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傅作義上交百萬家財給國家，毛主席專門批示：仍歸他支配

1950年8月的一天清晨，西長安街的路面還帶著夜色的涼意，水利部小樓里卻已經燈火通明。秘書推開部長辦公室的門，看到傅作義正在攤開一張黃河流域圖，眼睛布滿血絲。秘書低聲提醒：“傅部長，列車八點開，您該出發了。”傅作義放下鉛筆，笑了笑：“再看一眼，不耽誤。”一句話，既像叮囑自己，也像在給新身份加砝碼。

時間往回撥到1949年1月22日。北平城外，傅作義向新華社記者宣讀完《和平解放北平協議》，二十萬守軍開始列隊出城，槍口全部下垂。炮樓沒響一聲，城磚沒掉一塊，這座千年古都因此完整交到人民解放軍手里。很多老百姓至今記得那天的陽光——冬天里少見地透亮。

北平城實現和平解放后，傅作義的名字一度和“戰犯”并列。新華社公布的四十三名甲級戰犯名單，他赫然在列。坦白說，彼時傅作義心里沒底，他曾對綏遠老友董其武小聲嘀咕：“如果真要清算，我怕是躲不過去。”然而形勢的轉折來得突然也來得徹底。2月初，西柏坡傳來信息：中央同意赦免其戰爭罪行，并允許保留私人財產。這句“允許保留”后來成為傅作義念念不忘的溫情。

3月上旬，傅作義抵達西柏坡。臨近晌午，毛主席步出小院，遠遠招呼：“傅將軍，今天可不是戰場，兩家人見親戚。”傅作義急忙迎上，連連拱手：“過去打錯了仗，愧對百姓。”毛主席擺手：“北平完好，功勞不小。”兩人就這樣從戰事聊到黃河，從戰爭聊到治水，連隨行的工作人員都沒敢出聲。

半年后，全國政協籌備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上，周恩來公布政務院各部部長名單：“水利部——傅作義。”會場先是片刻寂靜，隨即響起掌聲。傅作義站起身，情緒失控，掩面而泣：“這職務，我做夢也不敢想。”有人在臺下嘟囔：“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消息傳到香山，毛主席語氣罕見嚴厲：“哪個人能讓北平一槍不響？沒本事就閉嘴。”

新中國百廢待興，水利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毛主席叮囑：“黃河、淮河、海河，年年淹，咱們得想法子制服它們。”傅作義拍胸脯：“相信科學，相信群眾，干！”然而，他內心清楚，自己掏出的不是戰術地圖，而是“門外漢”的白紙。為此，他干脆每天和技術人員擠在圖紙旁，“聽不懂就問，拿不準就查”。與此同時，他讓秘書翻出個人賬冊——靠經商積攢下的三百八十萬元法幣盈余。那本賬冊上還夾著幾張日軍投降時兌換的黃金存根。

1962年初夏，國家三年經濟困難剛剛過去，銀行里外匯緊張。傅作義悄悄來到人民銀行營業廳，遞上七本存折，說：“四十萬，買公債；剩下的，統統上交給國家。”柜員愣住：“傅部長，中央允許您保留啊！”他擺擺手：“留著錢睡不踏實。”

1964年，他又將西城區小醬坊胡同的宅院交給國務院事務管理局。那宅子是他在抗戰期間購得的三進小院，房門描著彩繪，院里有兩棵丁香。工作人員征求意見：“需不需要劃出一間作您家屬臨時使用？”傅作義笑：“公家房子，公家說了算。”

1966年，傅作義兩次致函周總理，正文只有三條：其一，銀行現金存折七個共四十萬元全部交國庫；其二，舊字畫、舊餐具、洋行送的西服等一并上交；其三，希望換成更小的平房以節省煤炭。周總理閱后批道：“經中央研究，暫為保管，仍屬傅作義支配。”隨后注明：“文件轉國管局執行。”此事成為后來“統戰人士財產代管”案例的最早范例之一。

1971年2月，國管局根據新指示，把那七本存折與部分歸檔物品送回傅作義家中。送達后，他連夜交給秘書：“再送回去，或者折價捐給工藝進出口公司。”秘書輕聲提醒：“總理這次沒讓退。”傅作義擺手：“錢不動就不會添麻煩。”

1972年秋，他因心臟病復發辭去部長職務。臨別水利部，同僚們送他到門口，他指著院中高大的國槐道：“樹還在，我放心。”臨終前，他最后一次寫信給周總理，請求把全部存款納入國庫，并寫道：“此身已衰，只盼臺灣早日回歸。”

1974年4月19日凌晨，北京醫院燈光雪亮。病房里，傅作義止不住咳嗽，他拉著愛人劉蕓生的手，小聲說：“錢的事，總理會辦好，不要掛心。”同日中午，中央正式接受他捐出的四十萬元存款。那一年，全國工人平均月工資不足七十元。

傅作義身后，國家每月為其遺孀發放四十八元生活補助，劉蕓生不忍開口增補。毛主席聞訊批示：“一百元，差額補齊。”文件送達時，老夫人撫著公章低聲說：“老傅沒丟人。”

從1930年代的綏遠沙漠，到1950年代的三門峽工地，再到1960年代的淮河治理現場，傅作義的足跡幾乎串起了新中國早期水利版圖。有人評他“得善終”，也有人稱他“功過相抵”，但那幾本始終未動的存折，確實寫進了共和國的賬簿。歷史終歸會給答案，或許并不需要今日旁人多費口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