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去世后，廖靜文給毛主席送一幅畫，毛：如有困難請告之為盼

1953年10月26日，北京的天空灰蒙蒙，協和醫院二層東側病房內，56歲的徐悲鴻靠在枕頭上，雙眼依舊清亮。陪在床邊的廖靜文低聲勸他歇息，他卻執意讓人把畫架搬到窗前，還剩幾筆未收的駿馬不完成，他不甘心。兩天后，畫架還在那里，主人卻永遠停下了畫筆。

出殯那天，先生的好友、學生、熟識的報界、軍界人士擠滿八寶山公墓的道路。送靈的人群里，廖靜文抱著卷筒狀的畫軸，像抱著最后一根救命的木板。僅八年的夫妻情分，在這一刻被巨大的寂靜碾壓，壓得她快要喘不過氣來。

回到北海后海的寓所，她強撐著把遺物分門別類：手稿、信札、古畫、印章、未發表的藝術講義……夜深人靜，翻到那幅氣勢奔騰的《奔馬圖》。下方一行小字，徐悲鴻留了注：“擬呈毛主席，以志景仰。”潦草卻堅定。廖靜文怔住，明白了丈夫最后的囑托。

要不要送？送給誰？怎么送？她沒把問題拖太久。那年11月，她托老同學楊騷當中間人，將作品仔細包好，用木箱護住框角，貼上“鏡片易碎”字樣。箱子沿著南下的鐵路顛簸，最終停在中南海新華門外。

12月13日，田家英敲開了北大臨湖軒教室的門。那天廖靜文正聽段成桂講《美學概論》，被叫出去時，她心里“咯噔”一下：是不是畫出了差錯？走進校長辦公室，田家英遞過一封淡黃色信箋，只簡單說了一句：“毛主席托我轉交。”廖靜文微微顫抖，展開信紙。信上寫著：“靜文同志……如有困難，請告之為盼。——毛澤東。”

短短二十八字，字跡遒勁，語氣平和。她紅了眼圈，還是搖頭婉拒了田家英口中的“領袖關照”。“孩子我自己養，先生的心愿我會辦好。”她抹去淚水，說話卻格外穩。田家英點頭，沒有多勸，只留一句：“主席讓我一定帶話，他相信你能撐住。”

撐住談何容易。兩個孩子還小，生活費、學費、房租層層疊疊。廖靜文白天在北大旁聽課程，晚上到人民美術出版社抄稿、謄清圖版說明，燈油味和墨香混著寒氣，常常一干到凌晨兩點。疲憊至極時，她想起那封信里“困難”二字，咬牙扛了過去。

毛主席對徐悲鴻的敬意并非偶然。早在1949年2月徐悲鴻北上參加華北文藝座談，兩人在西苑迎賓館第一次碰面。毛主席稱呼他“徐老先生”，并認真聽他講中國畫教育的弊病。會后，主席親自把徐悲鴻送到院門口。據當時隨行的李可染回憶，兩人邊走邊談，足足多出了十五分鐘。“領導尊重學問，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幕。”李可染說。

時間再往前推，1942年冬，桂林。那時候徐悲鴻已是有名氣的大畫家，卻被一個面試圖書管理員的少女吸引。廖靜文拿到“100分”的卷子那天，還不知道考官就是自己日后要共擔風雨的人。八年夫妻路，外界議論年齡差、舊債、疾病，她都接了。徐悲鴻半開玩笑地感慨：“若我少十年，你大十歲就好了。”她沒回答，低頭握住他的手，答案早寫在行動里。

徐悲鴻走后，關于畫作歸屬、債務清算、紀念設施的申請，種種麻煩接踵而來。她幾乎天天往文化部、北京市園林局、財政部之間跑，提著那只舊公文包。1972年10月，廖靜文鼓足勇氣給中央寫信，請求籌建徐悲鴻紀念館。很快，她收到了批示：“可議，可辦。”第二年，周總理派人攜帶親筆信登門，囑咐有關部門全力配合。

文件有了，但經費、場館、人手都要一點點湊。廖靜文笑稱自己“像推磨的牛”，不知來回轉了多少趟。1983年，他倆共同夢想的小樓終于在新街口大街落成。館門口立著一尊青銅像，徐悲鴻微微前傾，似乎還在凝視畫布。開館剪彩的那天，下了小雨。從人群后排擠出來的老工友李毅湊過去：“靜文，你做到了！”廖靜文沒回頭，只把雨傘向前遞了些，算是回答。

她晚年常說，徐悲鴻留給自己最珍貴的，不是價值連城的畫，而是那封以“同志”相稱的信箋。同樣的態度，后來也給了所有愿意為國家投身藝術的人。正因如此，“奔馬”掛在中南海豐澤園客廳，幾十年間幾任首長搬遷都沒挪動過位置。每逢有外賓參觀，講解員都會介紹那句題款——“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故事到這里并未結束。廖靜文把孩子撫養成人，兒子徐慶平研究敦煌壁畫，女兒徐芳芳鉆研博物館運營。有人問她最滿意的事是什么，她思索片刻：“先生想要我做的，我差不多都做到了。”語氣平靜，不帶一絲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