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給錢學森遞煙，錢學森準備接，主席突然收回笑道：自力更生

1955年10月8日的黃浦江邊，海風混著柴油味，吹亂了碼頭上人們的帽檐。從“克利夫蘭總統(tǒng)號”走下的中年學者，正是被美國羈留五年才獲釋的錢學森。同行的人勸他先在上海歇幾天，他擺擺手：“路還長呢。”一句帶著四川口音的俏皮話，讓身邊的警衛(wèi)員都笑了。

回北京不到一個月，國務院安排他北上調(diào)研。哈爾濱、沈陽、長春，火車一路向北，窗外盡是被戰(zhàn)火剝蝕的廠房和銹跡斑斑的機床。錢學森把情況寫在小本子上：動力設備老舊、精密儀器缺口大、設計人才匱乏。字跡看似凌亂，實則句句要害。

在沈陽航空學院，院長問他：“真能在這么窮的家底上搞導彈？”錢學森沒多說，揮筆寫下八個字——“外國能造，中國亦能”。他相信，方法與體系比裝備更重要。

1956年2月，他把《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yè)意見書》送到中南海。整份文件七千余字，既談總體規(guī)劃，也列人才清單，甚至詳細到風洞尺寸和火箭試車臺的承壓標準。周恩來接過來連聲稱好，隨后遞到毛主席案頭。

《意見書》里提到“爭取外援”，也強調(diào)“獨立自主”。錢學森寫道：若完全靠自己，二三十年才能起步；若先借技術(shù)，邊學邊做，可用十年趕上。文末卻加了一行粗筆：外援不過過橋木板，終須自鑄鋼梁。

1960年仲夏，事情急轉(zhuǎn)。蘇聯(lián)專家奉命全部撤離，帶走了關(guān)鍵圖紙。基地一夜之間人心浮動，有人低聲說：“沒專家，發(fā)射臺恐怕要荒廢。”錢學森拍拍對方肩頭：“咱們把腦子留下了。”兩句話，讓會議室恢復了安靜。

四年后，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張燈結(jié)彩，卻不見“壽”字。毛主席用稿費設宴，請來勞動模范與科學家同席。就在這天，發(fā)生了那段廣為流傳的小插曲。

席間，茅臺開了三瓶，主席興致正濃。見錢學森忙著給王進喜夾菜，便從煙盒里抽出一支，笑瞇瞇遞過去。錢學森本不吸煙，但還是雙手欠身去接。指尖將觸未觸，毛主席忽然把煙收回，打趣道：“還是自己動手吧！靠外援，人家不給，你就沒了。”

這句玩笑瞬間點燃了飯桌的笑聲，也讓不少人心頭一震。錢學森會意地笑，說了句：“記住了，自力更生。”兩人短短一問一答，把外交風云與技術(shù)奇缺交匯成了樸素的道理。

1966年，蘇聯(lián)撤走的資料仍未歸還，但按錢學森早年規(guī)劃培養(yǎng)出的年輕工程師已撐起設計室的圖板。風洞開始轟鳴，仿制發(fā)動機點火成功。第一枚“東風一號”在酒泉豎起時，許多零件外形粗糙，卻嚴格符合力學指標。

1966年11月5日清晨，發(fā)射口令下達，火焰撕開戈壁沉寂，導彈呼嘯升空。分秒之后，測控雷達報出落點誤差十幾米，遠低于預估。聶榮臻握住錢學森的手，“干得漂亮！”這句夸獎，被風沙吹得有些發(fā)啞，卻掩不住喜悅。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升空時，錢學森站在北京西郊的指揮大廳。衛(wèi)星播出的《東方紅》樂曲經(jīng)短波傳回，很多年輕技師紅了眼眶。有人回頭找他，他只說：“譜子是別人的，琴弦得靠我們自己拉緊。”

五一那天，他獲邀登上天安門城樓。毛主席遠遠朝他揮手：“學森同志，衛(wèi)星不錯嘛！”錢學森笑著點頭：“交了第一份作業(yè)，還得繼續(xù)寫。”兩人相隔百米，卻像老朋友在院子里閑談。

1975年，四屆人大代表增補名單中，毛主席點名要把錢學森補進。文件送去醫(yī)院病房，周恩來輕聲對護士說：“主席記著呢。”消息轉(zhuǎn)到國防科委，很多人心里暖了一下。

1976年9月，錢學森在人民大會堂悼念大廳守了三晝夜，衣襟一直整齊。旁人勸他歇會兒，他搖頭：“我來送一送。”那年他65歲，鬢角已霜，卻仍筆直站立。

此后多年，他不肯住進照例配發(fā)的公車，也不接受更多頭銜。采訪者問他怎樣評價自己，他笑道：“干點正事罷了。”這句輕描淡寫，背后是數(shù)十年圖紙與數(shù)據(jù)堆出的山。

錢學森晚年常在西郊家中看書。遇到年輕學生登門，他會把那份已經(jīng)泛黃的《意見書》拿出來說：“自力更生，不只是口號，是一套方法。”老舊的臺燈下，紙頁邊緣依舊鋒利，像他當年寫字時的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