代不了真正的國際共識，而美國正在為這種短期主義支付長遠的代價。

撰稿：袁語浩

編務: Maria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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