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冬,功德林監獄的操場被霜雪覆蓋,幾名戰犯在寒風里踱步;其中一個頸脖僵直、眼神閃躲,他就是周養浩。那天點名前,他對值班干部露出恭敬微笑,口頭匯報勞動心得,儼然“改造先進”。十幾年后,這份殷勤被現實撕得粉碎。
時間得撥回到1959年,中央開始啟動對國民黨戰犯的分批特赦。七次名單,總計五百五十四人,名單上既有杜聿明這種兵團司令,也有周養浩這樣的軍統法官。政策寬大,目的是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并且為和平統一臺灣做鋪墊。文件精神看似抽象,可對牢里的人來說卻是“一根救命繩”。周養浩把這根繩子握得最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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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先并非軍校出身,而是畢業于上海法學院法律系。1932年留校剛滿一年就被調往軍法會,從此與法律條文為伍。七年后,他進入軍統,戴笠給的職務仍是“法官”,負責審訊、定罪、擬判決。看似文職,卻血腥異常;楊虎城將軍遇害,周養浩就是簽字執行的一環。多年后,法庭卷宗被翻出,鮮紅指紋仍在。
1949年12月,云南起義。盧漢扣留機場運輸機,沈醉、徐遠舉、周養浩三人全部落網。陳賡趕到昆明,對三人做第一輪提審。能夠說的,沈醉全說;半遮半掩的是徐遠舉;至于周養浩,他把“依法辦事”掛在嘴上:“我是司法人員,只是奉命行事。”短短一句,把個人責任推得干干凈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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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審訊結束,三人被押往昆明看守所。沈醉悄悄對警衛說:“他倆都想飛臺灣,嘴上不肯松。”果不其然,移監重慶時,周養浩突然暴起,朝沈醉揮拳,被當場制止。那次沖突后,他對外更加沉默,對內暗暗盤算:想活命,必須學會“積極改造”。
轉入功德林后,評比制度實行積分制。交代歷史、學習政治、參加體力勞動,每項都有量化。沈醉第一年就被標為“基本改造”,徐遠舉前兩年處在“觀望”,周養浩則是“落后分子”。1961年中央第一次特赦,一百零三人出獄,他不在列。此時他才真正明白:不拿出點“實際行動”,前景渺茫。
從那年起,這位昔日軍統法官換上了另一副面孔。掃院子、抄文件、晚間學習發言,他樣樣搶著來。有意思的是,他的發言總愛引用《刑法總則》或《司法程序》,把“個人罪責”替換成“時代悲劇”。看守長提醒:“脫離人民,這些條文救不了你。” 話音剛落,周養浩笑:“虛心接受,堅決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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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冬,徐遠舉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身亡。傳來噩耗那天,周養浩呆坐工棚,嘴里嘀咕:“他怎么就走了?政策多好。”人們以為他動了惻隱,其實他心里揣著另一筆賬:少一個競爭名額,自己就更有戲。果然,1975年第四季度,最后一批特赦文件下達,周養浩名列其中。得知消息那晚,他提前把箱子收拾好,連夜整理《改造心得》三萬字,遞交監獄領導,字里行間恭維連篇。
十月初,北京入秋。離開功德林的汽車剛駛出正門,他朝車窗外揮手,神情淡漠。送別隊伍有人打趣:“周先生,以后別忘了常回來坐坐。”他裝作沒聽見,只在心里盤算下一站。中央宣布:愿回原籍者發路費,想去臺灣者可協助聯系。周養浩立刻遞交申請:“愿赴臺灣省探親。”理由冠冕堂皇,骨子里卻渴望依附蔣經國重入舊圈。
不到兩周,答復抵京:臺北方面拒絕接收。聽完回絕信內容,他悶聲坐在旅館整整一天。翌日,他啟程前往香港,在九龍租了間狹小公寓。期間他給舊日同僚、電臺主持、律師所寫了十幾封信,無一回音。最后,他只能聯系遠在美國的女兒。女兒原本對父親過往諱莫如深,還是在母親勸說下幫他辦了移民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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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洛杉磯候機樓,一位鬢發全白的老人拖著皮箱被海關詢問。他用并不流利的英語回答:“Retired judge.”嘴角勉強帶笑。當年功德林的政治學習筆記,他全部塞進箱底,隨身帶走。從此以后,他在加州小鎮院子里種花、遛狗,見鄰居寒暄也避免提到過去。每逢農歷除夕,女兒詢問監獄生活,他總含糊其辭,只感嘆一句:“能活著就好。”
1990年盛夏,他猝死在臥室扶手椅上,終年八十四歲。遺物里最顯眼的是一本發黃的《憲法要義》,封面夾著1975年特赦證明。紙角折痕清晰,似乎提醒人們:他曾用這張紙換取自由,也在自由里暴露了自己。功德林時期的積極表態,不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脫身戲碼。當舞臺換到現實,戲服驟然褪色,再沒有掌聲,也再無人買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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