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元的余債與90萬元的封口費：一個中國兒子的“不識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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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黃振揚。）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司法邏輯里有一種奇怪的自尊心——承認錯誤被視為一種軟弱，而不是一種勇敢。為了掩蓋一個錯誤，往往需要犯下十個新的錯誤來圓謊。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Review

這是一場跨越整整四十年的荒誕悲劇。

1984年，湖南桂東縣郵電局職工黃振揚，為補貼家用充當“中間人”，幫福建客商尋找錫錠貨源。因生意需要，他在合同上蓋了一枚遮擋了“食堂專用”字樣的公章。

生意最終沒談成，黃振揚退還了絕大部分貨款，僅余1900元差額。然而，這樁典型的合同糾紛在1986年被定性為詐騙罪，黃振揚獲刑十年。

這十年牢獄徹底摧毀了他的人生。

出獄后，黃振揚申訴半生，直至2017年抱憾離世，臨終囑托兒子黃梟騰繼續申訴。2025年，面對兒子漫長的上訪，當地給出了90萬元的“和解方案”，條件是息訴息訪。黃梟騰斷然拒絕，堅持要一個清白。2025年10月，湖南省檢察院終于受理申訴。

（關聯報道詳見網易號“法經社”）

1、1984年的那枚公章

有些人的命運，是被時代的車輪碾過去的；而有些人的命運，是被一枚食堂的公章蓋住的。黃振揚顯然屬于后者。

如果把時間倒回1984年，那是一個空氣中都躁動著荷爾蒙與金錢味道的年份。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吹起來，還沒吹散所有的嚴寒，但足以讓一部分人心癢難耐。

那一年，王石還在深圳倒騰玉米飼料，牟其中正準備用罐頭換飛機，全中國都在談論“萬元戶”。而在湖南桂東縣，35歲的郵電局職工黃振揚，看著家里漏風的老宅和病故的母親，決定也去“海”里游兩圈。

他干的事兒，在今天叫“資源整合”或者“供應鏈咨詢”，在當年湖南土話里叫“提籃子”。

福建人張世明要錫錠，黃振揚說我能找到。為了讓這筆生意看起來“正規”，也為了滿足對方款項必須進“國營單位”的死板規定，黃振揚動了點小聰明——

他在合同上蓋了個章。這個章充滿了黑色幽默，是“桂東縣法院食堂專用章”。他把“食堂專用”四個字遮住，看起來就像個正經公章。

這一遮，遮住了他接下來四十年的光陰。

生意后來黃了，貨不對板，買賣不成仁義在，錢得退。黃振揚退了53.5萬元，最后剩下一千九百塊錢沒退清。按照正常的商業邏輯，這叫債務糾紛；按照今天的法律常識，這叫合同違約。但在1986年的桂東縣，這叫詐騙。

當地法院的邏輯極其“硬核”：你是國家職工，你沒營業執照，你用了假公章，雖然你退了絕大部分錢，但你就是詐騙。那個年代的法律條文像是一張粗糙的漁網，不管你是鯨魚還是蝦米，只要掛在網上，就是死魚。

十年有期徒刑。

五十四萬的流水，一千九百塊的尾款，十年的自由。這個匯率，大概只有在那個魔幻的年代才算得通。那枚被遮住的“食堂”二字，像一個巨大的隱喻——在那個草莽時代，權力和法律有時候就像食堂的飯票，想怎么蓋，就怎么蓋。

2、誰在制造“詐騙犯”

中國的法治進程，往往是由一個個具體的、甚至是荒誕的個案推動的。但對于當事人來說，成為這個歷史進步的“代價”，實在是太過沉重。

黃振揚是個老實人，老實到有些執拗。他在牢里表現良好，減刑兩年半，1993年出獄。出獄那天，兒子黃梟騰看到父親站在廚房看母親做飯，弟弟天真地問了一句：“哥，這是誰？”

這一幕，比任何煽情的電影都要殘忍。對于一個父親來說，被社會性死亡已是酷刑，被親生骨肉遺忘則是凌遲。

從那天起，黃振揚就活在一個任務里：證明自己不是騙子。他找遍了能找的所有部門，寫了無數封信。

那個年代的申訴，基本靠腿和筆。他甚至得到了時任郴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批示，但批示在某些堅硬的現實面前，不過是一張輕飄飄的紙。

最諷刺的是什么？是那個所謂的“受害人”張世明。早在1986年，張世明就說：“沒發現他有詐騙目的，也沒想到他會詐騙?！?/p>

受害人覺得不是詐騙，被告人覺得不是詐騙，只有法官覺得是。這種“我覺得你冷你就冷，我覺得你騙你就騙”的司法父愛主義，在那個年代并不罕見。

甚至在2009年，案子曾有過一絲轉機，郴州中院決定再審。一位叫朱培立的教授站出來說，只要查清冤情，足以判無罪。

但就像所有經典的懸疑片一樣，總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關鍵時刻按下暫停鍵。再審結果：維持原判。

朱培立教授后來那句“如果沒有內部人員干擾，絕對不會是這個結果”，至今聽來仍讓人脊背發涼。這個“內部人員”是誰？

這四個字背后，是多少不可說的權力置換？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為了維護當初那個草率判決的“面子”，司法系統不得不透支幾十年的公信力作為“里子”。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司法邏輯里有一種奇怪的自尊心——承認錯誤被視為一種軟弱，而不是一種勇敢。為了掩蓋一個錯誤，往往需要犯下十個新的錯誤來圓謊。于是，黃振揚的案子就這樣被一層層地“蓋”住了，就像當年那枚被遮住的公章一樣。

