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中統天才，被問和周恩來關系，用岳飛和秦檜舉例高情商回答

1945年8月下旬，陪都重慶依舊悶熱，國共雙方正為新的政治協商忙得人仰馬翻。傍晚，一輛吉普車停在渝中區桂花巷口，車上下來的人個頭不高，戴一副金絲邊眼鏡，看似儒雅卻讓警衛不敢大意——他就是被稱作“中統少帥”的張沖。

外界知道的不多：此人名列“CC系”核心名單，胸前那枚不起眼的國民黨黨員證，換來的卻是一張通行各戰區的“綠牌”。延安方面很早就給他定過調，陳賡私下評價“此人務必提防”，可見在情報口里張沖的本事有多硬。

張沖1904年生于浙江諸暨，家里開絲行，母親酷愛詩書，父親贊成“讀洋書有出路”，結果兒子真走出了一條偏鋒。1923年，他考進北京交通大學，畢業后又跑到哈爾濱政法大學深造，俄語、德語都學得地道，后來連日語也能應付，在那個年代算稀缺人才。

1929年秋天，他揣著畢業證回南京，本想找一份鐵路局的技術職，可時局已把年輕人推向政治旋渦。陳果夫、陳立夫為擴充“CC系”力量，需要既懂外語又能寫材料的骨干，張沖正好對口。僅一年，他就被提拔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這個科室后來直接演變為中統局的骨架。

那段時間里，張沖做了不少黑活，包括制造關于“伍豪”（周恩來過去的筆名）的假情報。此事在內部曾被當成經典案例傳授，張沖也因此被貼上“鬼才”標簽。對于對手，他并不心軟，直到日本逐步蠶食華北，他才開始反思“對內”與“對外”的優先級。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南京高層掀起大辯論：是繼續剿共，還是暫時停戰一致抗日？多數情報人員天然排斥合作，但張沖在討論會上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場——繼續內斗就是幫日軍省子彈。這種表態讓他一度被保守派視為“另類”，卻贏得了張治中的注意，于是被委派去同中共方面密聯，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探路。

1937年初春，南京梅園新村辦了一場小規模宴會，蔣介石、宋美齡、周恩來等人都在座。周恩來主動與這位中統干將寒暄，兩人并肩碰杯，拍照時甚至并排站在鏡頭中心。那張舊照片后來被研究者反復放大，細節證明：至少在抗戰初期，張沖已被認定為“愿意談、能辦事”的稀缺資源。

為了驗證自己的判斷，同年6月他只帶兩名警衛就奔赴延安，行李簡單，一部萊卡相機加兩盒膠卷。窯洞里點著清油燈，戰士們袖口補丁摞補丁，但每個人談國際形勢都頭頭是道。這番沖擊讓見慣南京洋樓的他徹底改觀，他在給友人的電報中寫道：陜北的燈火不會熄滅，中國也不會滅亡。

從1938年到1944年，他反復在重慶、延安之間跑腿傳信，既帶回文件，也口頭轉交雙方元首級領導的最新意見。自此，張沖對于周恩來的評價不斷上升，同僚們常打趣“過去不是死對頭嗎”，他只笑一笑不作回應。

1941年夏天，重慶《時事月刊》舉行茶話會，有記者追著問他和周恩來到底是什么關系。張沖端起茶盞說了八個字：“愿學岳飛，不做秦檜。”這一句成了當場的“金句”，既表達了對周恩來的敬重，也暗示自己絕不愿陷入賣國者的位置，輕輕巧巧便把敏感問題化解。

抗戰勝利后，國共和談又起波折。張沖依舊傾向和平，可局勢已非個人能左右。1949年春，他先被調往臺灣，旋即因理念不合辭官赴港，潛心研究俄語文獻，對外公開批判“內耗思維”，在當時的右派圈子里并不多見。

1969年4月，張沖因心臟病在香港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訃告傳到北京，周恩來立刻囑托駐港機構轉送花圈，并親筆寫下一幅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九個字沒有一點客套，卻把三十余年風云情誼交代得干凈利落。那副挽聯后被原件收藏于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

值得一提的是，張沖病重前仍筆耕不輟，他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嘗試梳理1911至1945年間的和平努力，手稿扉頁只寫“張子野”三字，沒有任何官職。文章結尾提出疑問：邊疆與海島何時能夠真正同安？這份稿件后被朋友整理進《近代中國和平努力小史》，印數雖不大，卻常被研究者引用。

張沖與周恩來，一個在情報系統縱橫，一個在革命洪流搏擊。立場未必一致，卻能在國家危亡關頭求同存異，這也是那句“愿學岳飛，不做秦檜”之所以流傳的根本原因。風云翻卷的年代里，衡量一位政客或特工的尺度往往不止于手段高低，更在胸中有無“民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