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不予立案背后的十六年困局

簽名真偽、履職效率、違規建房，糾紛如何層層升級？

2009年5月19日，江蘇灌云縣居民李先生家中失竊，價值200余萬元的票據及相關資料不翼而飛。誰也未曾料到，這起看似簡單的失竊案，在隨后的16年間竟逐步牽扯出刑事定性分歧、簽名真實性爭議、土地使用糾紛及多輪信訪協調難題，最終演變為橫跨兩代、牽涉多個部門的復雜事件。

據李先生陳述，2009年案發后他當即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灌云縣四隊派出所隨即介入調查。當年6月，涉案人員承認取走了資料，經查確認這些資料為產權房共有資料，后續被用作解決債務糾紛的證據。但令他困惑的是，被取走的票據和資料始終未能追回，公安機關也始終未出具正式處理結論。

經過長達12年的反復溝通與追索，2021年3月25日，四隊派出所終于向李先生出示了相關結論文件。然而這份遲到的結論非但未能平息爭議，反而引發了新的矛盾。李先生表示，他多次要求查看文件上報案人的簽名及手印原件，均被對方拒絕，對方僅向其出示了一份接收通知單，而該通知單上的簽名同樣被指偽造。李先生稱其妻子去進行筆跡鑒定，當時已確認文件上的簽名為偽造，但此后相關部門對這一結論始終不提不問，每次他要求拍照、復印文件留存核對，對方就用接收通知單搪塞過去，始終剝奪他合法的核對與留存權利。李先生對文件上報案人的簽名、手印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系他人偽造，同時表示派出所拒絕其對該文件進行拍照、復印，剝奪了其核對留存的權利。

2021年11月18日，灌云縣公安局正式下達《不予立案通知書》，以“無犯罪事實”為由駁回了李先生的立案申請。此后，李先生先后向縣公安局申請復議、向連云港市公安局申請復核，均收到了“維持原決定”的結果。2022年1月，他又向灌云縣人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同年12月，檢察院出具《立案監督審查通知書》，明確該案屬“經濟糾紛”范疇，不符合刑事立案條件。

不予立案通知 圖一 （李先生提供）

檢察機關經調查核實明確，失竊資料實為李先生與吳某合伙開發小產權房的共同資料。因雙方存在債務糾紛，2009年5月19日，吳某家屬姚某持鑰匙進入李先生家中取走資料，用于通過訴訟途徑解決債務糾紛，而相關債務案件已由地方法院審理并執行完畢。這一核查結果，也成為后續司法程序維持“不予立案”決定的核心依據。

審查回復 圖二 （李先生提供）

但李先生始終堅持文件簽名系偽造，認為這一核心問題直接導致后續復議、復核、立案監督等所有程序喪失了公正基礎，對整個處理結果不予認可。同時，案件陳述中也證明，姚某在家中無人時，私自取走資料，但地方卻不認可盜竊事實。對于“經濟糾紛”的說法，李先生方并不認可。針對這一質疑，灌云縣公安局在2025年8月14日出具的《關于李先生反映問題的回復》中明確回應，該案經復議、復核、立案監督等法定程序層層核查，均維持不予立案決定，不存在通過偽造材料規避立案的情況。

地方回復 圖三 （李先生提供）

此外，從2009年報案至2021年首次獲得正式《不予立案通知書》，長達12年的處理周期，也是李先生反復反映的重點問題。李先生認為相關部門在案件處理中存在履職拖沓、效率低下的情況，而正是這一拖延與消極處理，直接導致其后續維權陷入被動局面，權益受損范圍持續擴大。

隨著時間推移，這起歷史遺留問題更與現實土地權益深度綁定。李先生表示，由于失竊的《土地轉讓權合同》等核心資料未能追回，他始終無法有效主張相關土地的合法使用權益，這也間接導致他人在爭議土地上擅自建設房屋的情況發生。2025年12月，李先生向信訪部門提交材料反映問題，唐某、林某等人已在爭議土地上建造了4間三層樓房、7間平房（部分已售出），還擅自拆除了30戶業主共用的化糞池。2025年5月，李先生就此報案后，涉事地正在建設的3間樓房被暫停施工，但爭議土地的權屬認定、違規建設處理等核心問題仍未得到實質性解決。

2025年6月，在李先生的進一步反映下，四隊派出所領導人員介入協調，從取走資料的涉事方取回了《土地轉讓權合同》和居委會《證明》的復印件，但資料原件仍未能取回。

證明與轉讓合同 圖四、五 （李先生提供）

證明與轉讓合同 圖四、五 （李先生提供）

在司法程序未能達成訴求后，李先生轉而通過信訪渠道表達主張。2023年4月，他向省級巡視組反映情況，相關事項交辦后未取得預期進展；2024年4月、7月，他兩次向江蘇省級部門申訴，回復仍為維持原不予立案決定；2025年4月，其妻子赴公安部反映情況，卻被認定為擾亂秩序，被當地執行部門傳喚。

2025年及2026年間，李先生及妻子多次嘗試赴京反映情況，均被攔截并傳喚返回。灌云縣公安局出具的《傳喚證》顯示，傳喚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理由為“涉嫌擾亂單位秩序”。

傳喚證 圖六 （李先生提供）

對此，李先生對相關處置行為存有極大異議。他稱，2025年7月9日，身患肺癌且剛做完手術的他在豐臺站被攔截時，對方不顧其身體狀況進行推搡，并強行索要病歷，直至妻子報警才得以脫身。而地方機關在回復中則明確，相關傳喚行為均依法依規進行，未超過法定時限，程序合法合規。

2025年6月26日，李先生稱灌云縣地方公安局口頭告知兩項處理意見：一是通過經偵部門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解決剩余糾紛；二是禁止其越級上訪。這一意見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分歧，讓矛盾陷入僵局。

截至2025年12月，該案在法律程序上已形成閉環：縣、市兩級公安機關的不予立案決定經復議、復核確認，檢察機關立案監督也維持了“經濟糾紛”的定性，刑事立案路徑已完全窮盡。李先生提出的“追究相關人員責任”、“追究取走資料人員責任”、“賠償207.128萬元損失”三大訴求，均未獲得支持。

目前，李先生仍對公安機關的履職情況持異議，拒不接受“經濟糾紛”的定性，持續通過信訪渠道表達訴求。這場跨越16年的糾紛，已從最初的資料遺失爭議，逐步演變為程序公正爭議、信訪秩序規范與土地權屬糾紛交織的局面，其最終解決仍需多方協同協調、依法疏導化解、積極處理問題、保障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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