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李向安：認罪認罰制度有損客觀公正

文｜孫玉良

“效率不能以犧牲公正為代價，簡化程序不應模糊是非邊界。”近日，在與知名律師李向安交談時，他對當前刑事訴訟中廣泛適用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深刻反思。李向安指出，這項旨在提升司法效率的制度，在實踐中卻可能侵蝕著刑事訴訟的根基——以審判為中心的客觀公正原則。

自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正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來，該制度因其在緩解“案多人少”矛盾、快速化解社會糾紛方面的顯著效果，得到司法系統的大力推行。數據顯示，近年來適用該制度審結的案件已占公訴案件總量的相當比例。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通過鼓勵被追訴人自愿認罪、接受處罰，換取程序簡化與量刑優惠，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

然而，李向安律師犀利地指出，在這一“控辯協商”的框架下，司法公正的天平正面臨被架空的危險。“當定罪量刑的關鍵從法庭上的證據對抗與事實查明，前移至審查起訴階段的‘辦公室協商’，審判的中心地位便被實質性削弱了。”他強調，檢察官在協商中同時扮演著追訴者與量刑建議者的雙重角色，其主導地位可能擠壓辯護空間，使得“自愿認罪”的真實性與明智性存疑。

實踐中，某些案件暴露出的問題印證了這一擔憂。個別被告人因信息不對稱、對法律后果的誤判或來自盡快結案的壓力，可能在未充分理解或在不完全自愿的情況下選擇認罪。而一旦達成認罪認罰協議，法庭審理往往流于形式，法官對案件事實與證據的實質性審查功能萎縮，難以有效發揮糾正錯誤、防范冤假案件的最后防線作用。李向安警告：“當‘協商’取代‘審判’，‘合意’覆蓋‘查明’，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一場庭審，更是對客觀真相不懈追求的司法精神。”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我國近年來司法改革的核心命題之一，其要義在于確保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然而，認罪認罰制度的泛化適用，在某種程度上與此目標形成了張力。李向安分析，在大量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法庭調查與辯論被極大簡化，證人、鑒定人出庭率進一步降低，證據的當庭出示、質證環節被書面審查所替代。法官的裁判重心，從獨立判斷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應處何刑，偏移至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與“合法性”，這導致法庭本應具備的糾錯機制與權利救濟功能被弱化。

“審判的實質化，要求法官直面證據、親歷聽審、獨立裁斷。”李向安指出，“若因被告人認罪而省略了對證據鏈條是否牢固、事實是否清楚的嚴格審視，實則是將檢察環節的認定結論直接‘背書’為判決。這無異于將訴訟的‘中心’從法庭拱手讓出，使審判淪為對審前合意的確認程序。”

針對當前困境，李向安并非主張簡單廢除認罪認罰制度，而是呼吁進行系統性調整與糾偏，使其回歸輔助性、例外性的定位，真正服務于公正前提下的效率提升。他提出若干改革路徑：首先，必須強化并實質化對認罪“自愿性”、“明知性”與“真實性”的司法審查。法官應超越形式審查，建立更為精細的審查機制，尤其在重罪案件中，不能因被告人認罪而降低證明標準。其次，必須充分保障被追訴人，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有效辯護權。確保律師或辯護人能夠提供實質法律幫助，而非“見證式”在場。再次，應嚴格限制認罪認罰制度的適用范圍，對于可能判處重刑、案情復雜或存在重大爭議的案件，應慎用乃至不用，堅持通過完整的庭審程序查明真相。最后，司法績效考核應擺脫“適用率”的片面導向，杜絕為追求數字而誘導或變相強迫認罪的現象。

“公正，是司法的靈魂與生命線。”李向安稱，“任何制度的創新，都應以夯實公正為根本旨歸。回歸以審判為中心，不是對效率價值的否定，而是為了構筑一個更堅實、更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公正體系。唯有當每一份有罪判決都歷經法庭的嚴肅檢驗，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才能在人民心中真正樹立。”

在追求社會治理效能與司法現代化的今天，李向安的警示如同一記清醒的鐘聲。如何在繁簡分流與權利保障、效率提升與公正堅守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不僅是立法者與司法者的課題，更是關乎每個人對法治社會信心的時代考題。回歸審判中心主義，或許正是這份答卷不可或缺的破題之鑰。

（李向安律師：以無罪辯護、刑民交叉、替人翻案著稱于法律界，已成功辦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綜合素質能力。其“弘揚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為人宗旨，贏得社會廣泛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