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作家千千萬，毛主席唯獨偏愛蕭軍，毛主席：蕭軍值得交往

1957年2月的一天清晨，中南海雪未融，警衛員送來一摞新印出的《過去的年代》。毛主席翻開扉頁，提筆寫下“蕭軍同志 印行可期”七個字，又用紅筆圈出幾處排版小誤。秘書好奇，輕聲問緣由。毛主席笑道：“這人脾氣橫，卻有真氣，值得幫。”

出版社敢于壓稿五年，卻擋不住這道批示。消息傳開，文藝圈議論紛紛：在眾多作家里，毛主席為什么單拎蕭軍？要弄清此事，得把時針撥回到17年前的陜北。

1940年7月，延河兩岸正是最熱的時候。窯洞里悶得人喘不過氣，蕭軍卻偏愛在午后寫作，他說小米粥上來的那一刻最能激發憤慨。連日高溫沒磨平他的火勁，他向張聞天連遞三次意見，抱怨伙食、煙卷、等級，一條也沒放過。最后一句更直：“我要親自和毛主席談！”

這口氣，在延安傳得很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并未把它當成冒犯。7月17日晚，他讓胡喬木帶話：“明日上午十時，請蕭軍來坐。”蕭軍拎著半包土產旱煙準點出現，窯洞里很暗，他一眼看見毛主席桌上也是兩塊窩頭。短暫寒暄后，話題直奔魯迅。毛主席隨手背出《而已集》中的句子，說“魯迅也是刀子，把舊社會剖開給人看”。蕭軍聽得驚訝，沒想到這位領袖對魯迅作品如此熟稔。

那天談到深夜。臨別時毛主席說：“有意見盡管提，但別急，刀要磨才快。”蕭軍回窯洞路上踩碎月光，自言自語：“這哥兒們，我服。”

蕭軍出生于1907年遼寧下碾盤溝村，家里盼他當官，他卻先去當兵練武，后來拿筆揭露軍閥黑幕。處女作《深夜》在《盛京時報》刊出，筆名“三郎”。不久《八月的鄉村》大獲好評。才氣有了，脾氣更大，不滿就吼，朋友因此敬而遠之。1936年與蕭紅聚散匆匆，婚姻留下裂痕，這段往事令許多同行對他搖頭。

毛主席卻不做道德評判，他在意的是作品鋒芒與人格真誠。1941年秋，延安文協開會，周揚發表《文學與生活漫談》，批評現實批判文學。蕭軍火冒三丈，與艾青、羅烽聯名寫反駁稿，《解放日報》退稿。蕭軍憤而找毛主席：“不給登，我就單頁油印散發！”毛主席放下手中文件，笑著遞杯茶：“文章給我一份，我來做你的‘同盟軍’。”幾天后，稿件在《文藝月報》全文刊發，版面旁邊附上一行小字——“謹供討論”。文協眾人心知：這行字的分量，很重。

如果說延安歲月奠定了兩人交往的基石，抗戰勝利后的一次偶遇則讓這份情誼升溫。1945年9月，重慶談判結束返延途中，毛主席路過西安，臨時加一程——為的是見因病停留當地的蕭軍。談不上公務，只是純粹問候。警衛員記下細節：見面時毛主席先詢問病情，然后要書記員找來當地報紙，請蕭軍點評版面。短短一小時，滿屋都是紙張的沙沙聲。毛主席起身前，說了一句：“好好寫，有知識分子在，天下就能平。”

進入新中國，蕭軍名聲不比往昔，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再版受阻，他慣性發火，信紙上寫滿感嘆號寄給毛主席。1954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到中央辦公廳轉來批示：“此書照準付印。”蕭軍得知后沉默良久，只說一句：“欠他一壺酒。”

性格難改。1955年初春，他因爭稿費與編輯在北新橋茶館拍桌子，傳到毛主席耳邊。主席批道：“蕭軍仍須磨棱角，但心正。”隨后讓文化部官員做調解。魯莽與真誠，在他身上就是擰成一股繩。毛主席欣賞的，恰恰是這根不肯打折的筋。

兩人通信多而見面少。現存檔案統計，自1940年至1957年，兩人書信往來23封，單獨談話15次。信里常見文學話題，偶爾夾雜對時局的思考，但幾乎不觸及個人恩怨。蕭軍曾在信末附上一句帶笑意的小請求：“主席若有閑墨，請賜‘狂士’二字。”毛主席回條里只寫了“立誠”兩字，算作回應。蕭軍珍而重之，鐫在書桌正上方。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非只厚愛蕭軍。柳亞子得贈《蝶戀花·答李淑一》手稿，張恨水收到主席親筆信，都屬文人間的惺惺相惜。可在親密程度上，無人能及蕭軍。胡喬木曾對人說：“主席像拉小弟弟一樣拉著他，旁人插不上嘴。”

有人疑惑，領袖繁務纏身，為何要花心思調節一名作家的情緒？答案或許藏在毛主席一再提起的“文藝和戰士都是力量”。他看重的，是筆鋒可以直指人心，是作家的坦蕩能照亮時代。蕭軍的缺點固然刺目，但不妨礙那股鋒利為大眾所有。

1958年以后，蕭軍話漸少，偶爾寄出新作，也少了往昔的怒氣。他在日記里寫下這樣一句：“世人謂我魯莽，唯大哥肯寬我。”這大哥，自然是毛主席。1960年冬，蕭軍捧著《毛澤東詩詞選》，在頁邊寫滿圈點批注，再也沒有寄出去。他對友人說：“這回不勞煩他了，讓他歇歇。”

時間終會掩去聲響，但一張又一張泛黃信箋仍在檔案柜靜靜躺著。它們記錄了一個領袖與一位急性子作家的來往——沒有曲折傳奇，卻真實地告訴后人：火爆與寬廣相遇，會形成怎樣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