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養浩剛被特赦就露出真面目：原來監獄中的積極都是裝的

1964年冬，功德林監獄的操場被霜雪覆蓋，幾名戰犯在寒風里踱步；其中一個頸脖僵直、眼神閃躲，他就是周養浩。那天點名前，他對值班干部露出恭敬微笑，口頭匯報勞動心得，儼然“改造先進”。十幾年后，這份殷勤被現實撕得粉碎。

時間得撥回到1959年，中央開始啟動對國民黨戰犯的分批特赦。七次名單，總計五百五十四人，名單上既有杜聿明這種兵團司令，也有周養浩這樣的軍統法官。政策寬大，目的是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并且為和平統一臺灣做鋪墊。文件精神看似抽象，可對牢里的人來說卻是“一根救命繩”。周養浩把這根繩子握得最緊。

他原先并非軍校出身，而是畢業于上海法學院法律系。1932年留校剛滿一年就被調往軍法會，從此與法律條文為伍。七年后，他進入軍統，戴笠給的職務仍是“法官”，負責審訊、定罪、擬判決。看似文職，卻血腥異常；楊虎城將軍遇害，周養浩就是簽字執行的一環。多年后，法庭卷宗被翻出，鮮紅指紋仍在。

1949年12月，云南起義。盧漢扣留機場運輸機，沈醉、徐遠舉、周養浩三人全部落網。陳賡趕到昆明，對三人做第一輪提審。能夠說的，沈醉全說；半遮半掩的是徐遠舉；至于周養浩，他把“依法辦事”掛在嘴上：“我是司法人員，只是奉命行事。”短短一句，把個人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每日審訊結束，三人被押往昆明看守所。沈醉悄悄對警衛說：“他倆都想飛臺灣，嘴上不肯松。”果不其然，移監重慶時，周養浩突然暴起，朝沈醉揮拳，被當場制止。那次沖突后，他對外更加沉默，對內暗暗盤算：想活命，必須學會“積極改造”。

轉入功德林后，評比制度實行積分制。交代歷史、學習政治、參加體力勞動，每項都有量化。沈醉第一年就被標為“基本改造”，徐遠舉前兩年處在“觀望”，周養浩則是“落后分子”。1961年中央第一次特赦，一百零三人出獄，他不在列。此時他才真正明白：不拿出點“實際行動”，前景渺茫。

從那年起，這位昔日軍統法官換上了另一副面孔。掃院子、抄文件、晚間學習發言，他樣樣搶著來。有意思的是，他的發言總愛引用《刑法總則》或《司法程序》，把“個人罪責”替換成“時代悲劇”。看守長提醒：“脫離人民，這些條文救不了你。” 話音剛落，周養浩笑：“虛心接受，堅決改正。”

1973年冬，徐遠舉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身亡。傳來噩耗那天，周養浩呆坐工棚，嘴里嘀咕：“他怎么就走了？政策多好。”人們以為他動了惻隱，其實他心里揣著另一筆賬：少一個競爭名額，自己就更有戲。果然，1975年第四季度，最后一批特赦文件下達，周養浩名列其中。得知消息那晚，他提前把箱子收拾好，連夜整理《改造心得》三萬字，遞交監獄領導，字里行間恭維連篇。

十月初，北京入秋。離開功德林的汽車剛駛出正門，他朝車窗外揮手，神情淡漠。送別隊伍有人打趣：“周先生，以后別忘了常回來坐坐。”他裝作沒聽見，只在心里盤算下一站。中央宣布：愿回原籍者發路費，想去臺灣者可協助聯系。周養浩立刻遞交申請：“愿赴臺灣省探親。”理由冠冕堂皇，骨子里卻渴望依附蔣經國重入舊圈。

不到兩周，答復抵京：臺北方面拒絕接收。聽完回絕信內容，他悶聲坐在旅館整整一天。翌日，他啟程前往香港，在九龍租了間狹小公寓。期間他給舊日同僚、電臺主持、律師所寫了十幾封信，無一回音。最后，他只能聯系遠在美國的女兒。女兒原本對父親過往諱莫如深，還是在母親勸說下幫他辦了移民手續。

1980年初，洛杉磯候機樓，一位鬢發全白的老人拖著皮箱被海關詢問。他用并不流利的英語回答：“Retired judge.”嘴角勉強帶笑。當年功德林的政治學習筆記，他全部塞進箱底，隨身帶走。從此以后，他在加州小鎮院子里種花、遛狗，見鄰居寒暄也避免提到過去。每逢農歷除夕，女兒詢問監獄生活，他總含糊其辭，只感嘆一句：“能活著就好。”

1990年盛夏，他猝死在臥室扶手椅上，終年八十四歲。遺物里最顯眼的是一本發黃的《憲法要義》，封面夾著1975年特赦證明。紙角折痕清晰，似乎提醒人們：他曾用這張紙換取自由，也在自由里暴露了自己。功德林時期的積極表態，不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脫身戲碼。當舞臺換到現實，戲服驟然褪色，再沒有掌聲，也再無人買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