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王季范遷居北京，拜托毛澤東找點事做，毛澤東：我早有打算

1950年9月21日清晨，北京候車大廳里汽笛聲此起彼伏。王季范扶著孫女的胳膊，邁下軟臥車廂。七十高齡的他已不是第一次北上，卻是第一次帶著“任務”而來——他想親口問問這位昔日學生，如今的國家主席，自己還能為新中國干些什么。

秘書把老人一家送進北京飯店臨街的小套間，行李在人力三輪車上咣當作響。王季范環顧四周，窗外長安街上依舊是炮塔形路燈和稀疏的公共汽車，城市正緩慢蘇醒。他輕嘆一聲：時代換了面孔，舊人卻得適應新生活。

第二天一早，紫禁城西墻邊的豐澤園已備好茶水。毛澤東快步迎出院門，“這是我九哥。”他向身旁警衛員介紹。兩人分手二十三年，一握手，青筋凸起的手背把歲月全寫在了皺紋里。寒暄幾句后，王季范忽然壓低聲音：“潤之，我北上，是想請你給我分點差事，閑著，心里不踏實。”話說得真誠，連口音都沾了湘潭的辣味。

毛澤東沒有立刻回答，先繞過假山，把老人引進菊香書屋。書屋里墻壁掛著《資治通鑒》殘卷拓片，那是兩人師生時代反復討論過的章節。氣氛在熟悉文字中慢慢柔和。毛澤東端起青花茶盞，眼神里帶著計定心中：“九哥，我早有打算，政務院參事的位置空著，您去坐，不為官，只為出主意，如何？”老人想推辭，雙手一擺，卻被一句話堵住——“您當年說要‘用賢才’，現在就輪到我用您了。”他只好點頭。

短暫的靜默被一陣腳步聲打斷，工作人員端來午飯，幾碟家常菜，蔥花熗得正辣。毛澤東舉杯道：“師生如兄弟，這杯該我敬。”王季范笑，說了聲“學生豈敢”，終究還是一飲而盡。談話在不經意間觸到家事，毛澤東終告以實情：王德恒已于1944年桃源突圍時犧牲。老人手一抖，酒杯輕響，卻只低聲答道：“我兒能為天下窮人盡義務，足矣。”房間里只余風吹紙頁的沙沙聲。

秋日陽光透過樹林落在石階。政務院參事的任命很快下達，月薪三百萬元舊幣，在當時只是勉強糊口。老人住進宣武門頭發胡同七號，一進門就把客廳改成小書房，桌上堆滿新頒法規草案。鄰居常見這位頭發灰白的參事大清早拎著布包趕電車，臉上仍帶著當年站講臺的那份認真。

不久，他發現開銷緊張。毛澤東托秘書送來補貼，被婉拒，“主席的錢，我不能多占。”秘書只好放下信封匆匆離去。王季范把那筆錢折回國庫，會計處收條上仍見他遒勁的隸書簽名。在衣食上，老人更是節儉得近乎倔強。灰長衫補了又補，被同行笑稱“民國舊影”。毛澤東曾半開玩笑：“九哥，這長衫該換朝代了。”可他仍舍不得，直到秘書送來一件黃呢子大衣，方才作罷。

1951年春，參事室第一次擴大會議，王季范遞交《設專職教育立法機構草案》，強調“制度先行”。會上不少年輕干部只知他是毛主席老師，對其專業功底卻并不熟。等草案逐條闡述完，人們才意識到這位老人并非“榮譽職務”，而是標點都放得極準的教育家。隨后，全國普通教育暫行條例討論中，他提出“縣域學額通算”與“普師先行”，被采納寫進正式文件，一直影響到后來的掃盲運動。

有意思的是，王季范仍保持教師本色。胡同口小學生背唐詩，他總停下腳步糾正平仄。孩子們不曉得這位“王爺爺”何許人也，只覺得這老人和藹卻嚴格。一次小女孩背到“今夕何夕”時拖長腔，他笑著搖頭，指尖輕敲門板：“去去，重來，四聲轉去仄。”童音回蕩在青石板上，聽者忍俊不禁。

日子在磚墻內外靜悄悄翻頁。1971年冬，毛澤東再見九哥，提議春暖南下視察，也好省卻思鄉之苦。翌年四月，王季范回韶山，與三十余位年逾古稀的舊友夜談到雞鳴，話里都是家國與學堂。離別時，他拍拍胸口：“毛主席身體好，你們放心。”老同窗淚濕衣襟。

返回北京三個月后，王季范因心臟病突發住進醫院。7月11日凌晨，呼吸驟停，終年八十。一紙訃聞發至中南海，毛澤東批示送花圈，緞帶上寫：九哥千古。葬禮簡樸，一如他生前習慣。胡同口那群孩子站在樹蔭下小聲議論，只記得從此再沒人糾正他們的平仄了。

王季范留下的手稿、條例草案和滿紙紅圈的《昭明文選》批注，被檔案部門封存，如今仍可見他習慣性的藍黑墨跡——底色淡去，字跡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