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贛江岸邊的臨時指揮部燈火通明。戰事正緊,情報參差,一封自上海輾轉而來的薄信卻被送到毛澤東案頭。拆開一看,是蕭子升的熟悉筆跡,寥寥數語,皆勸其“慎用暴力,以文化改良為先”。毛澤東放下信紙,自語道:“子升還是那一套。”身旁警衛聽見,也只能默默退出。短短幾行字,牽出兩位“湘江三友”十三年的同行與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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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往回撥到1915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里,新來的史地教員楊昌濟常以“仁、義、勇”勉勵學生。他最欣賞的三名弟子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蔡和森,另一個便是蕭子升。毛、蕭初見并不轟烈,只因一張借書條:蕭子升要查司馬遷,毛澤東要看荀子,兩人相對一笑,便開始了連綿數年的讀書論政。之后常見的場景是:冬夜燈下,兩人圍爐,一壺淡茶,議論救國之道直至雞鳴。
1917年暑假,兩位窮學生突然決定“行萬里路”。他們背著簡單行囊出湘鄉、過寧鄉,遇學舍便求宿,遇豪紳便貼春聯換餐食。那趟“游學”既鍛煉體魄,也磨出兩人迥然的世界觀。一次夜宿密印寺,小雨淅瀝,主持與二人徹夜長談佛理及國運。臨別前,老和尚戲問:“愿否留寺清修?”蕭子升笑而辭,主持隨口一句:“他日恐難歸里。”此言平常,卻在多年后成了某種暗合命運的預告。
1918年4月,新民學會在長沙悄悄成立。發起人共有十三位,推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分列干事。兩人當時的關系,用毛澤東在信中常寫的開頭“日來思念甚殊”來形容最貼切。不過學會內部的氣氛并不平靜,究竟是改良還是革命,爭論此起彼伏,蕭子升、毛澤東往往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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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子升推崇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他相信社會可以靠“自治”與“互助”慢慢進步。毛澤東則受民族危亡刺激,認定只有激烈斗爭才能換得新生。一次討論里,毛澤東判斷地說:“若等自發覺悟,中國要浪費千年!”蕭子升不甘示弱:“那我便耐心等上千年。”這一來一回,口吻平靜,立場卻已南轅北轍。
1919年,蕭子升赴法勤工儉學,啟程那天毛澤東送至江邊。船要開了,蕭子升隔舷招手,高聲道:“早晚巴黎再見!”毛澤東沒有回應,只將一本《共產黨宣言》塞進對方行囊。那一別,成了分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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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借李大釗的幫助系統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夏,他南下長沙,組建俄羅斯研究會,成立文化書社,緊接著與陳獨秀商談建黨事宜。12月,他寫信給遠在法國的蔡和森與蕭子升,明確表態“共產主義不唯可行,且勢在必行”。蔡和森回信贊同,并建議黨名就叫“中國共產黨”;蕭子升回函卻堅決反對,理由仍是不愿見“新暴力”。
1921年初,新民學會長沙會議,絕大多數人倒向布爾什維克路線。會后至武漢的江船上,毛、蕭最后一次長談。夜深船靜,兩人擠在硬板鋪上還在辯論。蕭子升突然問:“三十年真夠嗎?”毛澤東答:“若干百萬農民覺醒,一朝即可。”船到漢口,蕭子升借口“替友辦事”上岸,未再登船。七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作為代表出席;蕭子升則轉往廣州,再回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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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十余年,兩人書信偶有往來。1930年楊開慧被捕,蕭子升越洋求情,卻未奏效。抗戰爆發后,蕭子升在重慶周旋于政界與學界,仍主張“文化救國”,與毛澤東的道路越走越遠。1951年,他定居烏拉圭,直到1976年病逝。那封1930年的“慎用暴力”信,成了他們思想裂痕的最后見證。
回顧兩位“湘江三友”的不同軌跡,外在環境、個人氣質與理論選擇交織其間。蕭子升看重漸進、反對強權;毛澤東相信階級、強化組織。時代需要怎樣的路徑,歷史已給出答案。但在青年時代,同游同寢、互借古籍的情分并未被完全抹去,只是被沉重的理想各自折射。有人說,革命者與改良派的距離,不在學校課堂,而在血與火的試金石。毛澤東與蕭子升的分道,恰是這一規律的生動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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