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次歸隊機會，文強只要把握住一次，就可能在1955年授銜將軍？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這句話用在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身上，那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遺憾地回憶：“讓我寫悔過書，我就是不寫，這樣，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來。（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文強《口述自傳》）”

文強被俘時的身份是中將副參謀長，也是《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之一，他在《決戰之后》是以真名實姓出場的，而且還可能是那部電影的不掛名顧問之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口述自傳中分析出來：“監獄長換了人，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監獄里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墻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里負責，過年過節，還寫些紀念的文章。”

有人說文強把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稱為“監獄”是不準確的，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高級戰犯們并不總在功德林學習改造，特赦之前他們還在秦城監獄勞動過一段時間，各地戰犯管理所有不同名稱，文強說自己在監獄住過，一點都沒錯，但有一點我們一想要清楚，那就是秦城監獄的條件，比一般的地方都要好得多，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一個軍統特務的懺悔錄》中也提到了秦城監獄，并對那里的條件十分滿意：“1958年10月28日這一天，我和四十多個年輕力壯的同學，由功德林的幾個干部陪同，來到京郊秦城農場勞動。這里的秋天像畫一樣的美，我們在秦城農場住的地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沒有圍墻，也沒有鐵門、鐵窗，房間寬敞、明亮。每四五個人住一間，吃的伙食也跟干部們完全一樣，花樣多，副食豐富，比功德林強多了。”

在那特殊的十年，沈醉又重新進入了秦城（據說是為了保護他們免受沖擊）：“我又回到七年前出來的那個地方——秦城監獄。快要到了的時候，我仔細看了一下1958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等沿馬路兩旁栽種的刺槐和白楊樹，比1964年公安部接我們三人回來向在押戰犯介紹去東南和西北幾省參觀情況的時候，長高長大多了。”

據文強在《新生之路》中回憶，他們在那段時間里呆在秦城，就像進了保險箱，比在外面的康澤、王耀武、陳長捷舒服得多，但文強同時也承認，他要不是一步錯步步錯，根本就不會成為戰犯，至于以他的資歷，在1955年可能被授予怎樣的軍銜，那還真是筆者不敢想象的。

文強在轉換陣營成為戴笠密友兼同事之前，還參加過南昌起義，護送過朱老總入川，這位南昌起義時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1928年到1931年擔任過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的高級干部，被捕后受不了組織審查，一氣之下帶著妻子周敦琬（文強說她是四川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也有史料說她是江津縣委書記）跑到上海去找他在黃埔時期的周主任訴苦，結果當時真趕上顧順章叛變，上級組織換了聯絡地點和方式，文強并沒有如愿跟組織接上關系。

文強跟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一說為代理書記）吵了一架（文接受不了可能受到的“留黨察看”處分），而當時黨內似乎也有一些路線斗爭，所以文強在彷徨中失去了第一次回歸組織改寫命運的機會。

文強當時在黨內地位頗高，所以他是知道周主任落腳點的，他去敲門之后，里面實際是給了他出路指示的：“從門里面塞出張紙條來，我拿起來一看，紙條上面寫了一個‘蘇’字。”

文強認為那個“蘇”字是讓他去蘇聯留學，周敦琬則說那是讓他們去蘇區，熟悉那段歷史并知道文強親屬關系的讀者諸君，估計都會同意周敦琬的分析，因為文強負氣離開四川來到上海的時候，中央蘇區正在進行第三次反圍剿作戰，那時候蘇區誰是主要領導，大家都知道。

不管文強是去了蘇聯還是去了蘇區，他的人生軌跡都會改變，但文強兩條路都沒有選，卻走了第三條路——他帶著妻子回了湖南老家。

文強在湖南先當《岳麓日報》特約記者（每周一稿，每月薪水六十元）、《建設日報》副主編（后升任主編，每月薪水一百元），還辦了一個“少年通訊社”和一個“湖南新聞事業促進會”，后來又把這個促進會轉給了范長江——范長江是誰，讀者諸君未必全都熟悉，但新聞工作者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筆者年輕時做夢都想得到“范長江新聞獎（2005年與韜奮獎合并為長江韜奮獎）”，但直到今天也沒有美夢成真。

筆者雖然也寫過一些曝光稿子，但卻跟當年的文強沒法比——文強寫文章連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都敢罵，還為此被何健告到法庭上。

文強得罪了何健，在湖南難以立足，四川也去不了，只好去杭州謀求發展，結果在杭州遇到了黃埔四期的同學廖宗澤（曾任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軍第一師政委、廣漢起義軍第一縱隊政委，變節后曾任軍統川康區副區長、成都行轅調查課課長兼四川省特委會主任秘書，1951年3月6日被抓后先入北京功德林，后移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1971年病逝），廖宗澤牽線搭橋，文強與戴笠結識并成為“好友”，直到戴笠墜機，文強才離開軍統，，那時候他已經是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了，文強在92歲高齡時憶及戴笠之死還十分感慨：“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

戴笠活著的時候，是銓敘軍銜少將掛中將職務軍銜，文強的軍銜比戴笠還高，那就是只能是銓敘中將了——銓敘中將擔任什么職務都是中將軍銜，而職務軍銜中將也是換了崗位，可能又會變成少將。

文強在被胡宗南孫連仲兩個少將推薦、戴笠運作、老蔣審批晉升中將之前，還有一次回歸的機會，但他同樣放棄了——國共合作期間，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黃埔四期同學袁國平找到了文強：““哎，你怎么還不歸隊呀？你曉得不曉得周主任在找你呀？周主任知道你的情況了，在延安給你平反了，要你去歸隊。”

文強追問：“要我歸隊，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國平回答：“送到四川了。”

文強遺憾：“我已離開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經七年了。”

文強更遺憾地表示，他雖然已經平反，但卻不能回歸了，往后大家只能做朋友——文強當時正跟戴笠如膠似漆，后來還受到過老蔣兩口子接見，并管只比他大十歲那個人叫了“師母”，跟老蔣的兩個兒子也都搭上了關系，也就完全打消了歸隊的念頭。

這就叫一步錯步步錯，文強連著走錯了兩步，最后在淮海戰場被俘，進了戰犯管理所學習二十多年，彎彎繞繞又回來了：1975年文強獲得特赦后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學習組組長、文史軍事組副組長，已經不可能獲得任何軍銜了。

文強屬于歧路之亡羊，在三岔路口做錯了選擇，他本人有沒有后悔，那是不需要問的，讀者諸君根據相關史料，一定會產生聯想：如果文強收到那個“蘇”字后去中央蘇區，正好趕上第三次反“圍剿”，以他的資歷和能力，可以擔任哪一級指揮員？如果文強得知自己已經平反后脫離軍統去延安，可不可以在八路軍當作戰參謀或在克公的社會部任職？這兩次機會文強把握住一次，1955年可能被授予怎樣的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