3、九十萬的“封口費”與昂貴的尊嚴

時間來到了2017年。黃振揚沒能等到他的清白，他帶著“詐騙犯”的帽子進了棺材。臨終前，他拉著兒子的手說：“我的案子，你還是要幫我努努力?！?/p>

這不是遺囑，而是一個死不瞑目的靈魂，對生者下達的最后指令。

黃梟騰接過了這個接力棒。如果說父親的申訴是為了生存的尊嚴，那么兒子的申訴，則變成了一場現代版的“秋菊打官司”，一場個人意志與龐大系統之間的拉鋸戰。

2025年，故事的高潮來了，帶著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

隨著黃梟騰不斷申訴，不斷在各個部門之間穿梭，當地有關部門終于坐不住了。他們給出了一套極具現代維穩智慧的解決方案：

給錢。

90萬元。

條件只有四個字：

息訴息訪。

這筆賬算得很精明。四十年前，他們判你有罪，是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四十年后，他們給你錢，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在他們的邏輯閉環里，正義是可以定價的，冤屈是可以買斷的，尊嚴是可以折現的。

對于一個普通縣城的家庭來說，90萬不是小數目。它足以改善生活，足以讓死者入土為安，讓生者過上好日子。這筆錢，像是系統對這個頑固家庭的一次“招安”。

但黃梟騰拒絕了。

他在聽證會上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當年跟我父親合伙做生意的人都還健在，有本事你們把他們也抓去坐牢，這樣我就息訴息訪。你們就給我父親一人定罪，這不是欺負人嗎？”

這句話里，不僅有憤怒，更有一種看透了游戲規則后的嘲弄。

他拒絕的不僅僅是錢，他拒絕的是那種“把你當麻煩解決掉”的傲慢。他要的不是錢，是那個把“食堂公章”當成“詐騙罪證”的荒謬邏輯被推翻，是那張寫著“無罪”的判決書，是他可以燒給父親的一紙交代。

這讓人想起電影《我不是潘金蓮》里的李雪蓮，所有人都不理解她為什么為一個假離婚折騰那么多年。其實道理很簡單：有些事，不是錢能解決的。你用錢來解決，就是在侮辱我受過的苦。

4、為什么我們還需要“不識時務”的人

有人說黃梟騰傻。人都死了，爭那個名分有什么用？拿著錢，過好自己的日子不好嗎？

在功利主義盛行的今天，黃梟騰確實是個異類。他像個堂吉訶德，對著巨大的風車沖鋒，哪怕遍體鱗傷。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穩定因素”，是“偏執狂”，是“不識大體”的刁民。

但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悲哀的地方：我們已經習慣了用利益來衡量一切，甚至包括正義。

我們習慣了“花錢消災”，習慣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習慣了在面對龐然大物時低下頭顱。所以，當黃梟騰站直了腰桿說“不”的時候，我們感到的不僅僅是敬佩，更是一種羞愧。

黃梟騰拒絕的那90萬，實際上是為我們所有人守住了一條底線：有些東西，是不能交易的。真相不能交易，清白不能交易，法律的尊嚴更不能在私下的談判桌上被討價還價。

如果所有人都接受了“給錢就閉嘴”的邏輯，如果所有人都默認了“權力永遠正確，錯了也是對了”，那么下一次，當荒謬的公章蓋在我們自己頭上時，我們將無處喊冤。

我們常說，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這句話聽起來很美，但經不起推敲。對于黃振揚來說，正義已經缺席了他的一生。遲到的正義，對于死者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僅在于撫慰生者，以及修補那個千瘡百孔的規則體系。

如今，湖南省檢察院終于受理了申訴。這是四十年來的第一次實質性突破。律師說，這案子很簡單，就是把合同糾紛當刑事犯罪辦了。放在今天，這可能連立案的標準都達不到。但在當時，它卻毀了一個家庭的三代人。

如今的司法環境確實在變好。最高檢在糾正行政爭議，黑龍江、江蘇等地都在糾正冤假錯案。我們看到了系統自我修復的努力，這值得肯定。

但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為什么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糾正起來需要耗費兩代人的青春？為什么一定要等到當事人把事情鬧大，甚至等到拒絕了巨額賠償之后，轉機才會出現？

如果不是黃梟騰的死磕，如果他接受了那90萬，這樁冤案是不是就永遠沉入海底，成為檔案室里一份發黃的、永遠“正確”的判決書？

2026年的風，再次吹過湖南桂東的山頭。黃振揚的墳頭草大概已經青了又黃。那份遲到了四十年的判決書，還在路上。

我們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會是如何，但我們知道，當黃梟騰拒絕簽字拿錢的那一刻，他已經贏了。他贏回的，不僅僅是父親的名譽，更是一個普通公民在龐大機器面前，挺直腰桿說話的權利。

在這個聰明人太多的世界上，感謝還有黃梟騰這樣的“傻子”。他用四十年告訴我們：哪怕只剩1900塊的“罪證”，哪怕面對90萬的誘惑，是非黑白，依然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

那枚遮住“食堂”二字的公章，最終沒能遮住人心。