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7日傍晚,北京師大校園里晚風帶著槐花味。毛澤東視察完校園,推開招待室的門,看見黎錦熙正端坐案前。他快步走過去,笑著說:“老師得坐上位。”黎錦熙連連擺手,“你是主席,怎可如此?”兩人相視一笑,短短一句寒暄將三十多年的情分拉回到一九一五年的長沙。
把時間撥回三十四年前,黎錦熙時年二十五歲,新任湖南省立一師歷史教員;毛澤東二十一歲,剛從四師并入一師。這位學生到校不久便出了名:讀書敢抄邊角批注,辯論常拍案而起,卻又肯放下身段向老師連發十幾個問題。黎錦熙察覺到他“問得鉆,記得牢”,課后索性把自家芋園書房敞開,讓青年們上門夜談。
有意思的是,最早讓兩人“正式過招”的并非政治,而是語言學。毛澤東向老師請教《說文解字注》,結果被拉去聽了一整晚“治學貴勤恒”的心得。黎錦熙把段玉裁、馬建忠一路講到《群學肆言》,末了拍拍書案:“不怕不用功,就怕亂翻動。”毛澤東記下這句,回宿舍寫滿兩頁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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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春游那天,同學們去岳麓山踏青,毛澤東卻拐進芋園。黎錦熙正伏案備課,兩人席地而坐,探討社會改造與讀史方法。毛澤東提到“挈其瑰寶而絕其緇鱗”,黎錦熙順勢鼓勵:“做學問,要敢闖新路。”彼此切磋,一場春雨下到夜半才散。
同年秋,黎錦熙北上赴任教育部編纂處。師生自此以鴻雁傳情。11月9日,毛澤東落筆第一封信,自稱“潤之弟”,末尾囑咐老師“道路珍攝”。筆觸質樸,卻句句見溫度。1916年12月第二封信更長,通篇談德智體,引用羅斯福、嘉納治體故事,苦口婆心勸老師加強運動。字里行間,一位年輕人的理想主義躍然紙上。
“自得閣下,如嬰兒之得慈母。”1917年8月23日信中這句,往往最先被引用。此時毛澤東在長沙籌辦《湘江評論》,頭頂風浪,心中仍念念不忘芋園那盞燈。黎錦熙收信后在日記里寫下八個字:“大有見地,非庸碌者。”寥寥評價,已是極高看重。
1920年春,毛澤東再次赴京,白天在北大圖書館抄卡片,晚上常到黎宅。兩人談世界潮流,也談如何辦平民夜校。黎錦熙稱贊學生“支配日常圓滿得當”;毛澤東回信調侃:“老師上衙門,下私宅,兩不誤,弟子實在佩服。”輕松幾筆,透出深厚默契。
十七年后,盧溝橋槍聲響起。北師大西遷,黎錦熙背著箱子,里頭最重的不是衣物,而是那一摞毛澤東早年信稿。途中多次躲警報,他念念有詞:“這可是革命火種,不能掉。”1938年到漢中安頓完,他立即組織同仁研讀《論持久戰》,從治學跨度直接轉入抗戰策略,絲毫不覺突兀。
1948年底,北平城外炮聲逼近。國民黨送來機票勸他去臺灣,他搖頭:“我要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遜風騷的偉人。”好友笑他書生意氣,他只把機票夾進《說文解字》后頁,再不提。
新中國成立后,黎錦熙被推選為政協委員,又主持北師大校務。與此同時,他著手《新華辭典》與漢字簡化方案。有人抱怨“上了年紀何苦折騰”,他理了理中山裝口袋:“辭書無小事,文化要過河,總得有人搭橋。”藥材、補品時常由中南海送到府上,醫囑隨包裹附來,可見昔日學生仍掛念這位恩師。
1976年9月,毛澤東與世長辭。黎錦熙聽罷電臺播音,一連數日未再開口授課。次年初,他撰文回憶建黨前夕的北京歲月,最后一句寫道:“天地轉,光陰迫,一紙家書猶在案頭。”1978年2月27日,這位語言學家溘然長逝。整理遺物時,家人發現玻璃柜里整齊擺放著早年的信札、薄冊,還有一方毛澤東寄贈的印石。墨跡未褪,印痕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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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六十載往還,以信札為線,以國家命運為針,縫合個人行跡與時代浪潮。那句“嬰兒之得慈母”,既是情真意切的感恩,也見證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段難得的學術與革命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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